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不宽容如古代高卢人一般，能够分为三种：懒惰产生的不宽容，无知产生的不宽容以及自私自利产生的不宽容。第一种可能是最普遍的。各个国家与社会每一阶层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在小村庄与古镇上更为寻常，并且不单单在人类的范畴之中。我们家的一匹老马在生命中的前二十五年在考利镇温暖的马厩度过了安定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愿到西港的一样温暖的谷仓里去，原因很简单，一直以来它都住在考利镇，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十分的熟悉，因而明白每天在康涅狄格州的美丽的风景中漫步时不会受到陌生事物的惊吓。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科学界耗费了巨大精力研究早已销声敛迹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语言，但很可惜，他们忽视了狗、猫、马以及猴子的语言。可是，倘若我们知道名叫“杜德”的马和曾经考利镇的邻居说些什么，我们将听到一场空前激烈的不宽容的大发泄。杜德已不再是小马驹了，很多年以前它就已经定型，因此它认为考利镇的习惯、礼节与风俗都很顺眼，可西港的习惯、礼节与风俗就完全不对劲，到死它都会这样觉得。
正因这种不宽容让父母对子女的愚昧行为连连叹息，令人们荒诞地向往“过去的好日子”，让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不舒适的衣服，令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多余的废话，也让那些怀有新思想的人成变成了人类的敌人。然而即便这样，相对来说，这种不宽容还是无害的。我们大家迟早都会因这种不宽容而遭罪。曾经，它让数以百万的人背井离乡，令那些渺无人烟的地方成为了永久的居民点，否则到现在那些地方依然会是一片荒凉。第二种不宽容还要严重一些。愚昧的人单单因为他对事物的一无所知就能够成为非常危险的人物。可是，倘若他还因自己的智力不足而穷加辩解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人了。在他的灵魂里建立起了高高的堡垒，自我感觉良好，他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的最高点，对所有敌人（也就是不同于他的偏见的人）发起挑衅，质问他们有何活在世上的理由。这类的人不但苛刻还很卑鄙。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里，非常容易变得残酷不择手段，喜欢折磨他们讨厌的人。“上帝的特选子民”的观念正是从这类人当中冒出来的。并且这种幻觉的受害者常常假想他们同无形的上帝存在着某种联系，借以壮胆，为他们的不宽容辩护增色。
例如，他们一定不会说：“我们将丹尼·迪弗尔送上绞刑台，是因为他威胁到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对他深恶痛绝，就是喜欢绞死他。”他们聚集到一起召开氛围庄重的秘密会议，花上几个小时、几天或是几个星期对上面说的丹尼·迪弗尔的命运加以详尽地研究，最终判决一经宣布，丹尼这个或许是仅仅搞了些诸如小偷小摸的人便俨然成了罪大恶极的最可怕的人物，竟敢违背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是私下授给那些上帝特选的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选民才可以理解），因而对他执行判决是神圣的使命，法官也因此有勇气给撒旦的同伙判罪而光耀门楣。老实忠厚、心地善良的人与野蛮粗鲁、嗜杀成性的人一样，极易受到这个最为致命的幻觉的迷惑，这在历史学与心理学上早已司空见惯。一批批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观看一千名可怜的牺牲者受难，他们绝对不是杀人凶手，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他们自己甚至还认为是在上帝面前做一件荣耀高兴的事情。若有人给他们提到宽容，他们会加以反对，认为这是不光彩地承认自己道德意识的衰退。
或许他们自己本来就不宽容，可是在那样情况下他们反而会以此为豪，嘴里还振振有词，在潮湿冰冷的晨光里站着丹尼·迪弗尔，他身穿藏红色衬衣与点缀着小魔鬼的马裤，一步步缓慢有力地走近执行绞刑的市场。围观的人等绞刑一结束，就回到舒适的家里，饱饱地吃一顿熏肉与豆角。难道这本身不就足以证明他们所做所想是对的吗？否则他们怎会是观众呢？何不同死者调换一下位置？不可否认这个观点是立不住脚的，可却十分常见，也很难给以回击，人们对自己的思想便是上帝的思想这样的观念深信不疑，所以完全没法明白自己会有何错误。余下的第三种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导致的，事实上它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就像麻疹一样普遍。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教导人们说，凭借屠杀十几只牛羊是得不到万能上帝的垂爱的，所以全部靠典礼祭祀过活的人都诽谤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在他还未从根本上对他们的大股收入有所危害之时，便设法将他处死了。过了几年，圣保罗到达艾菲西斯，宣传某种威胁珠宝商买卖的新教义，由于那个时候珠宝商贩卖当地的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而赚取大量钱财，因而金匠行会差点要用私刑把这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处死。
有些人靠某种已建立的崇拜来谋生，还有些人却要将人们从一个寺庙引到另一个寺庙，在他们之间一直有着公开的战争。在探讨中世纪的不宽容时，我们应该记住要对付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仅仅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遇到三种不一样不宽容中的一种。在引发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里，三种情况常常并存。加入一个组织拥有了雄厚的资金，统治数千英里的土地以及拥有数以万计的农奴，便会将所有怒气与能量都发泄在想重新建立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堂”的农奴身上，这是十分自然的。如此一来，消除异端邪说就成为了经济上的需要，属于第三种——因自私自利导致的不宽容。可是还有一种人承受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便是科学家。这一问题更显复杂。为了很好地理解教会当局对那些试图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执有的恶劣态度，我们必须倒退几百年，看看到六世纪的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野蛮人的入侵如洪水猛兽一般无情扫荡着欧洲大陆各个角落。在浑浊的脏水里还杂乱地矗立着几个古罗马的国家组织。不过，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消亡，书籍被波涛海浪卷走，在新型的无知泥潭下艺术也被人们遗忘。
收藏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一点点累积下来的科学资料，全部的这些，都被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用作火把点了簧火。我们有十世纪图书馆的一些目录。至于古希腊的书籍（君士坦丁堡除外，那个时候君士坦丁堡被看做是远离欧洲中心的地方，正如现在的墨尔本那么远）西方人所拥有的也少之又少。这样说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可是书确实是没有了。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学者们颇费苦心，可找到的不过是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著作中很少章节的翻译（译文也非常拙劣）。想学习希腊的语言也没有老师教，只有几个希腊僧人，他们是在拜占庭的神学争辩中被迫放弃自己的家园逃到法国或意大利避难的。拉丁文的书倒是有很多，可是大多数是四世纪与五世纪才写成的。所剩无几的古手稿被多次漫不经心地转抄，倘若不花费一生心血专研，古代文学就完全没发看懂。至于科学书籍，除去欧几里德的某些最简单的几何作图题幸免之外，别的书籍无论在哪所图书馆都找不到，更为可悲的是，这些书也并非为人所需。那个时候统治世界的人用仇视的眼光来看科学，完全不鼓励数学、生物学以及动物学领域进行的独立钻研，更不用说医学与天文学了，它们地位低下，不被人们所重视，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