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论政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南北儒学逐渐融合。秦汉的黄老之学和魏晋的玄学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励精图治的现实政治主张，社会批判思想，儒家的礼治伦理思想和佛、道的宗教思想。
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儒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他各种思潮流派的光芒和传播。比如，王通的《中说》，李世民的《帝范》、武则天的《臣轨》、吴兢的《贞观政要》、赵蕤的《长短经》等，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统御之道，产生了深远影响。
隋代有个儒学大师叫王通，15岁时开始从事教学活动，18岁时游历四方，后来面见隋文帝，呈上《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深得隋文帝赞赏，被召之为官。后来，王通辞官归乡，一心将兴王道的志向付诸于著述《六经》和聚徒讲学的文化教育事业上去。他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为弘扬儒学做贡献。王通前后用了9年的时间著成了《续六经》，也称《王氏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等，共80卷。《续六经》完成后，王通名声大噪，求学者纷至沓来，盛况空前，有“河汾门下”之称。不仅弟子多达千余人，他还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名流，其中学生薛收、温彦博、杜淹等，友人房玄龄、魏徵、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都是隋唐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王通教学，分门授受，他的学生窦威、贾琼、姚义授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授受《乐》，杜淹、房乔、魏徵授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授受《诗》，叔恬授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授受《六经》之义。通过“通学”和“兼学”两种形式，培养出一大批各门类人才，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新鲜内容的儒学理论。
王通去世后，学生们私下为他上谥号为“文中子”。为了纪念他，同时弘扬他在儒学发展中所做的贡献，众弟子模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编《中说》一书，又称《文中子中说》、《文中子》。王通的《续六经》在唐代失传，只有《中说》流传下来。
《中说》用讲授记录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众弟子、学友、时人的对话，共为10个部分，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政治思想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考。其中包括了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等。
《中说》虽在形式上仿效《论语》，在内容上却有所创新，并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兴儒学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要依靠各种人才，而人才的养成必经学校的培养，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学才能振兴。
王通处于儒、佛、道三教争衡碰撞的思想动荡时期，传统儒学教育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出现陈旧和僵化的现象。为了振兴和发展儒学，王通认为一味排斥佛道并非良策，而应探索一条融合三教的合理途径。
王通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长，为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料。
王通在一生为振兴儒学奋斗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尤其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并提出了有关的原则和方法。
他首先说明了“人心”与“道心”的矛盾，以及如何防止“人心”泛滥和“道心”扩充的问题。在他看来，人的道心即是人类性善的本源，由此善性便可派生“仁、义、理、智、信”五常。
此外，王通还主张“正心”、“诚”、“静”、“诫”、“敬慎”、“闻过”、“思过”、“寡言”、“无辨”、“无争”等。
一方面，王通在儒学讨论的传统问题上加以强调与发展的，如主张“正心”、“诚”、“闻过”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老庄、佛释的某些思想，主张“无辨”、“无争”、“寡言”、“静”、“诫”，使传统的儒学道德修养的理论更加丰富。
除了一般道德修养的问题之外，义利关系这个自孟子以来长期争论的问题也受到王通的关注。在他看来，仁义道德是与功利私欲相对立的。在《中说》中，他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了仁义道德与功利私欲的关系，突出表现了他要存道义、去私利的主张，以及卫道精神。尽管魏晋以来，名教衰落，但王通对儒学及道德伦常的复兴颇有信心，打算放弃世人的焦点，“取其所弃”。
王通针对魏晋以来士风的腐败和道德的沦丧，斥责和讥讽那些只知“聚财”，不知“聚德”的豪门贵族和“靡衣鲜食之士”。赞扬了那些“重道义，轻王侯”，能“恶衣薄食，多思寡欲”的君子。
虽然从王通讲学和著述的形式上看，是简单地恢复和振兴传统儒学，但这一恢复和振兴的对象并非汉魏儒学，而是孔孟等儒学始祖，要从传统儒家的经典中寻找出适合当时社会政治需求的，能与佛道思想影响相抗衡的内容。因此，王通的努力就是唐代儒学改革的滥觞，是宋代理学的先驱。
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王通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排序仅次于儒学大家荀子和扬雄，到了宋代，理学中道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程颐曾盛赞王通，并认为他超过荀子和扬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