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1882—1948）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著名爱国将领。
李德全（1896—1972）著名社会活动家，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部长。
小滢回忆
关于冯伯伯与李姨的回忆
冯玉祥伯伯和夫人李德全姨我都非常熟悉，他们为我题字是在去美国的麦琪号船上。我与他们接触是在重庆的抗战时期。
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他们夫妇在重庆总哄我玩，特别有印象的是冯玉祥伯伯为活泼好动的我，在抗战胜利后用童子军绳专门做了一个正规的秋千，我玩得可高兴了。我同学都为我高兴，他们问我：“那个高高个子的老头儿是谁啊，是你家的佣人吗？”我说，“他是副委员长呢”，同学们都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官这样平易近人。李德全姨是我母亲的校友，与我十四姨是同班同学。冯玉祥伯伯的家我那时候也常去，就在我叔叔家附近的重庆上清寺，他家有警卫，夜间这些保卫人员全睡在稻草上。冯玉祥虽然住的是洋房，但是里面没有床，与士兵一样睡在稻草上面。记得与冯伯伯李姨的孩子们在一起玩，是理达还是宏达我记不清了，他们比我大一些，在后花园我们调皮地摘黄瓜，黄瓜不好吃，生涩，可是他们都说好吃，我就也随着他们说好，想起来挺有意思。我还在他家吃了一次炸酱面，无论是家人还是士兵大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条黄瓜啃。别看冯玉祥当年当大官，他非常朴素，还没有架子，对人特别和蔼可亲。相比之下我就觉得在全民抗战期间，蒋介石的生活与别人就大不一样。
记得在1942年初春，我母亲和我刚从北京回到四川，路上走了两个月。在重庆，我们住在二叔家，李德全阿姨希望我母亲参加妇女抗战救国的工作，那时可能宋美龄是挂名的头头。有一天，李德全姨把我母亲和我都带去见宋美龄，是乘汽车去的，一路上看到许多军警站岗，到了蒋介石家，蒋不在，只有宋美龄在。记得一见到宋美龄，她对我很严肃地说了句英文“Sit down”（坐下）。我觉得很不适应，心想，你是中国的元首夫人，为什么不说中国话？我那时心里很生气。她家的壁炉的火烧得旺旺的，我由于穿的很多，在那特别热的客厅里，差点儿晕倒了。那天也在蒋家吃饭了，吃的是空运来的新鲜菜，四菜一汤，在抗战的重庆这样的饭菜当然是非常讲究的午餐了。我记得饭后佣人又拿来许多新鲜水果，宋美龄说这都是空运来的。当时我不肯吃，虽然我年龄小，但我知道空运水果是非法的，因为那是抗战时期。人民这样遭难，他们这样舒服，真是对比分明。国家这样困难他元首家可以吃空运蔬菜和新鲜水果，不与全国百姓同甘苦，这与冯伯伯家真是差别太大了。我更不高兴了，小小的年纪不快的情绪不加掩饰地全写在脸上。从蒋家出来以后母亲还埋怨我怎么不高兴，对人家不热情。从那天起，我的脑子里面总有委员长与副委员长的差别；炸酱面啃黄瓜与四菜一汤加新鲜水果的差别；有壁炉取暖讲究的洋房与稻草地铺的差别。
几年之后的一天，我和母亲在重庆的大街上竟然遇见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这是我头一回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我由此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形象，我可敬佩了，他们与国民党宣传的绝对不一样。于是在当晚我写下日记一则，如下：
卅五年（注1946年）一月六日 阴晴 星期日
中午和姆妈、黄方刚太太、岷江从家中出来到二叔叔处时，看到李姨跟着一群人在石阶中段。忽然，李姨招呼姆妈，过去一看，竟有着邓颖超在旁边，穿着男子外衣及深蓝色中山装，剪短的头发，神气勃勃地，脸呈健康红色。她与姆妈握手后，我注意到一熟悉的面影过了来“周恩来”，哦，在欢迎马歇尔的影片中不是看到了他吗？一个样子。穿了一件长的亮皮大衣，一件长袍，和蔼而又有气魄的微笑着，十足的学者态度。我惶惑了。邓姨却伸出手来和我相握“真大了！”周恩来笑着转身向我“这是你的姑娘吗？”亦伸手和我紧握。我一时想说许多话，但却都说不出来。旁边的七八个人员——大约是中共的人员吧——亦都微笑点头。他们许多人，上了两部小汽车挤着坐，一直到开车，周恩来还在里面微笑向人点头。我微笑着遐想，是的，中共领袖的丰（风）度，他们的气魄，当然叫人景仰、钦佩，没有官僚架子，没有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对于人民总表示着关怀与爱护。是的，我见着他们了。我真高兴，虽然无数的人诽谤他们，我对于这几人总表示尊敬的。我要有列宁、克鲁特金的精神，我要救人民。哈哈，看看那些小官吏什么就是吧（此处原写有误），那虚假、那作伪、那穿着，都使我看不惯，那是衰败的现象！
后来，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雨，我有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孩子受到邓颖超女士的亲切接见，她老人家还鼓励我的孩子为中英友好做贡献。
今天读起来冯先生和李姨当年给我的题字，真是感慨万千。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伯伯、李姨，他们的一生就是为科学民主和平奋斗的一生。他们的话我将永远铭记。
亲情解读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冯理达
看到陈小滢女士的纪念册上面父母六十多年前的题字，这确是我父母的亲笔留言啊！这也把我的记忆带回到那难忘的岁月。
我的父亲冯玉祥一米八五的身材，天生就有一股子军人模样。他牢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生为追求光明、追求民主与科学而奋斗。父亲一生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持着爱国情怀。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但是我亲眼见证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过程。是我把父亲建议成立民革的信交给从纽约到旧金山来的朱学范伯伯，朱伯伯马上返回香港，将信转给宋庆龄、李济深伯伯和何香凝女士，父亲信中认为蒋介石把国民党糟蹋成这样，成了罪人。蒋介石已经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要革命，建议必须改组国民党，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大家的意见一致。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济深伯伯当选主席，父亲担任政治委员会主席，兼任海外分部的主席。
1928年初，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中，蒋介石越来越意识到父亲的举足轻重。当时蒋介石想用北伐扩大国民党的势力，他知道父亲最恨军阀，就跟父亲说：“咱们共同打军阀。”父亲一听特别兴奋，说：“好，打军阀好！”蒋介石马上接话：“那我认你做哥哥。”当时父亲47岁，蒋介石42岁，于是蒋介石就叫我父亲是“大哥”，两人举行了正式的结拜仪式。
在父亲与蒋介石结拜的兰谱上，蒋介石写道：“焕章如胞兄（父亲号焕章），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父亲写道：“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从这个兰谱中可以看出，父亲是为了三民主义与真理才同意结盟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一直忙于内战，父亲曾多次向这位拜把兄弟进言而无效。发誓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蒋介石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进一步打击、迫害父亲。父亲陷入了特务的严密监视中，每走一步都有人盯梢，甚至连请来的英语教师，都是中统特务。被严密监视的父亲母亲，看到在国内公开反蒋形势困难，以考察水利为名决定申请赴美。1946年，我们全家来到美国。
父亲在美国的日子也是不安的，那是因为他太了解蒋介石了。别看蒋介石跟父亲是拜把子兄弟，但父亲知道蒋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到美国后，父亲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在美国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的独裁，呼吁美国杜鲁门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
蒋介石恼羞成怒，责令父亲提前回国。他不从，被蒋介石开除了国民党党籍，甚至连护照也被吊销。我们一家开始了流亡生活，随时都有可能被暗害或引渡回国。即便如此，父亲依旧四处发表演说，他发现听众经常板着脸，没有什么反应。自从我的未婚夫罗元铮在他的身边协助工作，除照顾父亲的日常生活兼做司机秘书外，父亲的讲话经过他的翻译，美国听众群情振奋，给予热烈的反响，父亲非常满意这个未来女婿协助他做的一切（其实，在我们初恋的时候，父亲应元铮请求，为华西大学进步学生办的刊物《人民与时代》写报头时，父母就各方面考察了他）。在元铮结束这段工作时，父亲在纽约为他的贤婿写下一封语重心长的信，这是有5点肯定、16点嘱咐的长信。这封长信，对于理想与大志、学习与追求、修养与自律、做人处世等诸多方面都给予了我们谆谆的教诲和亲切的嘱咐，让我们这些儿女终生受益。许多观点虽然是60年前的话，但是在今天开放的年代对于青年成长也非常有益。比如第15条，父亲写道：“美国有长处，亦有很大的短处。我国有缺点，也有特点。冷静去看看自然明白。”父亲爱国，民主，就连我结婚，也选在抗战胜利纪念周年纪念日。父亲民主，在家庭中也民主，为了我的婚事，我们全家在美国开了一个家庭民主会议。父亲说，咱们4个人表决吧，结果都同意，4票通过。抗战胜利的第二个周年，就是60年前的明天（冯教授口述的时间是2007年9月27日——高艳华注）我和恋人罗元铮结婚了。我们结婚时父亲送给我们的那副“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的对联，表达了父亲对我们深深的父爱与希望。
不久，父亲看出蒋介石的阴险毒辣，特别是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爱国民主人士的遇害，就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对派有高度的警惕，也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人身安全问题有所提防。为此，身体健康的年仅六十多岁的他就亲笔写下遗嘱。
父亲的遗嘱这样写道：“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免得我死后人们无办法或是莫名其妙。”
父亲遗嘱中一方面回顾了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另一方面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支持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的政治主张。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担忧仅在遗嘱写后半年不幸就发生了。
1948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父亲决定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工作。我们全家乘坐“胜利号”横渡黑海向敖德萨驶去（船经苏联转回国），在距离目的地只有一天的下午两点，船上突发了一场蹊跷的大火。当时我晕船，与爱人在另外一个舱内休息，谁也不知道那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我的两个妹妹正在头等舱听父亲讲故事，舱门开着。最招人喜欢的小妹晓达突然看见外面起烟了，说可能出事了，就跑出去看看，不想，她竟然再也没能回来。晓达在这场火中遇难了，最终留给我们的仅有一片衣襟。
父亲也接着跑向过道，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那里正是火源的中心。霎时间，过道里浓烟滚滚，一片漆黑。母亲隐隐听到丈夫的痛苦呻吟声，而浓烟已让她几乎窒息，她返身回到房间，晕倒在沙发上。与此同时，另一间舱里，我和元铮也看到了浓烟，我们从窗口逃出去，然后飞奔过去救父母和妹妹，母亲被救了出来，发现父亲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但是除了鼻孔有些黑，其他没有烧伤的迹象。母亲当时昏迷后醒来，对于一天失去两位亲人的噩梦无法接受，精神近乎崩溃。
我终生遗憾的就是作为学医的我，没能救活父亲。当时父亲身体还有余温，但是周围没有任何急救药物，医务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所以，对于火因后来被宣传为“是船上的电影胶片引起的”说法，我到现在也不相信。试想，电影胶片起火，肯定是小范围，应该能控制。但这次船上的电报房、无线电通讯设备、医务室和驾驶舱都遭失火，后果显然是出现包括比窒息更严重的问题，都无法呼救、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这种轮船海上突然蹊跷失火，而医务室、电报机房和救生设备，却发现首先被莫名其妙地全部毁掉，当时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但真正的凶手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确切的死因，仍是历史悬案。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从内蒙跑出来的连姓氏名字都没有的奴隶的后代，连他的李姓都是用他修北运河的劳役挣来的钱买的户口。外祖母身材矮小，又黑又瘦。为逃避八国联军的追逐，她带着几个孩子走湿潮坟地受风湿，双腿站立不起来，几乎瘫痪。不少人劝说我那高大的外祖父休妻，因为老婆患重病不能自理，又生了三个赔钱货（指三个女儿，我的大姨因手术事故早逝，我的三姨后来嫁给佩剑将军张克侠）。外祖父不但没有休掉病重的外祖母，还为她生火炕使之恢复健康后，接连生下了6个儿子。有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和朱德老总是好朋友，还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母亲李德全在1924年与父亲结婚的时候，对于父亲前妻留下的5个哥哥姐姐细心照料，视同己出。她不但支持父亲的事业，还是父亲在艰苦条件下的知己，一生努力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奔波操劳。早在1918年，她听说外国人在巴黎说“中国人不值两毛五”这句侮辱中国人的话，就非常气愤，联络中国女大学生写了标语：中国不值两毛五，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每人值0.0000000005！的大幅标语，摊到美国校长的桌面上表示抗议。“五四”运动中她也组织同学上街演讲，支援被捕的学生。和父亲结婚以后，跟随父亲还到了莫斯科见到列宁夫人等，了解苏联革命的进程，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探索经验。抗战时期她为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也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
母亲教育我们一定要掌握一技之长，为立身之本。外祖母的传奇经历，我大姨的不幸死亡（她是因患急性盲肠炎，解放前在教会的医院做手术，因为剪刀留在腹腔内感染身亡）加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母亲在重庆摔伤，到处寻医治疗效果不佳。一位重庆老中医仅用两服药使得母亲神奇康复的经历，这一切，致使母亲支持我学医。我就满足母亲的心愿，圆了她当医生的梦，四十年代报考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用医学救国救民本是母亲早年的学业追求，由于协和女子大学学医的学制长与费用高，母亲因为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实现，在协和女子大学只读了普通科的大学。但是新中国的成立，没有学医的她却成了全国千千万万医生的领导人。
母亲在担任国家卫生部长期间，为改善国家的医疗条件做了很多工作。她经常深入贫困地区了解情况，改善落后地区的医疗条件。母亲更以国家利益为第一需要，将惟一的儿子、我的弟弟洪达送到海军部队，献身国防。母亲按照父亲的遗愿，将父亲和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给了国家。我永远难忘母亲对我们子女的言传身教，她不但一生襟怀坦白，注重品德修养，助人为乐，勤俭持家，始终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而且教育我们子女不做少爷小姐，要向父母那样做人。
父亲有28年的日记，这是他留给我们全家最珍贵的遗产。（1949年母亲已经把父亲名下拥有的房地产全部捐赠国家）考虑父亲的日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全部捐给了国家档案馆。最终，父母留给我们的，只有两个黑色封面的小本子：一本是父亲的遗书，另一本，是父亲亲笔写给他的爱婿罗元铮（经济学家）的留言，我认为这是父母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
（冯理达口述，王作勤、高艳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