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人与邻国西班牙以及西西里很早就开始密切的商业交往，这让他们可以及时地接触到有关科学领域的最新书籍，可是在欧洲北部，这样的书却少得可怜。这个国家里面，重现早期的基督运动趋势在十一世纪之前的十年就逐渐明朗。可是不管如何牵强附会，这些理由都无法构成公开的反叛。一些小的村落里，有些人时不时含蓄地说，教士就应该与教民一样朴实无华；他们应该拒绝随从爵士们出征疆场（啊，让人无比怀念的古代牺牲者啊！）；他们应该学习些拉丁文，以便可以自己阅览福音书；他们对公众宣称反对死刑；他们矢口否认有“炼狱”存在这个世界，可在那稣死后的六世纪，官方就把“炼狱”看做是基督天国的必须内容；而且（最重要的细节是〕，他们分文不会向教会缴纳。稍有可能，对牧师权威不屑一顾的叛逆首领就会被查出来，若是他们拒不悔改，就会被扫地出门。可是邪恶仍然在蔓延，最后他们不得不召齐各地的主教，在会议上商量用什么行动能够有效阻止这一煽动性很大的危险骚动。这个争执一直延续，直到一○五六年。这个时候已清楚地显示出，简单的惩罚和从教会驱逐是徒劳的。
想要“淳朴生活”的朴素乡民只要一有可能在监狱的铁窗里表现出基督的仁慈和宽容的信条就兴奋不已，若有幸被判以极刑，他们就羊羔似的顺从地走向火刑柱。并且，就像中国诗句写的那样：死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一个人的牺牲总会换来更多前仆后继之人。教会代表希望采用更加残酷的暴力来统治，而一些地方的贵族与牧师（因为了解平民本意）则因不同意教会观点而拒绝执行罗马命令，他们反对说暴力仅仅是能够更坚定异教徒反对理性的声音，只能是白白浪费时间与精力。如此，两种不同意见的争吵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十二世纪末，这场运动有了新的变化。在北方，和普罗旺斯隔隆河相邻的小镇里昂，有位叫彼得·沃尔多商人。他为人老成持重、正直善良、慷慨大方，满脑子都是追随救世主的楷模，这种思想深入骨髓。耶稣曾说过，让骆驼钻进针眼都比让年轻富有的人进天堂容易。整整三十代基督徒冥思苦想想弄明白耶稣说这话时的真实含意。但是彼得·沃尔多不是这样，他深信不疑的读懂了这句话。他退出商界，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部送给了穷人，从此以后，便不再积攒财富。
约翰说道：“汝等需自寻圣经。”二十个教皇将这句话评论了一番，认真细致地制定了条条框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普通人才可以不经教士指点自行钻研圣书。彼得·沃尔多却不是这么认为。约翰如此说：“汝等需自寻圣经。”那好吧，彼得·沃尔多就想自己读读圣经。一些和圣杰罗姆的结论不相符的东西被他发现了，他于是将《新约》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出来，把手稿分发到普罗旺斯各个地方。刚开始没有多少人注意他的活动。他对贫穷的热情仿佛毫无危险。他极有可能被说服，为愿意过真正艰辛生活的人创建某种新型的教堂的禁欲条令，他还责斥现有的教堂有点儿太奢侈太舒服了。为那些因信仰冲昏头脑而经常制造纷乱的人们找到适当发泄场所是罗马十分拿手的。不过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按照规章和先例来。这样来说普罗旺斯的“纯洁人”与里昂的“穷人”着实相当棘手。
他们非但不把他们的行为告诉教皇，甚至还胆大妄为地公开宣称就算没有专业的教士指点，也不影响他们成为完美的好基督教徒，在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外罗马主教无任何权力告诫平民他们的信仰以及应该怎样去做，就像培尔塔利的大公爵或者是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无这种权力一般。在那时教会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遇，实际上，它是等了很久才最后决定用武力来铲除这些异端邪说。然而倘若一个组织基于的原则是这样的：仅仅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是对的，除此之外的全部是臭名远扬为人不屑的，这样的话，在它的权威受到质疑之时，它就肯定要用极端措施。教会倘若这一点都做不到，就会生存不了，这最终迫使罗马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处罚条例，使后来的异教徒都心有恐惧。阿尔比教徒（用阿尔比城命名的异教徒，此城是新教义的发源地）和沃尔多教徒（因他的创始人彼得·沃尔多闻名）的政治地位在国家中并不高，因此没有能力十分有效地保护自己，因而成为首批牺牲品。普罗旺斯被某位教皇的代表统治了好几年，那位代表把那里看成被他征服的领地作威作福，后来被杀了。英诺森三世从中找到了干涉的借口。
他召进了一支正规十字军，进攻阿尔比与沃尔多教徒。于四十天内自愿加入讨伐异教徒的远征军的人被允许在欠债中免交利钱，能够赦免过去与将来的所有罪孽，还被允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用接受普通法庭的审判。这些好处相当可观，正是北欧人垂涎欲滴的。进攻普罗旺斯那些繁荣昌盛的城市不但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报答还能够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千里迢迢的远赴东方的巴勒斯坦打仗所能获得的金钱和荣誉也不过如此，北欧人怎么可能会选择长途跋涉行军路程而不愿奔赴路程短一些的地方呢？在那个时候，人们早已遗忘圣地，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以及波兰贵族绅士中的败类都跑到南方去躲避地方长官，把已经空空荡荡的钱箱重新填满，把所有灾祸一股脑推到富裕的普罗旺斯人身上。十字军杀死、烧死、绞死或大卸八块的人的数目众说纷纭，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万人丢了性命。各个地方于严肃的大规模执行死刑之后基本说不出具体数目，但一般在两千与两万间，与城镇大小有关。贝济埃城被十字军占领后，那些士兵无法分辨出谁是异教徒，谁又不是，左右为难。这样的问题只能被送往随军的教皇代表精神顾问那里。
有人吼道：“伙计们，上吧，把他们都杀死，一个也别放过。上帝才知道谁是真正的良民。”曾有个叫西蒙·德的英国人。是个在战场上混了多年的正规十字军。他无比凶残，嗜血成性，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变换着杀戮抢夺。作为对他的“功绩”的奖赏，大片刚被军队洗劫一空的土地成了他的战利品，他的手下也按照“功绩”分得各种赏赐。还有残余的几个没有遭到杀戮的沃尔多教徒只能慌张逃入人烟稀少的庇耶德蒙山谷，并且他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教会，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阿尔庇教徒的命运比沃尔多教徒更加悲惨。遭遇百年的的杀戮与绞刑之后，这个名字在宗教法庭的报告中不存在了。但又过了三个世纪，阿尔庇的教义稍换面貌之后又重新出现，首倡者是个叫马丁·路德的撒克逊教士。这个新出现的教义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这令一千五百年来的教廷垄断就此宣告结束。幸运的是，这些事情成功瞒过了英诺森三世的敏锐的眼睛，让他错误地认为困难局面已经过去，绝对的服从信条又重新建立了。
《路加福音》一书里有一条非常有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想举办晚会的人，他看见宴席上有位子空着，还有几个客人没到，就跟仆人说道：“到大路上去，把他们拉进来。”这条命令现在重新出现了。“他们”，说的是异教徒，被拉了进来。教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留下来，这个问题经过了很多年才得到解决。因为地方的一些法庭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的使命，例如，阿尔庇教徒首次造反的时候组织的特别调查法庭就在欧洲其他首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法庭对一切的异端邪说都单独审判，后人就称这些为“宗教法庭”。直到今天宗教法庭早就已没有了任何作用，而这个名字还是让人们有心惊肉跳之感。我们似乎看到了在哈瓦那的黑牢房，里斯本的逼供室，克拉科夫满是锈迹大铁锅和红色的烙铁，棕色的兜帽，还有黑色的面纱，和一个长着肥大下颌的国王目不转睛盯着一列列一眼望不到头的男男女女缓缓地向绞架走去。
十九世纪后期出现了几部通俗小说，这些书的的确确把那些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记录了下来，这中间百分之二十五的内容被人们看做是作者的想象，还有百分之二十五被看做是异教徒的偏见，即便如此，剩余的血腥也足以能够说明全部的秘密法庭都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恶魔，在现代文明中这绝对无法被世人容忍。亨利·查理利在呕心沥血写出的八卷书向人们描述了宗教法庭的所作所为。这里我把这些缩减成两三页，想用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给中世纪最繁杂的问题一个精准恰当解释是痴人说梦，因为并没有哪个宗教法庭能够和现在的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相提并论。各种各样的宗教法庭存在于各个不同国家，而每个都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使命。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与罗马的圣宗教法庭。前面的一个有一定的局部性质，负责监督着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后面一个的触须则往欧洲各个地方伸去，圣女贞德在北部大陆被烧死，乔达诺·布鲁诺在南部有着同样的命运。
认真来说，宗教法庭没有杀死过一个人，确实如此。死亡的过程是这样：先由教士组成的法庭宣布罪名，之后异教罪犯就被送往非宗教的政府机构手中，他们再选择自己认为恰当的形式处置那些异教徒。但若是政府机构没有判处他们以死刑，就可能招惹来更多的麻烦，甚至有可能会被驱逐出教会或是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异教徒“有幸”逃离此难，没有被押送到地方当局，这些事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那么前面将会有更大的苦难在等待着他，因为他的余生将会囚在宗教法庭的牢房独自忍受煎熬，直至孤独死去。正是因为在火刑柱上痛痛快快一死比在监牢的黑暗中慢慢发疯而死在心理上会好受一些，所以很多被冤枉的囚犯就无畏的大包大揽，把各种罪名归于自己名下以求一死。要谈论这个话题而不带任何偏见是非常困难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灾难的五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处有成千上万什么都不知道的无辜平民仅仅是因为多嘴和邻居道听途说的谈论而被人夜半三更从床上拉起，在黑暗污秽的监狱中度过几个月或几年，无奈悲痛地等着既不知名又不知姓的法官来审判。没有人会告诉他们所犯何罪，也没有人告知他们证人是谁，即不许请律师，也不许与外界联系。若是有人一味坚持说自己没有犯罪，就很可能会受到非人的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或是更惨，异教徒可以揭发控告其他异教徒，可替他们说的好话只能是从风中吹过。如此命运的结果是直至他们被处死时却连自己为何而死都不知道。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即使已经死去五六十年的人也不会得到安宁，他们会被从坟墓中挖出来并被判罪，而他们的后裔还得因此受到惩罚，在先辈去世五六十年后还要被荒谬地夺去财产。可事实如此，由于分享这些没收来的财物正是宗教审判者敛财的重要手段，所以这种荒唐的事屡见不鲜不足为奇，一个连相貌都没有见过的祖父据传做过一件事而后果是孙子们变得身无分文一贫如洗，这种事屡有发生。
只要是看过二十年前全盛时期的沙皇俄国报纸的人都知道何为暗探。这些暗探都喜欢装扮成“悲伤”的样子并热衷于引人注目的事情，例如扮成故作姿态小偷又或是早已金盆洗手的赌徒。他们神神秘秘地使人艰难的知晓他们的“悲凉过去”和深深的创痛促使他们参加革命，这些无耻的掩盖却常常能够骗取真心反对帝国统治的人的信任，而只要他探知新朋友的秘密，就立刻跑去警察局告密，无耻的将犒赏装进腰包，然后到另一个城市上演这卑鄙勾当。十三至十五世纪期间，南欧与西欧的街道上到处是这样居心叵测的私人暗探。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就是靠告密，而告密的对象是那些被传出对教会或对是教义中的几点持怀疑态度的人。如若这些人没有嗅出异端邪说者的味道，便会人为地制造出几个。暗探是知道的，被举报的人不管是否清白无辜，残酷拷打下也会让他们乖乖承认罪名。他除了良心就不必担任何风险，可以毫不犹豫永不停歇靠出卖自己的良心过活。有很多国家，任何人都可以匿名告发他人思想不端，时不时的告发让人们心怀恐怖。
最终，这种制度导致连最亲密的伙伴都不敢轻信，就连家人也互怀戒心，全无信任。满城风雨的恐惧被管理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钵僧毫无顾忌的利用，大约两个世纪中他们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的确这样，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改革的很大因素就是无数平民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讨者深恶痛绝了，他们是披着羊皮的恶狼，混进安分守己的公民家里，睡最好的床，吃最好的饭，还趾高气扬地说他们应该被奉为上宾，应该快活的生活着。这些乞讨者唯一本领就是恐吓人们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就向宗教法庭告发施主。教会完全能够答复说，宗教法庭如此做的作用在于起到思想健康检查官的作用，发誓全部的职责就是杜绝错误思想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它还能够举出例子说明对那些因为愚昧无知而误入歧途的这类异教徒的宽厚仁慈。甚至扬言宣称除了叛教者以及屡教不改的人以外基本上没人被处死过。可是这又怎么样呢？一个能够让无辜的人变为罪不可恕的死囚的鬼把戏，也能够让他表面上悔过自新。密探和伪造人从来都是好朋友。在密报的行当之中，几封伪造出来的文件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