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是指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华夏中原地区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从中原文化的形成与内容来看，河洛文化是多源多流文化在河洛地区的融合与积累，其中草原文化是其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之一。
草原文化是指古代华夏北方草原地区的先民创造的一种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的文化。就地域而言，草原文化大致分布于从大兴安岭到帕米尔高原的草原、戈壁、大漠一带，以我国今地言之，包括东北、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川北、西藏等地区；就古代文化载体而言，有西戎、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蒙古等。
文化的载体是人，随着人的迁徙、融合，文化也在交流、融合。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源自文化载体的开放性、包容性。古代华夏北方的草原民族大多具有向南发展的倾向。西域、漠北的许多族群，史前史后都在华夏大地上流转过。各族群之间东来西去，南下北上，时和时战，合合分分，杂处婚配，交流融合，构成了人类体质和文化的演化历史。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纵观华夏历史，诚如斯言。追溯河洛文化，亦如斯言。
中原文化与戎狄文化
西周时期，周公营洛邑（今河南洛阳），洛邑为成周所在，时为西周王朝的东都。东周时期，洛邑为其都城，时为东周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洛阳是周朝重要都城之一。
周族姬姓，是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支古老族群。《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周人始祖后稷，其母为姜嫄（姜、羌同源），周人显然出自羌人部落。先周时期，羌人属于西戎，同殷商甲骨卜辞中经常出现的“羌方”以及商周时期文献中经常出现的“羌戎”同属西戎中的一支。这一点，从周人、羌戎与犬戎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证实。周人在其始祖时期即与姜姓羌人世为婚姻，姜姓为炎帝氏族的後裔。因此，周人祖上与炎帝族的羌人有很深的渊源关系，青藏高原的羌人是周人的血缘亲族。从《尚书》记载看，周族尊崇夏人，与夏人同祖，本为夏人之一支。《国语？鲁语》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夏人本古氐人。“氐”“狄”同音。周族先祖实为戎狄族群之一。孟子明确地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
周族先祖活动于西域。《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关于赤水所出，《山海经？西山经》说：“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四流于大杅。”这就是说，赤水与河水、洋水、黑水同出于昆仑之丘。西周之国在赤水之东，也即在昆仑之丘的毗邻地区。著名的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丁山教授考证说：以周人先祖实行 “火葬习惯、大事纪年、与‘七日来复’”与殷人比较，殷人则实行“王在位纪年、十日为旬、与夫棺葬”，周人和殷人在这“三重重大事实迥异”。由此丁山先生得出结论：“余知成王以前，周人文化，实与古代波斯印度成一系统，决非偶然之事。……孟子尝称文王为‘西夷之人’，由今考之，西夷殆及西域矣。穆王西征，与大王妻元女于赤乌氏，固皆周人来自西域之旁证。”
夏朝时，周族由西北向东南逐步推进。殷商早期，周族臣服于商。《诗？商颂？殷武》有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朱熹《诗集传》谓：“氐羌、夷狄国，在西方。”《国语？周语》载：祭公谋父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到大王亶父时代，“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由于戎狄的进攻，周族才跟着大王亶父从今甘肃庆阳、宁夏固原地区迁移到今陕西岐山下的周原居住，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甘肃、陕西的泾渭地区。商纣王时代，周族取而代之，建立了周朝，立国于河洛地区。
周朝建立前后，周族与西域戎狄互通来往，持续着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血缘关系。《穆天子传？卷二》说：“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壁。封其嬖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赤乌氏，美人之地也，宝玉之所在也。”日本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小川琢治研究，周穆王西游的“西王母之邦”在大宛。舂山，在今新疆哈密西北，赤乌氏或汉乌孙之旧名，必然西域之民族。周穆王西游，周先祖大王亶父其将元女嫁给赤乌氏，这说明周族亦属戎狄族群，与西域戎狄持续着政治、经济、文化与血缘关系。
《史记？周本记》记载，西周早期，周都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周“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洛邑作为东周首都长达500多年。周族作为戎狄族群立国于河洛地区，与殷商时期的河洛文化汇聚、融合，在其基础上发展为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因此，戎狄文化是河洛文化的因子之一。
中原文化与匈奴文化
东汉时期，北匈奴残部被安置在今河南省禹州市。
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北匈奴新降者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畔，胁立前单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北单于，匈奴再次分裂（《后汉书·南匈奴传》）。
公元118年，逢侯单于被鲜卑击败，大部分部落归附鲜卑，逢侯只得率领百余人到朔方郡投靠东汉。东汉政府把匈奴逢侯单于残部徙居到豫州的颍川郡（今河南省禹州市），使该部匈奴落籍河南禹州，于此繁衍生息（《后汉书·南匈奴传》）。
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为羯族首领石勒所建。东晋元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反刘曜，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后迁邺（邺城在邺县，邺县辖今河北省临漳县和河南安阳县北半部），以河内等24郡为赵国，拥有民户29万，史称后赵。后赵之地“南逾淮海，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后赵盛时其疆域包括今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及以及江苏、安徽、甘肃、宁夏的部分地区。
关于石勒的族属来源。《晋书·石勒载记》说：石勒，“上党武乡羯人也。” “羯人” 亦称“胡羯”。《晋书·石勒载记》载：“（石勒）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可见石勒与胡羯同族属。《魏书·羯胡石勒传》说：石勒“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乡羯室，因号羯胡。”《晋书·北狄匈奴传》说：入塞匈奴19种，其中羌渠是其中之一。《史记·匈奴列传》说石勒“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即将石勒归入匈奴族“羌渠”这一部。《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石勒传》称石勒“匈奴之苗裔也”。
后赵实行“胡汉分治”， 朝廷设置大单于管理各少数族群，设有专门官吏管理胡人辞讼和出入，国内禁说“胡”字；称羯人为国人，称汉人为汉人、赵人。石勒参照魏、晋王朝，建立各种政治制度，设立学校，提倡经学，阅实户口，劝课农桑。石勒在位，也实行过一些汉化政策（《晋书·石勒载记》）。
匈奴逢侯单于残部在豫州颍川郡（今河南省禹州市）的繁衍生息，使匈奴文化与汉代河洛文化交流融合。属于匈奴 “羌渠”部的“胡羯”族，在古代河南地区纵横30多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洛文化碰撞、融合。因此，匈奴文化是河洛文化的因子之一。
中原文化与鲜卑文化
北魏（公元386年～557年）为鲜卑拓跋氏所建。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
孝文帝拓跋宏崇尚中原先进文化，为了学习和接受中原先进文化，他大力进行改革，强力推行汉化，改变鲜卑旧姓，禁止胡服﹑胡语等旧俗，发展教育，提高鲜卑人的文化程度。
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洛地区自然是鲜卑北魏推行改革的中心区域。以鲜卑族的姓氏改革为例，只看改革后的姓氏，很难从姓氏上区分鲜卑族与汉族诸姓。
根据《魏书·官氏志》的记载，除北魏皇族鲜卑拓拔氏在孝文帝改革仍前保留“拓拔”姓氏外，其余皇室宗族的10个复姓除个别外均改为单姓：“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次兄为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次弟为侯氏，后改为亥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又命疏属曰车焜氏，后改为车氏。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神元皇帝时，鲜卑勋臣8姓改为单姓：“丘穆陵氏，后改为穆氏。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贺赖氏，后改为贺氏。独孤氏，后改为刘氏。贺楼氏，后改为楼氏。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纥奚氏，后改为嵇氏。西方尉迟氏，后改为尉氏。”鲜卑属族 “是连氏”等69个复姓改为“连”氏等69个单姓；南方鲜卑“茂眷氏” 等7个复姓改为“茂”氏等7个单姓；西方鲜卑“尉迟氏” 等16个复姓改为“尉”氏等16个单姓；北方鲜卑“贺兰氏” 等10个复姓改为“贺”氏等10个单姓。到孝文帝改革时，鲜卑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皇室宗亲拓跋氏仍为拓跋氏。
据《魏书·官氏志》，以下单姓均由鲜卑复姓改革而来：穆、陆、贺、刘、楼、于、连、仆、苟、梁、略、寇、罗、茹、葛、封、阿、延、鹿、骆、薄、桓、和、侯、浑、娄、鲍、卢、云、是、利、副、如、扶、单、几、兒、古、毕、庾、何、吕、莫、卢、芦、韩、路、扈、舆、干、伏、高、屈、沓、石、解、奇、卜、林、郃、绵、盖、黎、单、明、门、宿、邗、山、房、树、乙、茂、云、窦、陈、狄、稽、柯、尉、步、潘、薛、俟、展、费、綦、艾、缑、祝、缓、就、温、褒、杜、贺、甄、嵇、越、狼、味、库、兰、蒌、羽。此外，吐谷浑氏依旧吐谷浑氏，贺若氏依旧贺若氏，那氏依旧那氏。
《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 “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鲜卑代国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魏书·官氏志》中上述由鲜卑复姓改革而来的单姓，广泛遗存于河洛等中原地区，现今基本归入汉姓。追根溯源，其姓氏实为鲜卑姓氏，其种族实为鲜卑后裔。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凡入居中國之胡人及漢人之染胡化者，兼有本來之胡名及雅譯之漢名。”
汉魏之际，鲜卑拓跋氏的一支由其酋长秃发匹孤（公元210年～231年）统率，从塞北阴山南下，其后裔在河西地区建立了南凉(公元397年-414年)。南凉亡国后，河西鲜卑秃发氏（拓跋氏）归北魏统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说秃发傉檀的少子腊于破羌与自己“源同”，极受重用。周、隋之際，鲜卑秃发傉檀的后裔 “居鄴郡安陽（今河南省安陽市）”。唐朝时期，秃发傉檀的后裔源乾曜（拓跋乾曜）曾任唐玄宗时代的宰相。鲜卑后裔繁衍生息于河洛等中原地区，其族群已融入中原族群，其上层人士已进入中原王朝的统治集团。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源贺的后裔源乾曜曾为唐玄宗时代的宰相。《新唐书·源乾曜传》载：“源乾曜，相州（治邺。邺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河南省安阳市北）临漳人。祖师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时太常伯，流死岭南。乾曜第进士。神龙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东，奏课最，频迁谏议大夫。……（开元初）累进尚书左丞。四年（公元716年），拜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对源乾曜的族属源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源氏出自後魏聖武帝詰汾長子疋孤。七世孫禿髮傉檀，據南涼，子賀降後魏，太武見之曰：‘與卿同源，可改為源氏’”位太尉、隴西宣王。生侍中馮翊惠公懷，懷二子：子邕、子恭。子恭字靈順，中書監、臨汝（今河南臨汝）文獻公，周、隋之際，居鄴郡安陽（今河南安陽）。生彪，字文宗，隋莒州刺史、臨潁（今河南临颍）縣公，生師民。源氏宰相一人。乾曜。”源姓由北魏鲜卑秃发氏（拓跋氏）改姓而来，源乾曜原名实为“拓跋乾曜”。有学者研究，广东、香港、澳门等地现有“源”姓3000多人，至今还保存着《源氏大宗族谱》，从中记载“源”氏为鲜卑后裔，唐朝以后迁居广东。唐建中年间，大臣源休谋反失败，所有源姓都受到株连，纷纷逃奔。其中一支逃至广东定居，一直延续至今。另据霄乡源氏讲，1939年日军侵略广东时，在霄乡曾下马跪拜源氏祠堂，说明日本源氏可能与鲜卑源氏有关（赵玉明：《源姓秃发鲜卑考》原载《北方文物？》2002年01期）。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鲜卑文化的载体鲜卑族群及其鲜卑文化与中原族群及其河洛文化交相融合。因此，鲜卑文化是河洛文化的因子之一。
中原文化与“胡风”文化
“胡风”文化是指北方草原民族传入华夏地区的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饮、胡食、胡服、胡屋等。
白居易是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世敦儒业”，是唐代著名的文化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影响深远。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汉族诗人和文学家，他却对“胡风”情有独钟。在白居易的诗文中，仅歌咏游牧民族的 “毡帐（胡屋）”的诗文就有10多首，现摘录如下：
别毡帐火炉
忆昨腊月天，北风三尺雪。
年老不禁寒，夜长安可彻。
赖有青毡帐，风前自张设。
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
池边即事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
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
府酒五绝·招客
日午微风且暮寒，春风冷峭雪干残。
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
毡帐亦作“氊帐”，或称“毡屋”“ “毡幄”，俗称“帐篷”，系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居室。白居易身居中原闹市之中，曾先后任唐朝刺史、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却自制“毡帐”，
竟在 “毡帐”中生活了近20年。从白居易歌咏毡帐的诗文与其毡帐生活中，可见“胡风”文化对河洛文化侵染之盛。
白居易的“胡风”言行，并非是他个人的怪癖。唐代使用毡帐的习俗盛极一时，“上自皇族，下至庶族，莫不皆然”。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说：“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诏 有司约古礼，今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观花烛及却扇诗，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腶修，无拜堂之仪。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请皆不设，惟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幔为之。”洛阳为北魏故都，使用毡帐的习俗自然源于草原文化。因此，“胡风”文化是河洛文化的因子之一。
中原文化与西夏文化
西夏是由“东北蕃”鲜卑拓跋氏在华夏西北地区建立的封建割据王国，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
成吉思汗伐灭西夏后，西夏遗民到哪里去了？《蒙古秘史》续集卷二载： 成吉思汗临终前每饭则言“（对西夏）殄灭无遗！ 以死之！ 以灭之！”清史学家吴广成撰《西夏书事》说蒙古军队便对西夏民族进行了毁灭性屠戮，“四面搜杀遗民，民至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据此，通常的说法是西夏亡国之时，西夏故土上的党项人被赶尽杀绝了。所以，追寻西夏后裔成了史学界的热门话题。
关于西夏亡国后的党项人后裔去向，本世纪以来，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找到了一些踪迹，宁夏及许多省区都有。据文献记载，移居河南的西夏移民散见于濮阳，唐河、邓州、方城、信阳、开封、浚县等地。其中，濮阳市杨氏宗族，其祖先为西夏“唐兀氏”，自西夏末年归附蒙古，徙居濮阳，已有700多年，见证于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立石的《唐兀公碑铭》与杨氏家族世代相传的《述善集》等史料。《新元史》载：“唐兀氏，故西夏国。太祖平其地，称其部众曰唐兀氏。”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宁夏社会科学院专家确认，现濮阳市柳屯乡十余个自然村里的5000多位杨姓居民，属西夏移民后裔。
按照《唐兀公碑》《述善集》和杨氏家谱记载，杨氏的祖先“府君讳闾马，唐兀氏，其父唐兀台，世居宁夏路贺兰山”，“ 大元赐姓唐兀”，四世祖唐兀崇喜改为杨姓。 蒙古军队伐灭西夏后，部分西夏军民被扩充为蒙古军队，组成西夏军，由党项人担任统帅，与蒙古大军一起逐鹿中原。按《唐兀公碑铭并序》的说法，杨氏祖先在征战中 “多获功赏，然性恬退，不求进用，大事既定，遂来开州濮阳县东，拨付草地，于民相参住坐”。战争结束后，杨氏祖先被元政府安排到濮阳，“官与草地”，屯军駐守。杨氏后代唐兀崇喜等人任职 “军民万户府”的“百夫长” ，繁衍为濮阳的一个庞大的家族。《述善集》记录了西夏遗民徙居濮阳、种族通婚、习俗汉化诸情况，收录了唐兀崇喜与西夏后裔、元明文人的许多诗文。像濮阳杨氏这样一支来自西夏的蒙元官宦移民家族，在当地有权有势有文化，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其宗族中并未消亡。他们在传承西夏优秀文化的同时，不断学习、吸纳中原民族的先进文化，《述善集》即是明证。明代开州濮阳县人王崇庆，曾任南京礼、户二部尚书，他在《序杨氏遗集》中说：“夫氏也，生于贺兰，迁于濮阳，里于榆林，派衍于元，云仍于明，何其盛也！然而是西夷之人也，夷之变于夏者也”。 濮阳杨氏的“夷”“夏”之变，说明西夏文化是河洛文化的因子之一（何广播主编《述善集研究论集》）。
河洛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先秦以来，北方游牧族群不断南下黄河流域。秦汉时期，漠北及西域各族沿草原丝绸之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交往于长安、洛阳。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华夏西部、北部的草原族群纷纷南下，陆续内迁，一些北方草原民族国家与中原王朝相抗衡，还有一些北方草原民族国家入主中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各族群南来北往，东进西出，族群之间的分合、兼并、混居、婚配成为民族大融合的主要形式。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仅仅是草原民族在学习着中原民族的先进文化，中原民族也吸收着草原民族的优秀文化。河洛文化的形成与积淀，走的也是这条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