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册立李显为皇太子之后，武则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放弃了以前推行的严酷政治，改为奉行比较和缓的政策，而且使政局变得相当宽松。这种变化在久视元年以后最为显著，甚至连以前最为忌讳的事情都可以公开议论了，可以这样说，除了不许攻击她个人的私生活以外，其他问题都允许公开讨论，言路的开放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程度。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武邑（河北武邑）人苏安恒的上疏之事。长安元年（701）八月，苏安恒上疏于武则天，要求她退位，让给李显做皇帝。苏安恒的这个上疏主要有两点要求，首先认为武则天年事已高，再眷恋皇帝宝座，处理繁重的国事，不利于圣体的安泰，而皇太子春秋正盛、年富力强，不如禅位于东宫，自己安享天年，“自怡圣体”。其次，建议将武氏诸王降为公侯，任其闲居。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处置，一旦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武氏诸王将难以自处。同时他还请求将武则天的20多位孙子全部裂土封王，“以夹辅周室，屏藩皇家，斯为美谈矣。”苏安恒这里提到“夹辅周室”当然是一个幌子，因为一旦李显即位，肯定恢复唐国号，大周将不复存在，“屏藩皇家”即李唐政权才是他的真实意图。有趣的是苏安恒还以突厥侵扰边境之事对武则天进行威胁，他说“陛下若能告倦万机，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孙，自然四夷闻之，系颈面缚；百姓闻之，鼓腹击壤。”《全唐文》卷237《请复位皇太子疏》。其实这个时期边患并不严重。这年八月突厥默啜寇边，武则天命相王李旦为天兵道元帅，率诸军征讨，还未出动突厥就已退去。西北的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凉州（治今甘肃武威）一带，在陇右道诸军大使郭元振的治理下，士马精强，“牛羊被野”，“夷、夏畏慕”。使这一带的局势大大地缓和了。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苏安恒将会受到如何残酷的处置。幸运的是苏安恒这次遇到的不再是以前的武则天，他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还得到了武则天召见、赐食，并再三慰谕然后遣还回乡。
次年五月，苏安恒再次上疏要求武则天退位，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上疏措辞尖锐，态度激烈，像这样语言犀利而涉及问题又是这样敏感的奏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还是前所未有的。在苏安恒看来武周政权已是“运祚将衰”，快要垮台了，应该尽快把政权移交给李氏子孙。他认为当前情况是“奸邪乘时，夷狄纷扰，屠害黎庶”，而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是武则天“微弱李氏，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复子明辟”引起的。苏安恒指出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虽然居于皇帝宝座，但却是唐氏旧基，陛下不过是鸠占鹊巢罢了。现今太子已经召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图宝位而忘母子情深，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又如何使天下移风易俗！像这样继续下去，陛下有何颜面去进唐室宗庙，以何诰命去谒高宗坟陵？陛下安于“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不如上符天意，下顺民心，早日将天下“神器”还归李家。苏安恒最后还强调他之所以不惜一死而上疏，完全是为了国家安稳，如果陛下认为这是不忠的行为，请斩臣头以令天下。面对这篇措辞激烈而强硬的上疏，武则天没有再召见他，但也没有治罪，采取一种不予理会的态度。
苏安恒的这两篇上疏在当时无疑是两次晴天霹雳，对朝野上下震动很大。尽管苏安恒地位低下，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了他的呼声，有关唐史的多部史籍都收录了他的上疏，可见其影响之大。武则天能容忍如此尖锐的批评，说明她不愿因惩治苏安恒而去刺激本来就不和谐的李、武两大家族的关系，以免引起李氏家族和支持他们的朝臣的不安，破坏已经变得比较缓和的政治气氛。
宽松的政治气氛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在人事方面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原来的政敌为官。长安四年（704）十月，武则天命宰相各举荐可以充任员外郎的人选，宰相韦嗣立举荐了广武（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但他又不敢力荐，只是说“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岑长倩原来也是武则天的宰相，天授二年（691）九月，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求册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岑长倩认为皇嗣李旦已在东宫，不宜再有此议，由此得罪了武氏诸王。他们排斥岑长倩去征讨吐蕃，中途召回，下狱治罪，胁迫岑长倩之子岑灵原承认谋反，最终将岑长倩诛杀。韦嗣立所指的就是这件事。武则天却认为只要岑羲本人有才，“此何所累！”于是岑羲得以被任命为天官员外郎。武则天态度的改变，标志一项新政策的出台，“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
垂拱以来大量冤案的陆续昭雪，是晚年的武则天努力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的又一显著标志。在圣历二年（699）时，当韦嗣立提出把垂拱以来的大小案件，罪无轻重，全部昭雪，死者追赠官爵，生者放归乡里时，武则天还不愿接受。可是到了长安二年（702）八月，武则天却主动颁布了一道敕令，规定：自今以后有告发徐敬业、李贞、李冲余党者，“一无所问”，内外官司一律不再受理。这个敕令很重要，它的颁布标志着武则天不再把这些所谓余党视为政敌，说明她对以上诸案的性质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只是不便公开地直接地为以上诸人平反罢了。话说回来，徐敬业举兵一事在今天看来确属反叛性质，只不过在当时他打的匡复唐室的旗号蒙蔽了不少人，以至于后来使唐政府给他平了反。
这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要求重新复核来俊臣等酷吏所办的旧案。武则天遂命监察御史苏负责此事，经过认真的调查取证，“由是雪冤者甚众。”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大赦天下，规定自文明元年（684）以来除徐敬业、李贞、李冲及其他反逆魁首外，罪无大小，全部予以赦免昭雪。武则天这一举措比较彻底，影响也很大，基本上将她临朝称制以来的冤假错案几乎都予以平反了。武则天的这个举措是在李峤、崔玄、桓彦范等人的多次请求下颁布的，尽管如此，她最终能接受他们的奏请，还是与她努力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的思想有关。
武则天以上变化与她晚年政治抉择有密切关系，她既然选定了以李显为皇太子，就意味着皇权迟早是要交到李氏家族手中，缓和武氏家族与李氏家族的紧张关系，减少政治上的对立面，缓和朝臣中对酷吏政治的反感情绪，为酷吏政治的受害者平反，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将来政权的和平交接创造条件，营造一种良好的气氛。在她恢复李显皇太子地位初期，对李氏子弟也不是一下子就恢复了信任，比如圣历元年九月，她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准备讨伐突厥，但实际上并不让他真正统率军队，而是把兵权交给狄仁杰，让狄仁杰以行军元帅的身份知元帅事，统率军队出征。十月，她又命令武懿宗、武攸宜归统领“都下屯兵”，即洛阳周围军队。这些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反映了武则天此时尚未消除戒备心理。次年七月，她又命武攸宜留守长安。这样就把东西两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放心的人的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事越来越高，她逐渐地改变了这种心理，从长安元年以来她多次任命相王李旦为行军元帅，授以兵权；又命他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长安三年，兼雍州（治今陕西西安）牧，此前雍州一度不置牧。此时辖县也由7县恢复到20余县，这表明武则天又恢复雍州京师地位。当时武则天正在长安，让李旦充任京师地区行政长官，乃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此外，随着对言论控制的放松，对朝官与太子、相王的往来不再有所限制。正是在这种宽松的大环境下，张柬之等人才得以和一些朝官、军将以及李氏子弟互相串通，共同策划了军事政变。
长安元年十月，武则天以78岁的高龄率子孙、百官西幸长安。她自永淳元年（682）以后一直住在洛阳，光宅元年（684），又将这里改为神都，20年间从未离开这里。这时却不顾天寒地冻、年事已高，毅然西幸，显然另有目的。她在长安居住了整整两年，于长安三年十月返回洛阳。在长安期间，她改含元宫为大明宫，恢复了原来的旧称。创设武举，吸纳军事人才。又在大明宫麟德殿宴请过吐蕃与日本使臣。为酷吏所搞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长安是李唐皇室的所在地和统治中心，实际上也是李唐社稷的象征，武则天此次返回长安并居住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处理了大量的政务，主要就是为了进一步融洽与李氏家族的关系。要不是长安三年秋京师地区遭受雹灾和暴雨袭击，李峤上表请求，她也许不会离开长安。次年，武则天又一次打算驾幸长安，后经人劝阻而未能成行。武则天晚年如此钟情于长安，反映了她急于清除李武之间的隔阂，缓和双方矛盾的迫切心情，也是她最终放弃皇帝称号，回到李氏家族媳妇地位上来的一种早期姿态。可惜的是还未等到她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政变已在悄悄地酝酿之中，等待她的只能是被禁锢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