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土地上有一个学识渊博的漫画家，他经常问自己，地滚球、猜字游戏卡、小提琴、洗涤过的衣服以及门前的擦鞋垫子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然而，那些受命操控大型现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应如何是我想知道的。很多人在战争中从事各种各样奇怪的工作，可哪一个比发射贝尔塔型巨炮还要荒诞呢？其他的士兵多少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飞行员能够判断煤气工厂是否被击中。潜艇指挥官能够两三小时后浮出水面，通过遗弃的残骸判断是否成功击中目标。壕沟里的可怜虫只要坚持待在某个战壕里就能够守住阵地，心里也暗暗自得。就连野外的炮兵朝着看不见的目标射击之后，也能拿起耳机，同藏在七英里之外某棵枯树上的战友询问，目标物教堂塔尖是否有坍倒的迹象，需不需要变换个角度再打一次。可是，那些运用贝尔塔型巨炮的兄弟们却生活在奇怪幻想的世界中。他们冒失地将炮弹射向天空，却预见不了炮弹是何命运，就是博学的弹道学教授也无可奈何。可能炮弹真的将目标击中了，或许落到了兵工厂或其他要塞中心。
可是它也有可能打中教堂或孤儿院，或悄悄地潜到河底或扎进墓穴，什么伤害都没有造成。依我看，在很多方面作家和攻城炮兵有雷同的地方。他们也在操纵一种重型火炮，说不定他们的文学炮弹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发一场革命或动乱。可是通常发射的往往是可怜的哑弹，没有生息地静躺在周边的田野里，最后作为废铁，或是制成了雨伞架与花盆。确实，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耗费了那么多纸浆，在历史上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个时代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艺复兴”。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与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所有托马西医生、里卡都斯教授与多米尼·海因里希，都匆匆忙忙地印制出自己的作品，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更别说效仿希腊人写的美丽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与学着罗马祖先的美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难以计数对古币收藏、雕塑、塑像、图画、手稿以及古代盔甲热衷的人们，差不多整整三十世纪废寝忘食地将刚从前辈的废墟里挖出来的东西归类、整理、绘表、登记、存档以及编纂，用数不清的对开纸印出册子，再配有精丽的铜版与特制的木刻。
印刷术的发明将谷登堡摧毁了，却让弗劳本、阿尔杜斯、爱琴尼和别的新印刷公司发了一笔横财，从强烈的求知欲中他们大捞油水。然而，在当时的世界——作家们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学产品并未产生很大的功效。贡献新思想的人不过是寥寥无几的毛笔英雄，他们如那些开大炮的朋友一般，未能亲眼目睹自己所取得怎样大的成功，作品导致了多大的毁坏。不过，总的说来他们铲平了进步大道上的所有障碍。我们应多谢他们彻底地清除了成堆的垃圾，要是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阻碍我们的思想的。可是严格来说，早期文艺复兴并非“向前看”的运动。它对不久消失的过去持鄙视的态度，称上一代人的书籍是“野蛮”之作（或者是“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原因在于哥特人一度曾与匈奴人一样声名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是在艺术品上，艺术品里蕴涵着某种叫做“古典精神”的东西。确实文艺复兴将良知的自由、宽容以及更加美好的世界大大振兴了，可是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
早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罗马主教有何权力强行命令波希米亚农民与英格兰自由民一定要用哪国语言来祷告，一定要以怎样的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一定要为自己的放纵付出怎样大的代价，一定要读哪些方面的书以及如何教育子女。他们对这个超级王国的力量公然蔑视，却因它被打得粉身碎骨。甚至他们还宣扬或代表过一场民族运动，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伟大的简·胡斯余火未灭的骨灰被残酷地掷入莱茵河，这是对全世界的宣告：教皇体制依旧是至高无上的统治。官方执刑人将威克利夫的尸体焚烧了，它向列斯特夏的下层平民告知，枢密院和教皇还可以将手伸入坟墓中。显而易见，正面的攻击没有可能。“传统”这座坚不可催的堡垒是在十五个世纪里凭借巨大的权威慢慢地一点点建成的，依赖外力攻击休想将它占领。在这些高墙堡垒之中也是丑闻不断。
三个教皇间大动干戈，都说自己是合法的，是圣彼得的唯一继承者；罗马与阿维尼翁教廷非常腐败，制定法律不过是为了让人通过花钱来疏通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君主的生活道德腐败；好多贪财谋利之人以人们与日俱增的炼狱恐怖做幌子，威逼可怜的父母给死去的孩子缴纳钱财以求平安，全部的这些都是为人所共知的，但对教会的安全却构成不了任何威胁。不过，有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漠不关心，不感兴趣，对教皇与主教也不是特别的痛恨，胡乱放了几炮，便让这座陈旧的大厦倒塌了。布拉格的“苍白瘦小的人”对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充满向往，可是他没有做到的事情却让一群杂混的老百姓实现了，这些人没有别的野心，只想做世界一般善事的赞助者，活着与死去（最好是老死），做圣母教会的虔诚的教徒。他们来自欧洲的四面八方，代表各个行业，假如当时的历史学家把他们所作所为的原本用意点破，他们还会发火。拿马可·波罗来说吧。众所周知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过很多奇光异景，也难怪生活在西方城市巴掌大地方的人们把他称为是“百万美元的马可”。
他是这样向人们描述的，他看到的黄金御座足有宝塔那样高，大理石石墙的长度就像从巴尔干至黑海的距离，逗得大家大笑不已。这个小家伙毫无办法了，可是在进步的历史中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善文辞。对文学也有着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要做的应是挥舞宝剑而不是挥着鹅毛笔，所以马可先生不想当做家。可是，战争让他进了热那亚的某个监狱。为了消磨枯燥的铁窗生活，他将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讲述给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听，依靠这种间接的途径，许多对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欧洲人终于了解了。马可·波罗头脑非常简单，他偏执地认为在小亚细亚他见过一座山被某个虔诚的圣人挪动了两英里，那是因为圣人想告知异教徒“真正的信仰可以做到什么”；他也很容易相信好多广为流传的故事，有关没有脑袋的人与三只脚的鸡，然而他讲述的事情战胜了前一千三百年中的一切，因而把教会的地理学理论推翻了。马可·波罗的一生都是教会虔诚的信徒，谁要是将他同差不多是同时代闻名的罗吉尔·培根相提并论，他还会很不高兴。培根是个真正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知识，整整十年他都没有写作，还因此被囚禁在监狱里十四年。然而这两个人中波罗还是要危险一些。
在十万个人中最多仅有一人会跟上培根的思维，研究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用来颠扑当时的神圣观点，但只学过ABC的平民们却都能够从马可·波罗那儿知道世界上还有着《旧约》作者没有想到过的东西。我并不是想说在世界还没有得到一丝的自由之前，单单靠出版一本书就可以引发对《圣经》权威性的反叛。一般的启蒙教育是几个世纪艰苦准备的结果。可是，探险家、航海家以及旅行家质朴的宣言却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对怀疑论精神的兴起来说，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显著特点，它准许人们去说去写那些不过是在几年前还能让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的言论。拿薄迦丘《十日谈》的奇特的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经佛罗伦萨出发，进行饶有趣味的长途旅行，第一天就听到了这样的故事。故事里说一切宗教体制都可能或对或错。不过倘若这个说法成立，一切宗教体制都对错相当，则好多观点就没法证实或否定，既然这样，为什么持各种观点的人还要被送上绞刑台呢？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的探险更为奇特。他死的时候是罗马教会政权中受人崇敬的政府官员。
不过他在研究拉丁文的时候却无懈可击地证明说，传说中有关康斯坦丁大帝曾经将“罗马、意大利以及西方全部省份”赠予西尔敏斯特教皇的说法（此后的历代教皇都以这为依据，在整个欧洲欺压百姓）不过是个荒唐的骗局，是在皇帝死去几百年之后教皇法庭里的某个无名的小官编造而成的。也可回到更加实际的问题，看看那些一直都受圣奥古斯丁思想影响的虔诚基督教徒。曾经圣奥古斯丁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端的人所具有的信仰是亵渎与异端的，那些可怜虫们不会见到第二次的基督降临，所以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世上活着。可是，当一四九九年达·伽马的首航从印度回来，把他在地球另一边看到的人口密集的王国描绘一番的时候，这些虔诚的基督徒该怎样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这些头脑过于简单的人总是被告知说，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平面的圆圈，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
可是在“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归来，这说明了《旧约》中的地理有诸多严重错误，这些人到底应该相信谁呢？我把刚才所说的重复一遍。文艺复兴并非一个自觉钻研科学的年代，让人遗憾的是，在精神领域中缺少真正的志趣。这三百年的所有事物中作为主导地位的是对美与享乐的渴望。即便教皇暴跳如雷反对某些臣子的异端邪说，然而这些反叛者只要健谈、懂些印刷与建筑学，他却也非常乐于邀他们共进晚餐。对美德的热情鼓吹的人，比方说撒沃那罗拉，与不可知论者都具有一样大的危险，青年不可知论者相当聪明，在散文和诗歌里抨击基督信仰的观念，并且言辞激励，如狂风激浪般。人们将对生活的新向往表露无疑，不过里面却暗藏着某种潜在的不满，对现今社会与拥有着至高权力的教会给人类理性发展的束缚充满反感。薄迦丘与伊拉斯谟隔着近两百年的间隔。
在这两世纪中，抄写匠与印刷商一刻也未消停过。除教会自己出版的书籍之外，一切重要的书籍基本上都间接地暗示着，因野蛮入侵者导致的混乱局面将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取而代之了，西方社会落入了愚昧的僧人统治之下，世界就陷入了相当凄惨的灾难。对伦理学，马基雅维里与罗伦佐·美第奇的同代人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们追求实际，对现实世界很会加以利用。他们表示要同教会和平相处，因为它是一个强大的组织，魔爪很长，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害处，因而从未参加改革的尝试，或是对管辖自己的制度提出质疑。不过对过去的事的探求之心他们总也不能得到满足，他们从不间断地追求新的刺激，活跃的思想相当不安定。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从小就竖信“我们知道”的观念，可是从这时开始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吗？”相较于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与拉斐尔的画集来说，这更值得后世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