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想要理解这些情况确实很困难。对于二十世纪的人来说，都信仰进步，即便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让世界趋近于完美。可是都认为应该要试一试，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所在。是的，进步已成为某种势不可当的趋势，这样的信念有的时候仿佛成了整个国家的国教。可是中世纪的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曾经希腊试图实现一个充满乐趣的美好世界，不过这样的美梦不过是昙花一现！政治的动荡不安无情地将它摧残，席卷了整个国家。以后的几百年里的希腊作家都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凝视着曾一度是乐土的废墟，悲观地认为人世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另一方面，从近一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罗马作家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人类的发展中某种蓬勃向上的潮流应运而生，罗马哲学家们，其中最闻名的是伊壁鸠鲁，也饶有兴致地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教育下一代。随后基督教来了。人们关心的中心点从这个世界转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人们立刻坠入黑暗的地狱里，没有希望地逆来顺受。那个时候的人是卑劣的。他们的天性与喜好都有邪恶的成分。他们沉溺于罪孽之中不可自拔，出生于罪孽之中，在罪孽中过活，后来在对罪孽的忏悔中死去。
然而旧的失望同新的失望间存在着某种差异。希腊人深信自己比别人更加聪明，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对那些不幸的野蛮人还心生怜悯。不过他们从不觉得他们的民族因为是宙斯的选民而同别的民族有任何差别。相反地，基督教一直都没有脱离过他们的老祖宗。将《旧约》看成自己信仰的一本圣书之后，基督教徒便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认定他们的民族和别的民族“不同”，只有那些表示信仰某种官方建立的教义的人才可以有希望得到拯救，别的人则注定是要沉沦的。有些人精神上的谦卑很缺失，认为自己是数以万计的同类中的得天独厚之人，上文所说的思想肯定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直接好处。在好多至关艰难的年代中，这样的思想将基督徒成为了紧密联系、自成一体的整体，在异教泛滥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漂浮着。
对于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以及别的埋头将教义写成文字形式的人们来说，在向东南西北每一方向延伸的海洋里的所连接的别的地方发生了怎样的事，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最终希望的要到达某处安全的海岸，在那个地方建立起上帝之城。至于别的努力奋斗的人要达到或完成的事情，同他们毫无干系了。所以，他们给自己创造了有关人的起源与时空界限的新型的概念。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发现的秘密一点也引发不了他们的兴趣。他们真诚相信，随着基督教的诞生，过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已不复存在了。例如有关地球的问题。古代科学家觉得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基督徒从根本上将这样的观点抛弃了。在他们看来，他们赖以生存的小圆圈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专门为一群特殊的人创建的临时栖身之地。
它的来龙去脉非常简单，《创世纪》第一章已描写得一清二楚了。当道需要确定上帝钟爱的人在地球上生活多长时间的时候，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大型的古物、被掩埋的城市、灭绝的怪物以及已成为化石的植物遍布各个地方，到处部是。然而这些东西能被驳倒、忽视、否认或硬说是不存在。所有的这一切做完之后，再确定创世纪的具体日期就非常容易了。在这样宇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静止的，从某年某月某时开始，在某年某月某时结束。地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某个教派而存在，完全不给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和诸如此类的人探索求知留任何余地，原因在于这些人所关心的不过是普通规律与时间空间的永恒无限。确实，相当多的科学家抗议说，在内心里他们是上帝虔诚的儿子。可是正牌的基督徒都更加明确地觉得，倘若一个人真心实意地认定要热爱与忠于信仰，便知道得不会那么多，也不会有如此多的书。
有一本书就已经足够了。这本书便是《圣经》，书里的每个字母、每个逗号、每个冒号以及每个感叹号都是得到神示的人所写的。倘若帕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要是晓得世上有这样一本所谓的圣书，书里包括支鳞片爪艰涩难懂的民族史、含混模糊的爱情诗、半痴半疯的先知们描写的虚无缥缈的梦幻以及对因某种原因而恼怒了亚洲诸多部落神灵的人大段大段的恶意痛斥，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只会觉得好笑。然而对于“文字”，三世纪的野蛮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觉得，这是文明的奥秘之一，当他们所信奉的一届教会会议将这样一本特别的书作为完美无瑕和无懈可击的经典推荐给他们之时，他们于是便诚惶诚恐地一一接受，将它看成是人类已知或希望能够知道的全部，谁要是否认天国，在摩西与以赛亚规定的界线以外去进行任何探索，谁便会遭受他们的迫害。愿意为原则而死的人确实有限。可是，一些人对知识的渴望是压抑不了的，蓄势已久的精力应该有发泄的地方才可以。结果，求知和压制的矛盾冲突使得另一株弱小无味的智力幼苗产生了，后来人们把它叫做是“经院学派”。
这要回溯到八世纪中期。法兰克国王小佩潘爱妻伯莎生了个儿子，相较于善良的路易王他更有理由被称为是法国人的恩主圣人，由于百姓们为了路易王的释放而必须交付约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为了报答百姓的忠诚，路易王曾准许他们建立自己的法庭。这个孩子在接受洗礼的时候起名叫卡罗鲁斯，好多古代宪章的结尾处都可以看到他的签字。他签字的时候有点笨拙，可是对拼写他向来是马马虎虎的。他年幼时学过法兰克文与拉丁文，可是他的手指因为在疆场上同俄国人与摩尔人决斗而得了风湿，非常不听使唤，后来他打消了写字的想法，将当时最好的书写家请来当秘书，给他签字。
在整整五十年里这个驰骋沙场的老兵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所穿的外袍），还以此为豪，可是他确实了解学习的价值，将王宫改造成了私立大学，教授他的孩子以及别的官员的子女。这个西方的新皇帝身边当时簇拥着许多的名人，他自己也饶有兴致地和他们打发业余时间。他对学院式的民主非常崇拜，甚至将礼节都放弃了，还如大卫兄弟那般积极参加诸多讨论会，准许地位最低下的学者和他一起辩论。不过，在审视他们讨论中感兴趣的话题时，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田纳西州任意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的选题。至少这些人是很天真的。倘若说八○○年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则一四○○年的情况一样也不例外。这没法责怪中世纪的学者，应该说他们的头脑与二十世纪的后人同样地敏捷活跃。
他们的境遇与现代化学家以及医师有相同的地方，然而尽管他们有着调查研究的充分自由，可是他们的行为和想法却不能违反一七六八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原因很简单，化学在那时还是一个不大为人所知晓的科目，外科也经常同宰杀相提并论。结果（我将自己的比喻有点混淆了），即便中世纪的科学家有雄厚的智力与能力，可试验的范围却很狭隘，正如在一辆旧汽车的底盘上安装一台罗尔一罗伊斯牌的现代引擎一般，一踩油门一连串故障就会出现。当他可以安全操纵、依照规定与交通规则驾驶这台古怪的新东西时，已变得荒唐之至了，就算费上天大的牛劲，也不能到达目的地。当然，对于他们必须遵循的进度，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十万火急的。他们千方百计想摆脱教会走狗无休止的监视。他们书写了卷帐浩繁的书籍，说明他们承认是对的东西的反面，用以暗示出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们做出诸多掩人耳目的假象：穿上了奇怪的服装，屋顶上挂着满满的鳄鱼，架子上摆着装有怪物的瓶子，为了将左邻右舍从前门吓跑在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这样就得到某种声誉，说他们是对人无害的经神病患者，能够畅所欲言地胡说八道，无须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的责任。慢慢地他们形成了整整一套科学的伪装，甚至在现在我们也无法判断出他们的真实意图。几百年以后，对科学与文学新教徒也像中世纪教会一般一点也不宽容，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宗教改革家们能够淋漓尽致地大声疾呼与谩骂，却从没未将恫吓转化为反抗的具体行为。罗马教会却不这样，它不但有致异教于死地的能力，并且一旦时机成熟就得以施展。对那些喜好抽象地思考宽容与专横跋扈的理论价值的人，前面所说的差异倒不足挂齿。不过，对那些必须作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受鞭苔——的可怜虫来说的话，这差异却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他们有时缺乏勇气表达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希望将时间废弃在《天启录》中野兽名词的纵横填字谜上，对此我们也不用太苛求他们。我能肯定，倘若倒退六百年，我是不敢写现在这本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