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的“雷马事变”，是冯玉祥与蒋介石斗争的最后一次较量，但它的起因却异常复杂。这次事变的结果，引来了久已倒台的封建旧军阀吴佩孚，在兰州演出了一幕为时短暂的历史丑剧，从而使蒋介石的势力深入到甘肃，西北政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1930年春，国民军第二方面总指挥兼甘肃省主席孙连仲东调。临行时，以民政厅长王桢代理主席职务，并调驻防在张掖的西北暂编第二旅旅长雷中田率两个团和一个骑兵营移防兰州。不久，刘郁芬又以后方总司令的名义，任雷中田为西北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高振邦为第一旅旅长，潘振云为第二旅旅长。高振邦兼任兰州公安局长，负责城防治安。
国民军东撤后，甘肃地方军阀开始抬头。当时，马廷贤窜踞陇南，号称一个军；陈珪璋称雄陇东，号称一个师；鲁大昌突起陇西，号称一个师；黄得贵独霸固原，也号称一个师。河西走廊，则由马步芳部的马谦、马驯割据。这些地方军阀，割据称雄，互争地盘，形成半独立的状态。甘肃省政府所能管辖的，只有兰州附近的皋兰等几县。
这年7月，马廷贤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联合陈珪璋、鲁大昌、黄得贵，组成所谓四路联军，通电声讨王桢，并派部队向兰州进攻。结果被甘肃剿匪总司令马麟的骑兵在定西击溃。12月，冯、阎讨蒋战争失败，以王桢为首的甘肃省政府通电拥护南京中央政府。1931年1月，南京政府又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代理主席。这马鸿宾是马福禄之子，马福祥之侄。其时，马福祥为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其子马鸿逵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
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是为了依靠马福祥的力量，收拾甘肃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1931年2月，蒋介石又派马文车等四个视察员来甘活动，以监视马鸿宾和雷中田，同时给雷中田送来新编第八师师长委任状和关防。在甘肃的其他反冯武装也都先后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甘肃的各地方武装力量暂趋统一。
1930年10初，冯玉祥反蒋军事失败，从郑州渡过黄河，计划必要时亲率残部绕道晋南、陕北入甘。其时，冯玉祥的卫队旅长高振邦已同跟随退驻新乡的孙连仲部叛变投蒋。冯玉祥命令后方总司令刘郁芬由西安率领勤杂部队向甘肃撤退，实行“败则回师甘肃”的计划。途中遇到韩城、平凉反冯武装的阻击，改向晋南撤退。在渭北大荔、富平等地，先后被地方民团及杨虎城的追击部队全部缴械。至此冯玉祥“败则回师甘肃”的计划全部落空。
冯玉祥失败后，只身到了晋南，积极对雷中田进行策动，并指示在兰州发动政变，除掉马鸿宾，揭起抗日反蒋的旗帜。1931年8月7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改组甘肃省政府，以马鸿宾、马文车等九人为委员，马鸿宾任主席。
雷中田见马鸿宾的主席被正式任命，自己连一个委员也没有得到，因而对蒋介石大为不满。马文车虽是蒋介石派到甘肃的视察员，但也仅得到了一个无实权的委员之职，于是便利用雷马之间的矛盾，共同策划倒马活动。
当时，雷中田接到冯玉祥的指示后，即派人到邠县（今陕西彬县）、长武与邠县警备司令苏雨生联络，商定由苏雨生设法摆脱杨虎城的控制，直扑宁夏，雷中田在兰州扣留马鸿宾，一举推翻马福祥在甘宁两省的政权。恰巧，当时苏雨生扣留了马麟购买的机器、汽车等物资，拒不发放，杨虎城派杨渠统旅向苏部进攻，苏雨生则乘机撤离邠县、长武，向宁夏转进。
8月25日，雷中田估计苏部已到宁夏，即准备在第二日发动政变，捕捉马鸿宾。第二日下午，马鸿宾由小西湖进城到省政府办公。雷中田得到报告后，即下令关闭城门，并派副官带手枪队去捉拿马鸿宾。马鸿宾已事前闻讯，换了便衣翻墙逃到城隍庙内隐避，后又逃到官升巷某职员家藏匿。
雷中田没有捉到马鸿宾，即开始军事行动，派部队向黄河以北及华林山、九间楼、小西湖一带马鸿宾的部队进攻。一时，兰州城内外枪声大作。
马鸿宾听到枪声，知道事变发生，藏也无用，傍晚到公安局说明他不愿让地方涂炭，单独来见高振邦，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什么条件可以商量。
高振邦和马鸿宾是换帖结盟弟兄，自然不忍心马鸿宾被杀害，反而派兵将马鸿宾保护起来。马鸿宾被扣留后，城内战斗停止，马鸿宾部被解除武装。26日，当兰州城外战争结束，马鸿宾部残余逃向新城集结。27日，甘肃省临时政府成立，马文车担任临时省政府主席，雷中田担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并发表就职通电和“告民众书”，揭露马鸿宾的七大罪状。至此，兰州城内的这次军事政变暂告结束，局势暂趋于平静。不过，这个通过政变产生的省临时政府，即面临着外部强大的压力和内部分裂的严峻局势。特别是在如何处理马鸿宾的问题上，内部意见分歧较大。
在省城内部，高振邦坚决反对按照冯玉祥的指示杀掉马鸿宾。高振邦与雷中田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严重对立的程度。高振邦避而不见雷中田，对冯玉祥的指示根本不予理睬。其时，高振邦掌握着省城保安警察，负责省城防务，手中掌握着军队，雷中田对他也无可奈何。
临时省政府的委员们，虽升官任职，但都各怀鬼胎，态度消极，意存观望，有的甚至避不到职。因此，这甘肃临时政府一开始，便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与甘肃毗邻的陕西、宁夏、青海三省中，陕军的杨虎城，先时已派代表赵晚江以记者身份来兰州活动，后又派杜斌丞来兰州，积极拉高打雷。宁夏的马鸿逵，与马鸿宾是家族弟兄，对雷中田的政变自然十分恼火。青海的马麟与马鸿宾小有矛盾，对马鸿宾的倒台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但他毕竟是马鸿宾的亲戚，又是同事，自然也不希望马鸿宾被杀，积极进行释放马鸿宾的活动。
兰州城内的地方绅士，也不愿看到回汉两军对立而酿成民族纠纷的历史惨剧重演。以前清进士刘尔炘等人为首的地方绅士积极活动，促使雷中田、马文车释放马鸿宾。
到了9月间，苏雨生才到达宁夏地区，但很快被马鸿宾部击溃，与雷中田失去了联络，夺取宁夏的计划终未能实现。
至于一般百姓，对于省城的这次政变并不关心。百姓们说：“去了一个吃羊肉的，来了一个吃猪肉的，谁上台老百姓都得出丁、出粮、出钱，谁也不打土匪。”
在政变中雷中田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外无援兵，内无民众支持，困居省城，束手无策，形成了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
南京蒋介石接到马福祥及各方面的报告，知道“雷马事变”系冯玉祥幕后指挥，非常恼怒，立即电告雷中田：“连日接报告谓马主席被禁闭，如果属实实属反叛中央，目无法纪。限文到即恢复马主席自由，行使职权。中央命令，绝不更改，兹责成兄查办此案，并将查办情形，火速电复。”雷中田、马文车接电后，把电文改为：“闻马主席被禁闭，究竟如何，兹派史负责处理。如有意见，准予呈报，即将电复。”并登载于报端，蒙蔽视听。
到了9月中旬，蒋介石又给雷中田、高振邦发来电令，措辞更为严厉：“甘肃视察员马文车作威作福，构成政变，将省政府主席马鸿宾私行扣留，经中央严令立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使职权，并未遵令办理，似此坏法乱纪，非严惩祸首，何以肃法纪而遏乱萌。电到仰该师长即将该视察员马文车拿解来京究办，并遵令转知马鸿宾即日召集各委员行使职权。”
马文车看到电文后，大为惊慌，立即动身东下，途中被雷中田派人挡回。接着雷中田派司令部参议赴南京向蒋介石陈述事变原因，请示中央处理。当时蒋介石因为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对雷中田的态度有所缓和，又因为雷中田在通电中，只宣布马鸿宾的罪状，并未公开反蒋，所以听从马福祥的建议，等待和平解决“雷马事变”。
兰州的“雷马事变”发生时，马麟正在西宁忙于料理其兄马麒的丧事。政变突发，马麟不明就里，即命驻扎在城外的骑兵一千余人撤至河口新城。直到雷中田的通电发出后，马麟才知道马鸿宾已被扣留。对于马鸿宾的倒台，马麟表面上装得气愤，实则幸灾乐祸。因为马麟在兰州任甘肃剿匪总司令期间，亦觊觎着甘肃省主席的职位，即至南京发表了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麟见鹿死他手，遂醋意大发。马鸿宾就任省政府主席后，首先裁撤了全省保安总司令部，并核减士兵的口粮，遂引起马麟的不满。因此雷中田的通电发出后，马麟、马步芳即复电表示：
甘肃地方重要，马鸿宾即奉命管押查办，军事政事又得兰坡（雷中田字）总司令、心竹（马文车字）暨各委员协力维持，此诚甘民之幸福。唯省城秩序虽已如常，导河一带骤闻兰州局面变更，人心无不浮动，拟派第九师马继融旅开赴导河，以资弹压而维持秩序，想亦诸公赞许也。马鸿宾既经看管，仍请优待，听候中央处分，勿以政局牵及各族问题。
马继融旅当时驻扎兰州，政变时已撤至新城。马麟、马步芳将该旅迅速调往河州，乘兰州政局混乱之时控制河州。复电发出之后，该旅已到达河州，其实是先行后奏，雷中田不得不默许承认。
马麟又与马鸿逵商议，密电南京马福祥，详述兰州“雷马事变”情形，以求得马福祥及南京政府的谅解。
再说，马鸿宾之子马文清在兰州小西湖同雷中田部队的交火中失败，率残部撤到新城。马文清听到父亲被扣留，生死难保，便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联络，准备合兵攻打兰州。
其时，马鸿逵已接到其父马福祥争取和平解决“雷马事变”的电报，知道进攻兰州，军事上难以取胜，且会威胁到马鸿宾的生命，便指示马文清到西宁见马麟，请求马麟出面调停。
马文清到了西宁，跪请马麟出面相救其父马鸿宾。马麟碍于情面，只好答应。当月即带幕僚，同马文清一道东下，来到河口新城，致函雷中田，表示愿居中调停，和平解决，以免祸及地方。
消息传出，兰州市面张贴标语，欢迎马麟进城。各城各界代表前往新城迎接，雷中田、马文车亦派代表前往欢迎。
马麟知道兰州城内是雷中田的天下，怎敢只身深入虎穴？闹不好，会变成第二个马鸿宾。马麟对雷中田的代表说：“要我进城共商大计可以，但是我要带六百骑兵入城！”众代表皆惊愕。这位曾被省城居民戏称为“董太师”的剿匪总司令带兵进城，岂不是引狼入室？雷中田、马文车自然也不肯答应青海骑兵进城，遂婉言谢绝。
马麟倒也不再坚持，便派出自己的代表马昆山、魏敷滋进城调停，自己坐镇新城，牵线指挥。马麟的这一着也是“金蝉脱壳”之计，既敷衍了马鸿逵、马文清的请求，又使自己不入险境，进退有据，明哲保身。
当时，雷中田提出释放马鸿宾的三个条件是：第一，马鸿宾私宅财物的损失概不补赔；第二，下命令叫马部驻在靖远、新城两地的队伍一律缴械；第三，马鸿宾自行电请中央辞掉省府委员及主席职务。
对这三个条件，马鸿宾回答得很妙：“不要补赔，只要兰州和全省人民无损失，本人私产无甚关系；所部缴械命令当由我下，服从与否，不能保证；辞职一层，何用他提，本人从来未尝如此厚颜。”这样回答也是避重就轻，等于无用。因为雷中田的三条要求中，“辞职”与“缴械”这两条最为重要。缴械不能保证，命令等于白下；辞职一层，只是玩弄外交辞令，并不能保证付诸行动。这样的答复，雷中田自然不能同意，调停随之搁浅。
马麟又与马鸿宾第七师军官们商谈，军官们提出的条件是：“临时省政府的负责人和马鸿宾主席同时辞职，马鸿宾恢复自由后，省主席由第三者担任。第七师回驻宁夏。”对这些条件，雷中田表示同意，但第三者人选一时难以确定。有人提出由临时省政府委员杨思担任。因为杨思是调停的雷方代表，又是兰州地方绅士，两方都表示同意。可是，杨思坚决表示不干，调停又陷入僵局。马麟提出，以他的名义电请南京政府将马鸿宾调回宁夏，准予马鸿宾辞去甘肃省府主席。
马麟电请南京政府的目的，是为促使蒋介石准予马鸿宾辞职，将马鸿宾部排挤出甘肃。这样，既可以了却调停之事，也可以除去自己在甘肃扩张势力的一个敌手。不过，南京蒋介石在先也表示：“中央命令绝不更改”，又何能同意将马鸿宾调回宁夏？因此，这封电文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始终未见答复。
马麟见南京未有任何表示，亦知调停无望，自然心灰意冷。恰值此时省城内发生记者赵晚江被刺案，局势更加混乱。这赵晚江是以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的代表身份来甘肃活动的。这位大员遇刺身亡，城内风传杨虎城将率兵入甘平乱。有人甚至怀疑，赵晚江是马麟派人所刺。马麟闻知，大为恼火，即召回驻省城代表，动身回西宁。
到了11月间，忽然从兰州传来消息：吴佩孚下榻行辕，顺利解决了雷马纠纷。11月10日清晨，马鸿宾被释，由高振邦派人送他到朱家井子。这朱家井子是马鸿宾部队的驻地，自然他的安全不成问题了。对马鸿宾的被释，马麟很是惊奇。没想到吴佩孚这位没落将军仍有如此威望，使兰州的雷马两派能听从他的调停，很快解决了“雷马事变”。不过，事情也并未就此结束。在甘肃临时省政府内部，对“放马迎吴”的意见也很不一致。在山西遥控局势的冯玉祥也不愿吴佩孚染指甘肃，曾连电批评雷中田、高振邦，电令“驱逐吴佩孚”“坚决处理马鸿宾”。
对于雷中田、马文车来说，“放马迎吴”是摆脱困境的一种办法。因此，迎吴到兰州，就有拥吴出山，坐镇西北，共同对付国民党中央军入甘的想法。这些地方小军阀，本无明确的政治方向，只要能在矛盾夹缝中求得生存，苟安一时，站在哪面旗子下都无所谓。至于“抗日救国”“拯民水火”，倒还是在其次。这种形势，对于吴佩孚来说，自然是难得的良机。于是，他便使出手段，顺风行船，妄图利用西北各地军阀的支持，使自己登上“兴国军总司令”的宝座。
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拥有两个暂编师的军力，实力雄厚，在西北各回族军阀中享有很高声望，自然便成了吴佩孚笼络的主要对象。吴佩孚在主持释放了马鸿宾之后，即派随员赵子宾、金殿甲偕同甘肃回族人士郭福金前来西宁，与马麟洽商。
马麟见吴佩孚如此看重自己，代表们又是如此恭维敬重，自然愿意出面合作。即派代表魏敷滋去兰州洽谈，酝酿拥戴吴佩孚在西北主持军事的大计。
于是，在吴佩孚的操纵下，青、宁、新等省及甘肃各实力派代表几经商议，终于在11月15日发出了甘、青、宁、新、川五省将领十八人拥吴出山、共谋国事的通电。电文中说：
日本强权侵略，为我世仇。甲午以还，得寸进尺，割地剥利，攫压无厌。近益恣其凶残，占我东北，横施压迫，逞所欲为，势将亡我国家，灭我民族，凡属国民，亟宜坚其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心，合我四百兆同胞相扶相助之力，立捐私怨，共秉公忠，团结精神，一致对外，今幸宁粤各方，共谋统一，荩筹国是，自有良谋。唯是敌忾同仇，瑞资胞泽，窃以吴上将子玉，为国元老，韬晦蜀中，于兹数载，身虽寄乎山水，心常系于国家。际此处患危急之秋，翩然莅陇，谢安未老，共仰东山，矧其前戍东，适逢日俄战役，满洲形势，日本军事，观察靡遗，了如指掌。应请中央及全国胞泽民众，一致敦请出山，主持对外军事，为政府外交之后盾，作人民救国之先锋。麟等志切卫国，愿赴疆场，马革裹尸，虽死尤烈。国将不固，敢存他心，迫切陈词，诸维亮察。
在这封通电上领衔的是青海省政府主席兼骑兵第一师师长马麟。以后依次落款的是：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边防督办金树仁，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七师师长马鸿宾，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川甘边区剿匪总指挥黄隐，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马文车，第八师师长潘振云，第九师师长马步芳，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第十四师长鲁大昌，甘肃陇南绥靖指挥马廷贤，甘肃第三师师长王家曾，甘肃第四师师长高振邦，独立第十旅旅长李贵清等。
这封通电发出后，南京蒋介石极为震惊，即命令杨虎城派部入甘“平乱”，驱吴离甘，以便控制甘肃局势。
杨虎城向来认为甘肃是陕西的后方。如果甘肃被吴佩孚控制，会直接威胁他的“西北大同盟”的扩张计划。派兵入甘既可以驱吴，也可以达到向西发展的目的。因此在接到电令后，即派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的名义
率部入甘。同时，严令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就近向马麟申述利害，劝阻马麟勿与吴佩孚、雷中田合作。
马麟受到警告，立即失悔，即与马步青、马步芳商议，于同月21日急电蒋介石、杨虎城，否认通电，说：“该项通电，纯系甘作驱策之一二小军阀所捏造……事前事后，此间均未与闻。”继而组织全省各社会群众团体，纷纷致电吴佩孚，表示反对。指示西宁省内商人罢市，学生游行，制造声势，反对吴佩孚、雷中田。把通电的罪责全部推到雷中田等人的身上。宁夏省的马鸿逵、马鸿宾，也电告南京政府，表示否认。
吴佩孚得知陕军入甘的消息，也是极度惊慌，他一面与雷中田商议，进行军事部署，由雷中田率部在会川、定西一带布防抵御，并急电四川邓锡侯进军陇南，予以支援。并致电杨虎城、孙蔚如，劝阻军事行动。你想杨虎城奉命平乱，出师有名，岂是吴佩孚的一封电报劝得住的！
孙蔚如率部经过平凉，联合陈珪璋部一个旅和两个骑兵团的兵力，同时西进。马廷贤见陕军入甘，公开举旗反吴，亦派兵北进，以牵制雷中田、王家曾等军的侧翼。
马麟也派骑兵进抵享堂，准备配合攻夺兰州。
马鸿宾的骑兵一部，亦由永登红城子向十里铺进发。
12月8日，雷中田在定西、榆中的阵地全部丧失。雷中田将部队交鲁大昌收编，只身出走。高振邦随吴佩孚、马文车在陕军入兰前夕，仓皇向宁夏出逃，所部由陕军收编。后来，吴佩孚转赴北平，做了寓公。
马文车从北京到了上海，后来想去南京谒见蒋介石，终不为蒋介石所容，逃到杭州隐姓埋名了。“雷马事变”这幕滑稽剧到此收场。当时兰州有童谣唱道：“雷响马诧车翻过，一枪打死了赵二哥。”
孙蔚如到兰州，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甘肃宣慰使，驻防兰州，维持省政。孙部驻兰州，自然一切措施都以杨虎城的计划行事。
1932年1月15日，孙蔚如即用计捕杀了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将其头颅埋葬于督署后花园。这当然是为了剪除异己，固蒂扎根。
蒋介石深恐杨虎城的势力在甘肃发展，日后难以制服，便在第二年4月，以军民分治的理由，发布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从此，甘肃政权即被蒋介石的势力所控制。
6月，邓宝珊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马麟派魏敷滋前往兰州活动，和他结成金兰之交。邓宝珊、邵力子亦派员来西宁回拜。经过邵力子、邓宝珊的活动，马麟逐渐得到了蒋介石的谅解。经此风险，马麟抱定守陈之策，谨小慎微，不再敢轻举妄动了。省政诸事，多由马步芳决策，自己托病养疴，在东关私宅悠闲度日，做起富家翁。
到了这年年底，胡宗南部进入天水，陕军孙蔚如部移驻陕西汉中。
胡宗南是蒋介石一手栽培起来的亲信，他之所以进入甘肃，名义上是为了对付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开辟根据地，实际上也是为了以武力控制甘肃，并进而西上入青海，驱逐马家军取而代之，以军事控制整个西北各省。
胡宗南进入天水，引起了甘肃军阀及马步芳的惶恐不安。马步芳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积极扩充部队，购买枪械，准备起兵自保，力求图存。
第二年年初，胡宗南派他的副师长彭进之，以共商西北大计的名义，前来西宁活动。马步芳听到这一消息，真是如坐针毡，愁苦不安，他左思右想，也难有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