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心理学教给了我们一些有用的东两，其中之一便是，我们很少出于某种纯粹单一的动机而做某件事情。不管我们是给一所新大学慷慨捐赠一百万美元，还是连一个铜板也不愿给忍饥挨饿的流浪汉，无论是宣称说真正的自由生活只有在国外才能得到，还是发誓永不再离开美国海岸，不管是坚持将黑说成白，还是把白当做黑，总不会是出于一种动机促让我们作出决定，在心里面也明白。不过，要是我们真敢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人老实承认这点，则我们在众人面前的形象可就显得寒酸可怜了。因为天性，我们还是要从诸多动机中选出一个最值得钦佩最有价值的一个加以修饰，好迎合大众口味，然后公布出来，把它称为“我们做某事的真正原因”。然而即便这能够在多数场合下蒙蔽大家的眼睛，却无任何方法蒙骗自己，就算是蒙骗一分钟都不行。这条让人尴尬的真理大家都心知肚明，因从有了文明开始，人们便狡滑地达成共识，在一切公共场合都不将它戳穿。我们内心如何想，这是完美自己的事。只需外表保持道貌岸然的样子，就会打心眼里感到满足，因而就很愿意遵守这样的原则：“你相信我的谎言，我也相信你的。
”大自然却无礼仪的限制，在我们的普通行为准则中它是个例外，所以它很少可以被准许跨进文明社会的神圣大门之中。由于历史迄今为止，不过是少部分人的消遣物而已，因而名为克莱奥的可怜女神到现在都还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特别是同不如她体面的姐妹们相比的话，更是这样。自开天辟地以来她的姐妹们就能够自由地唱歌跳舞，被邀请参加所有的晚会，这当然会让可怜的克莱奥产生无比的愤恨，她不停地施展手段，试图报复。报复属于人的天性，但却很危险，在人类的生命与财产中往往索价昂贵。每每这位老妇人同我们揭露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大量谎言之时，整个世界的安宁幸福就被打乱，人们陷入了动荡之中，狼烟弥漫，成百上千的战场将世界包围。一排排骑兵团开始横冲直撞，一队队步兵缓慢地爬过大地。后来，全部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中或墓地，整个国家陷入荒凉的境地，数不清的金银珠宝枯竭成最后一文钱。就像前面所讲的，现在我们的同行已开始认清，历史不但是科学，还是艺术，它受一成不变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而迄今这种法则却只在化学实验室与天文台得到推崇。因而，我们开始进行十分有用的科学大扫除，这无疑是造福子孙后代。
这终于将我带入了本章开头的题目，即基督教改革运动。直到不久之前，对这场社会与思想的大变革仅有两种观念，一种是全盘肯定，另一种是全盘否定。持前种看法的支持者觉得，这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教皇龌龊统治与受贿令有些品德高尚的神学家大为震惊，自己建起独立的教堂，向真心实意要当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依然忠于罗马的人一定不会有这么高的热情。依据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的观点，宗教改革是一场可憎可恶的叛乱，若干个龌龊的王宫贵族不想结婚，还想得到本应属于教会圣母的财产，于是密谋闹事。通常来讲，双方都对，却又都错。宗教改革是各色各样的人出于种种不同的动机造成的。直到前不久我们才开始明白，宗教上的不满仅仅是这次大叛乱的次要原因，事实上它是场避免不了的社会与经济改革，神学的背景可忽略不计。假如要教导我们的子孙，让他们相信，菲利浦王子是开明的统治者、对改革后的教旨他相当感兴趣，这绝对要比同孩子们解释说一个无耻政客是怎样通过阴谋诡计，在向别的基督徒宣战时接受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简单得多。
所以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被新教徒打扮成仁慈慷慨的英雄，事实上他想看到的结果是黑森家族取代一直以来执政的世敌哈斯堡家族。另一方面，假使克莱门特主教能够被比为可爱的牧羊人，将他的最后精力都徒然地用在保护羊群上，不希望它们跟随错误的领头羊而误入歧途，较之将他描绘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的王子更容易让人们所接受，由于宗教改革被美第奇家族看成是一群酒后闹事的德国僧人的不光彩打闹，并利用教会的力量扩大意大利的利益。所以，倘若在天主教的课本里，我们看到这个传说中的人物朝我们微笑，我们丝毫无须讶异。在欧洲这种历史应该是必要的，可是既然我们在新世界上幸运地站稳了脚跟，就不用坚持欧洲大陆祖先的错误观点，而应自由地得出自己的结论。菲利浦是路德的好友与支持者，尽管他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在宗教信仰上却不能说他不虔诚。他完全不是这样。一五二九年当他签订著名的《抗议》书时，他同别的签名者都明白，他们会“受到狂风暴雨般的严酷打击”，说不定会在断头台上了结一生。倘若他没有非凡的勇气，就无法将他实际上扮演的角色扮演好。
可是我要说明的是，历史人物得到启发做了某些事情，也不得不放弃一些事情，可假如不深切明白他的各种动机，要给他（或是对我们所熟知的人）下断语是非常困难的，也可说是没有可能。法国人有句谚语：“了解一切便是宽恕一切。”这样的解决方法似乎太过简单。我想作点补充，修改为：“了解一切便是理解一切。”在几百年以前善良的主已将宽恕的权利留给了他自己，我们还是让他去学着宽容吧。我们可低就一点，尽可能去“理解”，对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这样的要求已经很高了。现在还是让我回到宗教改革上面来，这个题目令我把话题扯远了些。我的“理解”，早先这个运动是种新精神的体现，它是前三百年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们称做是“民族主义”，因而它同外来的国上之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过去的五百年里欧洲各国都不得不看那个国上之国的脸色行事。要是不同仇敌忾，就不会让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以及挪威人紧密团结起来，形成某股强大的力量，把长期监禁他们的监狱围墙摧毁掉。
要是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暂时将各自的险恶嫉妒之心加以收敛，超脱于个人的仇视与野心，宗教改革也不可能会成功。相反地，宗教改革将会成为一连串小规模的地方性起义，单单一支雇佣军团与几个精力充沛的宗教法官就能够将他们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宗教改革的领袖就会重复胡斯的厄运，他的追随者们也会如同曾经被杀的沃尔登学派与阿尔比格学派的人一般被下令处死。教皇统治集团会将又一次轻而易举的胜利记录下来，接连而来的就是对“违反纪律”的人们施加施雷克里克式的恐怖统治。虽然改革运动胜利了，不过成功的范围却小得可怜。一经胜利，对反抗者生存的威胁便解除了，新教徒的阵营便马上瓦解成无数敌对的小组织，在已极大缩小的范围之内重复敌人当政时的全部的错误。某个法国主教（遗憾的是我忘却了他的名字，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曾说过，不管人类处于何等境地，我们都必须热爱它。我们以局外人的身份回顾一番，在近四百年的时间内，人们曾充满着希望，可同时却也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当中。
多少善男信女怀着崇高的勇气，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断头台与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可是理想却并未得以实现。我们也瞧一瞧上百万默默无闻的小市民，为认定某些圣神的东西而牺牲；还包括新教徒的起义，他们本来的意愿是想建立更加自由开明的世界，却失败了。人们的博爱之心因此受到极为严峻的考验。实话实说，新教义上剥夺了这个世界许多美好、高尚的东西，又添加了不少狭隘、可恶以及丑陋的货色。它非但没能让人类社会更加简朴和谐，反而让它更加复杂、毫无秩序可言。可是，要说这是宗教改革的过失，还不如说是大部分人生来具有的弱点导致的。他们不想慌张行事。他们完全跟不上领导者的脚步。善良的愿望他们并不缺乏，他们最终会跨过通向新天地的天桥。不过他们要选择最好的时机，并且还不想放弃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原本宗教大改革是想在基督徒与上帝间建立某种绝对新型的关系，去除曾经的所有偏见与腐败，然而它却被追随者头脑中的中世纪的包袱弄得杂乱不堪，既无法前进又不能后退，马上就发展成一个同它深恶透顶的教廷组织没有两样的运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