这就是新教徒起义的最大悲剧，它无法从大部分支持者的庸俗理智中脱离出来。结果，西部与北部的人并不像所期望的那般获得长足的进步。宗教改革运动没有产生那个所谓从不犯错的人，却贡献了一本据说是完美无瑕的书。没有出现了一个拥有无上权利的执政者，却涌现了千千万万个小当权者，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范围里作为领袖。它没有将基督世界一分为二，一半是统治者的，一半是非统治者，一半是真正的信徒，一半是异端之人，而是产生了不计其数个有意见分歧的小团队，相互满意共同的地方，还对那些与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充满仇视。它并未建立宽容的统治，而是依照早期教会，一旦得到权力，凭借数不清的宗教手册、教旨与忏悔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于是公然宣战，对不赞同他们社团的官方教义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击。不过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思想发展中，这是避免不了的。要形容像路德与加尔文那般领袖的勇气，仅有一个词，说起来十分吓人：巨大无比。德国边远地区有一所潮汐大学，那儿的一位教授是个淳朴的多明我会僧人，他竟敢公开烧毁了某项教皇训谕，用他叛逆思想强烈敲打教会的大门。
还有位体弱多病的法兰西人，他将瑞士的一个小村镇改造成了一座堡垒，毫不将教皇的力量放在眼里。这样的事例展现了大众的刚毅坚强，堪称绝无仅有，现今世界也没有可与之相媲美的。这些胆大妄为的反叛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找到了朋友与支持者，只不过这些人都怀有个人目的，那些支持者也不过是浑水摸鱼，好在这并非该书所要探讨的问题。反叛者们为自己的良知用生命的代价来赌博之时，不能卜测出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也预计不到最后北部大部分国家会云集到自己的麾下。可一旦他们卷入自己引发的旋涡之中，便只能随波逐流了。不久，如何让自己保持在水面之上的问题让他们精疲力竭。在千里之外的罗马教皇终于知道，这场令人讨厌的动乱比多明我会与奥古斯丁修士间的争吵还要严重得多。它是某个法国牧师的阴谋。为了讨诸多资助人的欢心，教皇暂时停止建造心爱的大教堂，召开会议商讨发动战争。教皇的训谕与驱逐出教会的命令飞送到四面八方，帝国军队开始出击。叛乱的领袖们无路可退，只得背水一战。伟大的人物在残酷的冲突中丧失平衡的观念，在历史上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路德曾经大声疾呼，“将异教徒烧死是违背圣灵的”，可几年之后，只要他想起可恶的德国人与荷兰人竟有倾向于浸礼教徒的思想，就咬牙切齿地痛恨，基本上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最初这个无畏的改革者还坚持觉得，将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帝是不应该的，可是到最后却烧死了理论明显胜他一筹的敌人。到明天，今天的异教徒就成为一切持异见者的大敌。加尔文与路德时常谈论新的纪元，到那时黑暗过后最终还是会出现曙光，不过在有生之年里他们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虔诚后代。在他们看来，宽容从头到尾就不是也不会是什么美德。在他们没有容身之所之时，还情愿乞灵于对自由充满信仰的神圣权力，用来作为攻击敌人的论点。仗一旦打赢，这个深得人心的武器就会被小心地放到新教徒的废品库的某一角落，同别的好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作为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扔掉。它待在那儿，被忽略，被遗忘，直到过了好多年之后才从满载旧式说教的木简后面被找出来，人们将它捡起，抹去污迹，再一次走进战场，不过运用它的人的本质已完全改变，同十六世纪初期奋战的人毫不相同。可是对于宽容事业，新教徒革命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这并非革命自身取得的，这方面的收益甚微。可是宗教改革的全部结果却间接地促进了诸多方面的进步。首先，它让人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勒令人们禁止读《圣经》，可也没有提倡普通百姓研究这本圣书。目前终于每个正直的面包匠与烛台制造师都能够拥有一本圣书了，能在工棚里独自钻研它，得出结论，没有必要担心会在火刑柱上被烧死。熟悉能够将人们不得而知的神秘事物面前的恐惧感抵消。在宗教改革后的两个世纪以来，虔诚的新教徒对自己从《旧约》中读到的全部都相信，从巴拉姆的驴子至乔纳的鲸鱼。那些勇于质询一个逗号的人（学识渊博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元音点）明白最好不要让别人听到他们怀疑的偷笑。这并非是由于他们依旧害怕宗教法庭，而是由于新教牧师偶尔会让他们的生活很不愉快，众说纷纭的指责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就算不是毁灭性的，也会相当严重。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由游民与商人组合而成的小民族的历史，不过长期不断地专研它却慢慢产生了后果，这是路德、加尔文以及别的改革者预见不到的。
倘若他们预见到了，我可以肯定他们会同教会一样，反感希伯莱文与希腊文，小心翼翼地不让《圣经》落入那些凡夫俗子的手中。最后，越来越多治学严谨的学者不过是将《圣经》作为一本有趣的图书赏析，他们觉得，里面的大量描写凶残、贪婪以及谋杀的血流成河令人发指的故事一定不是在神的指示下写成的，依照内容的性质判定，那仅仅是处在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结果。从那以后，好多人自然而然地不再将《圣经》看做是唯一的智慧源泉。只要自由思考的障碍被解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学探索潮流就顺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下，从二十个世纪以前丢下的地方开始。被废弃了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重新捡了起来。从宽容的角度来看，还有一点更加重要，宗教改革将西欧与北欧从某个权力专制中解脱出来，尽管这个专制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可事实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不打折扣的翻版。信仰天主教的人们对这些观点很难苟同，可对这场运动他们也会怀有感激之心，那是因为它不但无法避免，而且给他们的天主教义也带来了许多好处。原本，天主教会这个曾一度神圣的名字已经成为贪婪与暴虐的代名词，因而教会才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将这些指责清除掉。
获得的成功还是相当的辉煌。十六世纪中期之后，梵蒂冈容忍不了波尔吉亚人了。当然，教皇同从前一样，依旧都是意大利人，事实上要想改变这种规矩是不可能的，就好比古罗马时期在选举教皇时受信任的大主教们要是挑选出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别的任何一个外籍人，下层民众肯定会将城市闹得天翻地覆。新教皇的选举非常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可能当选。在忠诚的耶稣会会士辅佐，新主人开始进行彻底的大清洗。肆意胡为的事情不再发生了。修道院的教士必须研究（也就是服从）修道院创始人制定下来的规矩。在文明城市中，行乞的僧人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对宗教改革的嗤之以鼻态度已消失，继而到来的是热烈向往圣洁有益的生活，行善事，尽所能帮助那些无力承担生活负担的不幸之人。就算是这样，教会还是没有把已失去的大片疆土收复回来。按地理概念来看，欧洲北半部人依然信奉新教，只是在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信仰。可是，倘若我们用图画将宗教改革的成果来说明，则欧洲实际产生的变化就更加清晰明了了。在中世纪，有一所包罗万象的精神与思维的监狱。新教徒的造反把旧的建筑摧毁了，并用现成的原有材料建立了一所自己的监狱。
一五一七年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徒而建，另一座是为新教徒而建。最少原定计划是这样。然而新教徒没有受过长达几百年的进行迫害与镇压的训练，他们没有经验，试想建造某个没有反对者的禁地，却以失败而告终。大批不受管束的囚徒从窗子、烟囱以及地牢的门口逃出去。过了不多久，整幢地牢大厦濒临崩溃。到了晚上，异端者便整车地把石头、大梁以及铁棍搬走，第二天早晨用这些东西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小堡垒。它的外形与一千年以前格雷戈里大帝建造的普通监狱极为相似，可是内在却不大坚固。一旦堡垒投入使用，一旦新的规定与制度被张贴在门口，大量不满于现状的教徒便一窝蜂地出走了。他们的上司，也就是现在的牧师教长因为从未掌握过旧式执行纪律的方法（驱逐出教会、严刑、处决、没收财产以及流放），只好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观望这群下定决心的乱民。这帮叛逆按照自己的神学所好建起了一道防卫木桩，宣布了一套暂时能迎合他们信仰的全新教旨。这一过程总是往复，在不同的禁地之间，最后形成了精神上的“无人区”，求知者能够在这儿自由闲逛，正直的人们能够任意瑕想，不会受到阻拦与干扰。这便是新教给宽容事业带来的害处。它重新建立了人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