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衍鎏（1875—1963）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清代最后一位科举探花。
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等。
小滢回忆
最后一位科举探花
商衍鎏的题词，我一点也不清楚，那时我大概太小了。他可能认识我的母亲，算是母亲的前辈了。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今年大概他已诞辰一百三十多年了。他是清代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位探花。
我想商衍鎏老先生的墨迹，也许在民间难得一见了。先生的话今天读来我更对于他的一片真情所感动，也希望天下青年在很好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都要珍惜良好的条件，奋发有为。据商老先生孙辈商志馥告诉艳华，他祖父是天津人，到底是哪个方位不知道，只是知道那个村都姓商。他的大伯（祖父商衍鎏的哥哥商衍瀛长子）一家人现都在天津，在银行系统工作。
亲情回忆
我的父亲商衍鎏
商承祚
我父商衍鎏，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年自称康乐老人，缘于1956年迁居广州中山大学，是地乃旧名康乐村。父亲生于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四日（1875年1月11日），广东番禺人。解放后历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
我先祖源出天津卫商家林村。父亲于光绪甲辰科后赴天津采捃，村中父老相告，商家林族中于明季一支迁河南，一支迁沈阳，故祖父尝自称沈阳商某，或被称沈阳商甫，实住铁岭，然已不知居于何村。清皇太极天聪五年，即明崇祯四年（1631），始纳入汉军旗。清初，商姓在铁岭为当地八大族姓之一。清康熙初平定“三藩”后，清廷乃于二十年（1681）决定派八旗军（首派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汉军）入驻广东。商氏家族以正白旗汉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从铁岭迁徙粤地，驻防广州，故当地方志记载：“自清初移居境内，其族式微。”（民廿二年《铁岭县志》卷十一《氏族志》）我父参加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广东乡试、三十年（1904）甲辰科会试以及殿试中探花（一甲第三名）的金榜上，皆书“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
我父自幼勤学奋读。六岁与伯父师事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翰林冯端（正白旗汉军籍，是科二甲第一百零五名）及其母舅岳炳卿于家舍，读《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以及《孝经》、《公羊传》、《穀粱传》等。十二岁以后，学作八股文，读诗、赋、策、论等。十四岁至二十岁走读从师，先在玄妙观，后在光孝寺西华堂，受学章氏昆季（国荃、国珍）。在光孝寺师从二章先生最久，受熏陶最深。又从易氏兄弟鉴邦、鉴徽两师于光孝寺双桂堂，并学诗文、习书法。是时广州府设立羊城书院正外课生，优者资助膏火之资，我父入选，受业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进士（为三甲第八十七名）易学清（鹤山人）达三四年。后再转读学海堂、菊坡精舍、越华书院、应元书院，得名师叶衍兰进士（番禺人，咸丰六年丙辰科进士，二甲第二十五名）、吴道镕翰林（番禺人，榜名国镇，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二甲第四十三名）悉心指导，于是通文史、善诗书、研书法。此外又同时在粤华等书院考课，或每月一课，或每月三课，优列者获奖金以助学业，父亲每每得以资生，在当时小有文名。我父晚年回忆说：“终日仆仆，皆以练习科举考试为目标，以此白昼甚少读书的时候，而用功总在夜间，‘三更灯火五更鸡’，以这句话来形容士子的读书，真是不错。”
在清廷举行的考核中，我父被评为最优列一等，晋翰林院侍讲。从宣统三年（1911）翰林院“玉堂谱”记，父亲的职务是翰林院侍讲衔撰文，同时任协办院理、实录馆总校、国史馆编修、文渊阁校理等。职务繁重，却对国家大事非常关心，曾多次向清廷提出一些改革建议，未被重视。
1912年德国汉堡大学派员来华为该校东亚系招聘汉文教师，我父鉴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很乱，决定应聘出国。汉堡大学董事会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专门拨出两万马克，由我父与另一德国教师编制采购中文书目，并以我父的名义向国内订购图书，这是第一次大战前德国购得了这批很有价值的中国图书，成为扩展汉堡大学汉语系基础的里程碑。目前拥有八万余册藏书的汉堡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图书馆，已成为现今德国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图书馆。
我父在课余坚持学习德文，熟悉德国各方面的情况，虽然工作不太繁重，但也不轻松。在教学过程中，父亲常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以消除种种隔阂，同时宣扬有悠久历史且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我父的工作颇获好评，很受尊重。不仅在他们的图书馆里至今仍可看到父亲当年缮写的卡片，作为文物以珍藏，而且由于他知识广博，谦恭厚道，学行无比，教学认真，在当时得到校方的称赞，加之广集汉儒籍，建立德国第一间汉学研究中心，至今为德国所乐道；更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中德文化教育的交流，起了首创之功。
1916年秋，四年合同期满，该校商议续约。父亲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与中德关系以及战时生活的困难，还有对我留在国内而慈母见背、体质孱弱的关怀和挂念，终于决定回国。因受战争影响，交通受阻，回程经丹麦、瑞典、芬兰转彼得堡、莫斯科回国诸多阻滞周折。
1917年5月至11月，父亲先后任副总统府、总统府顾问、咨议，又兼江苏督军署内秘书职，不用全日上班，不理实际政务，只是处理一些礼节性的应酬文字而已。其后曾任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在江西任内有商人请求父亲在修订某条例时能照顾他们的利益，事成则酬以重金。祖父当即严词拒绝，此事当时曾传为美谈。
1927年后，鉴于时政腐败，父亲愤而去职，以鬻字为生，并教育我们以治学为本，应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南京住所暂去扬州再辗转入川。初居成都，因避日机轰炸，移居夹江、眉山、乐山等地。及胜利回南京，居住长兄承祖处。1956年冬由我接回广州定居直至逝世。
我父的思想比较开阔，又有强烈的爱国心，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分痛恨，曾对采访记者说：“我是经历过三个朝代活的历史见证人。清代，我参加科举考试十五年，袁世凯妄想登基称帝的时候，我正在北平，拒绝为其所用。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在德国柏林亲耳听到过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炮声。中国人到处受到歧视，那是个什么世界啊！当我回到广州的时候，走到沙面望一望，帝国主义者都要来赶你。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我灰心失望，我再也不过问政治，整天过着‘清高’的隐居生活。”在思想苦闷之际他读佛经，并手书《金刚经》、《心经》多通。父亲读佛经并不信仰佛教，因深知其为虚幻，在诗句中，间有佛家语及悲天悯人的情调，流露出一些无可奈何的情绪，反映出知识分子在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之前，对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
但是当民族危机出现，他又表现出爱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本性。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他的《感愤》诗写道，“惊看砧肉供刀俎，忍撤藩篱逼冀燕”。并有“长蛇封豕欲难填”句，愤怒控诉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路线，指出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以及反动卖国政策必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1941年秋前方传来喜讯，祖父欣喜不已，写下了“十六万虏同灰埃，欢呼河山指日复，驱除虏骑清九垓”（《辛巳中秋喜湘北奏捷》），与其后所写的“灭寇此嚆矢，欢呀瞻前路”（《湘北三捷》）等句，皆脍炙人口，被广为传诵。（以上各诗皆见《商衍鎏诗书画集》）
在蜀避难时期，父亲没有收入，经济上有很大困难。那时我与兄长承祖虽皆在大学任教，工资微薄，得出外兼职，有时还要典当，才能维持生计。我父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不让我们为他的生活担忧，乃决定卖文鬻字，靠砚田耕耘，自力更生维持生活。因父亲的书法早负盛名，求书者众。又时人往往分请甲辰科三鼎甲及传胪各写一条幅，合为清代四进士的四屏，珍藏鉴赏。除父亲外，另三皆在沦陷区，在求得他们三位的书件后，必须得到我父的字，才成全璧，因此来找的人不少。此事荣宝斋积极参与，借助他们各处都有分店的优越条件，承担收转写件的联系工作。通过这条渠道，寄来的写件源源而至。由于战时经济不振，润金不可能定得太高，扣除中间费用之后，所得不多，再加物价猛涨，润格的调整大大滞后，收入并不理想，但毕竟开辟了一条财路，生活得以改善。有时书件很多，父亲不得不终日挥毫，十分劳累。写到这里，汗流浃背，内疚万分。
父亲在当时的生活简朴清苦，与当地文士十分友善，以诗会友，不时相聚唱和，每有佳作，辄转抄传诵。其中最有影响的揭露国民党政府只知发国难财，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罪行，并揭发政府人员借修筑飞机场，加重剥削压榨人民的实情。篇篇诗作，针针见血，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一时索稿传抄者众，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他曾向当政者提出“民心去尽国何在”的质问。此时他看清蒋家王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方面皆不可救药，再也不存任何幻想了。
1948年冬回到阔别四十五年的家乡，翌年广州解放。在这前后期间父亲客居港澳，赴京与大伯相聚，再返金陵著书立说，至1956年再归故乡。在南京，父亲老友人中的民革成员，常邀之一道参加学习活动，我父觉得很有收获，每次都积极参加，也影响了一些友人并带动了他们同往，从中接受教育，思想进步很快。在当地党和政府对他老人家关怀下，先后安排他为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到广州定居后，仍然安排为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以及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发表了《赠海外爱国侨胞》、《和平共处展望》、《号召实现和平解放台湾》、《为党八中全会的号召欢呼》、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开国大典颂》等，歌颂党的英明伟大、政府方针政策的正确，表达了他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情怀。
我父中年有一些杂著皆毁于战火，后生活飘零无心著述。建国后精神振奋，老当益壮，每想发挥所长有所贡献。他考虑到在清代，自己亲身经历各项科举考试十数年，体会深刻，而对这项重要制度的专门著作还未看到。为填补这一空白，他自1954年起即着手撰写《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在搜集资料方面得到南京图书馆、江苏省文史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及热心友人的大力支持，经三年艰苦努力，五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二十三万字的专著。该书材料充实，内容丰富，对研究清代科举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该书除科举考试本身问题的阐述外，还以最后一章介绍科场案件与轶闻。其中的重大事件与冤案，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而应考士子亦受到种种折磨，甚至陷入文字狱，其被摧残的惨情，使人闻而心寒。
古人以诗书画为“三绝”。父亲在这些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
父亲在书法上造诣很深，他的作品流传不少，书法界有一定影响。过去在书法界有一种偏颇的说法，是“翰苑书例无足取”，是说科举人士因受“馆阁体”的束缚，不能成为书法家，这当然是片面的。叶恭绰先生曾加以批驳。他说：“谓书家不能囿于翰苑可也，谓翰苑之必不能成为书家不可也。”这是很正确的。这个问题应该具体分析。我们知道，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要求严格，因此士子必在这方面下很大工夫。但是当时考试使用的“馆阁体”，要求字字整齐，笔笔平正，大小划一。这种刻板式的写法为书法艺术界所不取。父亲深知自己的字有笔法单调、不够开展的弱点，中年以后，从章草下手，力攻草书，六十岁后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评者以为他的书法兼有颜字的沉着端庄、褚书的秀劲超逸，天骨开张，姿态颖秀，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我父喜欢画竹，作品不多，但风格不凡，挺拔多姿。他题画竹的诗有数十首，每以“遇严寒而苍翠不改，经霜雪而愈盛”的品格以自励。他总结了前人画竹的实践经验，撰写《画竹一得浅说》约两万字，很有参考价值。我父为人正派，心胸开阔，他对子女要求甚严。但绝无专制家长作风。每以祖训“四恶勿沾，勤俭守正”教育我们，并亲书《荀子·修身篇》句与我为警言；至今荀子的“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三句，言犹在耳，并将其写成条幅，悬之书房作座右铭以相警。他自己也处身力行，以身作则：为官清廉，烟酒不沾，生活简朴，待人坦诚。我兄弟两人在学术界的贡献与成就以及在思想上不断批判自己，在政治上继续要求进步，这一切是与父亲的教育分不开的。我父青年时经常打太极拳，中年以后坚持练“八段锦”及自我按摩。他近九十时仍耳聪目明，步履稳健，这是他重视自我保健的结果。
我父一生的遭遇，起伏很大。他少年艰辛，青年得志，中岁迍邅，晚年幸福美满，可谓否极泰来，红霞满天。他1963年辞世时甚为安详，公祭仪式由当时省委书记区梦觉主持，副省长、中大校长许崇清等各界人士三百余人参加，十分隆重，足见他深受人们爱戴，可以说一生无憾矣。
“痴愿淘将渣滓净，此身与世共光明”，这是父亲晚年居于中大的《康乐村居集诗》八首之末的诗句，也是对自己一生追求的总结。
（志馥、志校补正，本文经与志馥先生相商作了压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