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新
[作者题记：我没想到我会拿起笔来写有关知青的题材。我的母亲就是一位知青。我是知青的后代，我尊重每一位曾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一代长辈。]
追溯到公元1968年。
在北出雁门关外不到三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处于恒山余脉和平川交接地带的极普通极平凡的自然村，叫安子村。这个村子离管辖它的县府所在地朔县城相距21公里。由山麓的泉水汇聚过来的一条弯弯的季节河从村子南边绕经村东。本来它是条无名河，但就在它的流域繁衍生息的百姓硬是给它起了跟我们的民族母亲河一字之差的名字：黄水河。黄水河虽然在一年里时断时续，可它永不停歇地一直在追寻着离它20余公里的著名的桑干河，于是，在那一方贫瘠的黄土地上，也就留下了它执著的曲折的身形。
在安子附近的小范围以內，流传着两句对安子人而言不太光彩的谚语，头一句是：“安子上没光相，家家户户请和尚”，第二句是：“安子上喝河水，生下娃娃一条腿”。谚语中的“上”，没什么实际意思，是旧白话文章中见过的一个虚词，比方有人习惯把“因此”写成“因此上”，意思并不变的。没光相，大约是没水平之类的意思吧，其实请和尚也考证不出有什么不好；至于喝河水，安子村五十年代以前确实还没有井，村民都到河里挑水，再用纱布过滤去水里的蝌蚪孑孓之类，细菌当然就免除，可是富含的盐碱什么同样就任其存在，于是人们的牙齿都是黄色的，不过绝对不曾见过有一条腿的孩子生下来。被贬到这种程度，安子村的人心里不会好受，却也无可奈何，因为世世代代出不来一位成大名的响当当的人物，谁给你面子上留什么避讳？话说回来，安子村真的还有过一个稍出名的人士，那就是光绪21年的武举郭明元。他从小好武，在参加殿试时凭一身力气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留下很深的印象，庚子年八国联军逼犯北京时慈禧避难西安途经广武，就对随从人员说：这附近有个武举，为何不来见驾？郭明元在民国年间担任过河曲县区长、保德县县长，可惜处身动荡，他不曾以身报国名传青史，反而辞官不作，避乱回乡，到1941年日军侵华占领朔县期间，更是误中日本兵打鸟的流弹而毙命，安子村的乡亲说起，也不能产生什么自豪感。谁能想到到了郭明元弃世三十余年，安子村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确切而言，是一件大大的冤案，案件的主人公叫郭立，一个不识字的普通的农夫。
公元1968年，安子村的百姓大约有一千二百多口人，那时候他们被称做人民公社的社员，而村子则隶属于朔县的一个条件属中下游的公社——福善庄公社。其实当时安子村确切地说应该叫安子大队，全村社员们被划分为十个生产小队，实行集体化劳动。每一个小队有一名队长、一名副队长、一名记工员。那时候社员的一个劳动日可记八分到一个工，一个工的人民币价值是四角到五角不等。曾经有个安子大队的邻村一个工分赔一角二分，那是情况极糟糕的产物，不过安子大队自成立农业社也没有出现过。它一直平静地随着国家的脉搏延续着“日出而做、日落而归”的生存程序，由于它的偏僻和百分之八十都是郭姓的家族的一些凝聚力，所以即使土改、镇反、四清、甚至1969年前三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都没有使这个默默的小村发生过多少动荡。但1969年就不同了。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一个著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多少年后，人们慢慢理解，才觉得知青不是去传播文化，传播科学，改造贫困和发展生产力，而是去进行被动的思想改造，去接受一个千百年来以手工方式进行耕作的没有文化的农民阶级的再教育，这本身值得探讨是不是一代巨人毛泽东的初衷。也许，那个时候的安子村的社员没有几个会关注那条当年的最高指示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尤其是郭立，他做梦都无法料到他和他一家人的命运会与“知青”联系在一起。
郭立祖辈世代务农，安子村的盐碱地上，洒落着他的老祖、他爷爷、他父亲和他的无以计算的汗水，他那一年四十五岁，同他那个年龄的几乎所有一代农夫一样，他连哪怕一天的学堂都没有进过，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当然他从不敢奢望他能够去过过城市人的好生活，至于他心目中城市人究竟怎么一个好处，他的标准就是他常常教育儿子的两句话：“念成书，洋袜子球鞋；念不成书，赤脚板锄田。”郭立从小就安于在属于他的穷村里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的理想超不出这个范围，而且他确实有一个和和睦睦的五口之家。女人比他小五岁，柔弱和善；大儿子开友十九岁，虽然仅读了小学四年级，并且腿有些瘸，但是伶俐开朗，眉清目秀；再下边是已经参军的二儿子和尚在吃奶的三儿子。他家住的是上辈传下来的四间土房子，座落在村东残败的堡子院里，郭立自己又盖起三间下房，还安顿村里两个孤寡老太婆郭根老人、二转根老人去住，柴门狗吠，往来白丁，常年咸菜窝头，淡饭无茶，寻常得不能再寻常。郭立由于劳动好有人缘，还在村里第六生产队担任队长，跻身于安子村的领导阶层。
大约是1968年初冬的一天，村支书郭廷斌召集各队队长开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会议，说有二十五个北京知青要光荣地来安子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准备把他们分到各队参加劳动。大家虽不知知青究竟是何许人等，但既是政治任务，自然完全拥护。第二天，郭立正在黄水河对岸堆放秋粮的场面上看场，忽地听见大队方向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连忙赶过去，发现小学的学生被组织起一个很隆重的欢迎仪式，一辆四匹牲口的胶轮大马车从城里拉回那些披红戴花的插队青年，郭立一看，竟是些十七八岁满脸稚气的少男少女，他们穿着卡叽洋布的衣服，的确比村里的娃们鲜亮多了。在原来是地主郭相的老宅里，知青们安家了。那是全村仅有的瓦房，居于村子正中，院深门高，环境幽静，男知青住进正房，女知青住进了西下房，当他们把他们干净整洁的被褥在铺了炕席的土炕上打点好后，就正式成为各队的社员，其中郭立的六队分来两个男的，一个叫谭贵生，一个叫王卫国，每天天黑时郭立都要到地主院里对他的两个新劳力安排次日的营生，彼此很快就熟了。谭贵生喜好劳动，叫干啥就干啥，郭立十分喜欢，王卫国则有些懒，可郭立也不讨厌，他把他们看成自家人，他们也就和乡亲们一视同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村里的一个工分折合人民币四毛多，他们每天挣个七八分工钱，大约就是三毛。伙食么，知青就不如乡亲们了，村里人家好歹有山药蛋和腌咸菜，知青却仅有高粱玉米面，而且他们不会做，常常把高粱面熬成一团糊糊，难以下咽。于是有几个生性不拘小节的知青就到村干部家里挟一碗咸菜，拿几个山药蛋，聊以改善改善生活。就在这个冬天，分在另一个队的一个姓杜的女知青——权称杜女——出现在郭立的生活里。
据往后的案卷显示，那年杜女仅仅十七岁，算是同伴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长的也毫不起眼，她被分在七队。可以想象她这个年龄远离京华来到雁北的心境和心情。具体她是什么时间认识郭立的儿子开友，郭立已经记不确切，但大致在1968年末和1969年初。开友当时在离村二三里的水库上做临时，算半工半农，没事时他就跑到知青的住处，和北京来的同龄人谈谈笑笑，听人家讲些开眼界的事情。进入1969年开春的时候，郭立发现杜女随了开友来到他家串门。闲谈间他听杜女说，她父亲本是四川人，做过资本家，后来到北京教书；她还说她是后母，对她并不亲……说到后母，杜女就不由得落泪，感伤不已。她的境遇引起了郭立老伴的共鸣，因为她也是后母，彼此就有了共同语言，开友妈对杜女问寒问暖，关心体贴，就象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拿家里最好的吃的给杜女吃，陪杜女絮絮叨叨聊天，结果杜女经常前来闲坐，俩人关系日渐密切。同时杜女与开友来来往往时间稍长，少男少女相处下来，恋爱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了。据1974年雁北地区中院对郭立一案的复查改判报告中关于郭立下房寄身的老太太李焕先证明材料说，1969年春天，她常见杜女过来，与开友在室外的窗下拉呱，有许多次她一觉醒来他们还在欢欢喜喜谈个没完。在这份材料中，杜女的同伴王可珂、刘建华证明，1969年4月以来，杜女很注意修饰打扮，经常与郭开友在一起，经常很晚才归。
杜女和开友的恋爱，是不争的事实。
之后，就有了杜女准备下嫁郭家的迹象。在案卷里，知青张雁平证明说：“1969年4——5月份，杜与她讲过说，郭立夫妻对她特别关心，象亲闺女一样；郭开友为人老实，群众反映不错……”还有村里妇女主任杨秀生证明：“杜曾经和郭立老伴说，你老人从小没妈，我也从小没妈，看见你挺好，善善的……我就和他订婚吧。”在杜女结婚之前，她与开友就象许多不成熟的少男少女一样，先期偷尝了禁果，日子是6月8日。还是据1974年案件改判时杜女的证词：6月8日，她象往常一样去了郭家，不见开友，就问郭立开友哪去了，郭立说他病了，躺在东耳房里。她去了东耳房，就被开友强奸了……她说那一阵听见门铧响了一声。在同一文件里，开友的供词说：“1969年6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杜去了我家，吃过饭，我先到东耳房去睡，杜随后过去，见被子脏就说要给洗，拆被子时兩人发生了关系。”这里的细节就无从描述，但是有一个关键的不容忽视的名词：门铧，也就是农村房门常用的插门的机关，它是这一案件中独特的东西，虽然杜女称门铧响过一声，但是并不能肯定就是郭立亲自从外插上的，可惜当初案件下定论时说法很武断。据杜女的申诉材料说，她被强奸后对开友很憎恨，以后就不去郭立家，但有知青在好几年后的复审材料上作证，她在6月8日后仍然不断去郭立家。
不管郭立知不知道儿子与杜女发生了什么，但婚事很快走上他的议事日程。开友和他说：“我要和杜女结婚。”他一听，表示反对，说：“那不行。人家是北京插队青年，你工作也没有，人家到咱家能不能？”信儿到了杜女那里，有一次郭立正要去场面上，杜女拦住他，说：“毛主席还叫自由结婚，你是当家人，怎么还干预？”郭立说：“俺是庄户人，你是北京的，根本不能。”他说杜女抱住他的腿说；“反正你不能干涉我们。”郭立随知是好事，但依旧顾虑重重，说：“你们想结婚就结吧，可要考虑好。”关于这一节，改判材料上李焕先的证明说：1969年5、6月间的一天黑夜，她去厕所取便盆，听见杜女与郭立拉呱，郭立说，秋后你拿几个盘缠，回去和你父母商量商量。杜女说，我有自主权。郭立又说，猫儿狗儿还有个主子哩，你是个人就能把父母瞒了？就说开友同意，我不同意也不行，我的意思是秋后你拿上几个盘缠，和你父母商量好，咱家里还有个大猪哩，你回来咱还想红火红火。杜女说，红火干啥？结婚吃上顿饭就行了。
到底杜女也没有回家与父母见话。1969年7月15日，杜女和开友去了离安子村八里地的福善庄公社，要求办理结婚登记，当时负责结婚登记的是公社会计李苗，他没有给知青和农民发放过结婚证书，所以不敢给办手续，开友和杜女就坐在凳上等着。恰好，当时担任公社副主任的阎禹下乡回来了，閻禹的鞋子湿了，当时是手提湿鞋、赤着脚，平易近人的样子，他听说杜女要嫁给开友，当即未加深思说，这是好事，想结婚就结吧。一句话使他背上了脱不了的干系。有了领导放话，李苗举起手中的大印盖了下去……这一盖，为郭立这位普通农夫遭遇的奇冤亮起了绿灯。当一对新人领回大红的结婚证书时，郭立家的小院里立即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里。村干部、队长们、郭立的亲戚人等百十余人都是郭立家的座上客，烩豆腐、烩山药蛋烩粉条，油炸糕，蒸馍馍，其中光麦子就用去一百多斤，把郭立好几年攒下的细粮通通瓮中见底。一村人无不羡慕地说：“真是好事！看人家开友，娶了个插队青年，一分钱也没花……”
有谁能料到郭立付出惨重的代价！
婚后小两口并没有如婚前憧憬的那般和美。为操办婚事，家里的细粮告罄，饭菜依旧是高粱玉米就咸菜，郭立开始听到杜女私下埋怨伙食不好，而且，半夜里他们老俩口经常听到在新房里大吵大闹。好几次郭立忍不住过去把窗子推开劝阻一番，他看见小两口都穿着背心短裤站在炕上对恃，女的说要离婚，男的说快些离吧。没奈何，郭立只得大声喝骂儿子，还探手进去用皮带抽儿子，待返回去则与老板向隅叹气，不知这个媳妇娶得是福是祸，他们只觉得北京姑娘嫁过来实在太受委屈，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难过杜女，即使在以后复审的材料中杜女也承认，开友妈对她一直很好，郭立也可以。不过，小两口吵归吵，很快又会和好，不久，杜女怀孕了。其间她还是七队社员，不曾中断劳动。
不知不觉三个多月过去了，有的知青开始回家探亲，很快他们又返回安子村，杜女也想回去，于是，郭立给她拿了二百元钱，三百斤全国粮票，一斗黃米，二十斤素油，还有一些羊肉，让开友赶着牛拉的小平车，把杜女送到三十里远的北卲庄火车站，小夫妻就此相别。又过去约三个月，杜女人未返回，可是写来一封信，说要些全国粮票，郭立赶紧叫开友背了玉米到滋润粮站换回七十斤全国粮票，给杜女邮去了。此后杜女就在也没有同她曾经生活、留有她初恋烙印的姓郭的家庭直接联系过。
又是一年布谷鸟叫了，1970年的春风迟缓地吹过雁门关外的塞上大地。媳妇没有音讯，郭立家虽然忧虑不安，但一家人还得挣口粮，该干啥还得干啥去。这一天，郭立到村里的南碱地去点豆子，将近中午回来，忽地供销社让他帮着到公社的供销社去取貨，他饭也没顾上吃，赶着牛车就去了福善庄。就在取齐了货、他又赶着车回来途经离安子村不到三里地的下水村赵海的院子门口时，那匹一贯老实的牲口居然无缘无故惊骇乱跳，郭立控制不住，结果车子翻了，车上有两箱鸡蛋，竟然一个不剩全部打破成为一滩黄糊糊。待别人帮着翻过车，把牲口重新套好，郭立蹲在路边抽了一锅烟，陷入莫名其妙的惶乱不安中，也许在潜意识里他感觉出什么兆头，但是他又无法确定预兆着什么。他把目光缓缓从生他养他的家乡那贫瘠但照样已经满眼绿色的田野上看过去，看过去，好象看不够……卸了货回到家中，天色已是黄昏，由于中午也没有吃饭，郭立早已饥肠辘辘，他和老伴说：“快做饭吧！”反常的是，平素很乖的三儿子一个劲儿哭着要吃奶，郭立更加心绪烦乱，说：“快奶吧快奶吧，奶完了再做饭！”说完，他拉了一个枕头，头朝炕里胡乱躺下，谁知有些迷糊，刚要睡去，忽听家里声音有异，猛地睁开眼睛坐起身来，眼前的情景令他目瞪口呆，只见地下站了八九个军人，其中一个他好象见过的，是县里武装部的副部长叫丰部长，管公检法的，头一句就严肃地问：“开友在哪里？”郭立摸不着头脑，说：“我不知道……”又问：“他肯去哪里？你能不能找到？”郭立说：“他是个人，想跑哪儿跑哪儿，我去哪儿寻他？一会儿吃饭他就回来了。”丰部长就不问了，对郭立说：“那你走吧，到大队开会。”郭立嘀咕，叫他这个生产队队长开会还能劳驾武装部副部长？一种不祥的阴影掠过他的心扉，他感到一阵恐惧，只好下地穿了鞋子，跟人家走，这时候他老伴早吓呆了，抱着三儿子只顾瑟瑟发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一场无言的别离，就是他们夫妻的永诀，他们没有来得及彼此嘱咐什么，来不及彼此来一下对视或拉拉手，就再也没有见面，而且永远也不会相见了。从家里出来，郭立两条腿已是哆嗦无力，捱到三润才门口时，他发现有公社一位姓王的副主任也在军人当中，忍不住相求说：“我想尿……”那王主任打了个唉声，说：“尿吧。”尿完，郭立随军人们直接来到村里的学校，他看见开友已经先他被带到学校，父子俩同样惊恐难耐，相对连话都不敢说，很快，他们就被带上学校门外的大汽车上，在车子即将启动时，心里已经有所明白什么的村支书郭廷斌匆匆给郭立扔上一件夹袄。汽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到了朔县城里的警所街的看守所。高墻、铁网及门口全副武装的哨兵，无不给郭立心头压上千钧重物，在办公室，他好容易有看见一个他认识的姓马的工作人员，连忙忐忑地问：“你说为啥把我弄到这儿？”人家反问：“你自己还不知道？”他说：“不知道……”姓马的悄悄说：“你媳妇告下你了。”郭立这才意识到杜女怕要给他家带来灾难了。
当然郭立不会知道原委。在以后一份尘封的案卷里这样写着：1970年3月以来，杜女在北京给周总理和朔县革委会分别写信控告郭立对她诱骗，致使郭开友对她强奸，奸后又逼迫结婚，婚后虐待，公社副主任阎禹支持包庇郭理父子。5月16日山西省革委会接到中央联合接待室对次案查处的电话指示……
郭立还在发愣间，人家说：“走吧。”不由分说，有人上来掏去他衣袋里的东西，解去他的裤带，随即给他“咔”的带上一付亮晶晶的手铐，然后他被关进关押犯人的七号监室，开友则被关进十号。在头半个月里，外边没有人过问他，倒是同室关押的有不少安子附近村里的各类犯人，大家彼此熟悉了，纷纷叙述缘何犯罪，只有郭立对自己的情由说不出所以然。看守所的伙食是每天三顿稀饭两个小小的窝头，郭立根本吃不饱，几天下来饿得头重脚轻，眼冒金星，但他更忧虑的是等待他的会是个什么结果……终于他等来了。那是半月后的一个森森暗夜，看守把郭立带到外院一间办公室，在正面一张桌子后坐着一根分明是当官的，侧面站着好几个当兵的，他们一律身着军装，戴着墨镜和白口罩，郭立辨别不清他们的面目。审讯开始了，人家向他讲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后，首先严肃地问：“你这个媳妇是怎么娶过的？”他就原原本本交待了娶亲的过程，人家说：“是你从外铧住门让你儿子强奸杜女的，你要认罪。”他赶紧摇头，说：“没有，绝对没有这回事……”人家说：“你还狡辩？交待你们父子怎样强迫女方嫁给你儿子！”郭立吃惊得嘴也合不上了，着急地说：“天呵！是她自己要嫁给我儿子的……”人家马上斥骂他一派胡言，又问他如何婚后虐待杜女，他同样大叫冤枉，说：“毛主席！不要冤枉我……”一个参与审讯的大声喝止他，说：“毛主席不在你跟前！”接着上来擒住他，挥动强有力的臂膀，将一左一右十余个耳光毫不留情抽打在他的脸上，他顿时血流满面，感到牙齿都在动摇，但他没有按对方的要求去交待，审讯未果就把他关押回去。第二天，还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样那样打扮的人们，向郭立讯问同昨夜一样的问题，郭立同样申辦说他没有诱骗没有逼婚没有虐待杜女，这回人家不如头一回客气了，当官的放话说：“嘴硬，可以帮助。”于是，有人拿着麻绳，从一根桶里蘸了水，开始夹头夾脑使劲抽打郭立，只百十来下，他已经体无完肤，但是他依旧不承认并不存在的事实。结果，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六天，他得到的帮助一天比一天不堪忍受。用细铁丝做的拂尘抽，只流血不伤骨；把他梱到木板上，脚上头下倒立起来，往鼻孔里灌冷水；用绳子肋住左右中指吊离地面，使他耳朵“嗡”地一响就什么也听不到了……还有，让他自己亲手打碎一堆玻璃瓶子，然后脱光他的衣服，把他推倒在碎玻璃上滚动，他记不清几次昏死过去又让冷水喷活过来，最终的结果是他拒不承认，不过没关系，人家捉住他的手在一张纸上按下了手印。他被用门板抬回监室，然后给上药治疗，其间，他从门缝里窗缝看见儿子同样被叫出去又抬回来。他的身上在滴血，但心好象麻木了……第七天的时候，郭立是一早就叫请出去的，但没有再逼打他，只是让他整整坐了一天，水不给喝，饭不给吃，有人在动员他赶快承认，可是他挺过来了，倒不是他钢筋铁骨，没有的事他怎么承认呢？
过了两三天，郭立稍稍能爬起来，在放风上厕所的时候忽地碰见一个熟悉的面孔——不是阎禹阎主任又是谁！他发现阎禹竟然也戴着手铐，连忙悄悄问：“你这是干啥？”阎禹说：“还不是因为你们的案件？是我让盖章的……”随即阎禹同情地看看已经十分虚弱的郭立，问饿不饿，郭立说：“饿坏了……”阎禹说：“下次我尿时你也尿，给你些吃的。”回去后，郭立就扒在窗前眼巴巴等着，当他看见阎禹又一次往厕所走时，连忙向看守说：“报告班长我要上厕所。”看守同意后，他到厕所里找到了阎禹给他藏在尿池子里的两个馒头——毕竟当过官的，坐监都比一个草民有办法！郭立立即把馒头珍重地拣起来，藏在怀里，当他按着肚子往回返时，不料没有裤带，两手不能兼顾，一个失手，馒头竟然倒霉地滚落下来，高墙上站岗的看见了，下来就朝郭立屁股狠狠打了八棍子，伤口迸裂，疼痛钻心，虽然最终拿回馒头，但郭立哪里吃得下去，倒是同室的犯人吃了，他们的任务是赶快找来砖头，给郭立好一番揉屁股。
郭立记的，大约在他被关押一根多月头上，他在里边听见说要判决了。那天早上开始提犯人，头一个提出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陶福成，第二个提的是陶的同案犯陶继顺（死刑，后来平反。）不料陶继顺早把铐子弄开了，看守给他下铐子准备捆绑时被他连铐子带手里的一块砖头同时砸中头部，血淺牢房。陶继顺随即冲入伙房，乱扔瓮片殊死抵抗，最后被乱枪打死，陡然给看守所增加了血腥气氛，结果郭立也遭到更加严酷的对待，他被五花大绑，又被踩住双膀，用细麻绳死死勒住嘴巴，中午时分，他和已经死去的陶继顺等一起被拉是汽车感到城里的北操场进行公判。那天，安子村的百姓接到通知，也去了不少，目睹了郭立的惨状。判决结果，郭开友无期徒刑，郭立有期徒刑15年。
现在，来看看郭立被定刑及判决的简单过程，当然只能寻找旧日的油印的案卷。
其一是1970年5月28日朔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郭开友、郭立及阎禹的处理报告，报告打头首先是两条最高指示，不妨一并摘录：1、“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2、“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把报告的处理意见大体摘录如下：
罪犯：郭开友，男，二十一岁，贫农，文盲，从小沾染资产阶级思想，乱搞男女关系。1968年12月以来与其父多次策划，采用欺骗、收买种种卑鄙手段，将杜女诱到家中强奸，强奸后又捏造杜已怀孕，以要小孩为名逼勒与其结婚……加之其父威逼，杜不得已与郭开友于1969年7月15日结婚，婚后郭开友认为‘娶到的妻买到的马，活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经常污骂，杜要反抗就进行毒打；入监态度恶劣，不能低头认罪，故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20年，依法判决与杜离婚。
郭立，男，四十六岁，贫农，文盲，1968年12月以来，借北京知青到安子大队插队即心怀恶意，为给儿子郭开友娶妻，亲自密谋划策，采取政治上欺骗、经济上收买，特别是将杜骗到家中亲自铧门，助其儿把杜强奸，嗣后又东奔西走，上串下联，捏造事实，大造舆论，内逼外压，迫使杜与其儿结婚，婚后进行虐待，政治上加以限制，生活上剋扣，手段毒辣，性质严重，入监后避重就轻，狡猾抵赖，故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阎禹，男，四十一岁，党员，贫农，滋润公社永安庄村人，拘留前任朔县太平窑水委会副主任，1948年入党，曾任乡支书、公社宣传委员、福善庄公社副主任。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抓阶级斗争，个人主义第一，利用职务关系之便，与郭立大搞私人拉拢，亲如兄弟，以私人感情代替党的政策，积极支持帮助郭开友办了结婚手续，直接包庇怂恿犯罪分子，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战略部署，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纪律处分。”
朔县革委会的报告经1970年5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雁北地区公安机关军管会审批，定案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批复改判郭开友无期徒刑，郭立的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雁北地区革委会审批时，郭开友仍是无期徒刑，但郭立的判决条文又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看来，郭立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已经到了被枪毙的边缘。幸而1970年6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复字第352号给雁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的批复最后定刑为：郭开友无期徒刑，郭立有期徒刑15年，阎禹开除公职，送农村劳动。公判时郭立听到的，就是这一结论。至于杜女，1970年6月16日朔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70）军管法民判字第一号以民事判决如下：
原诉人杜，18岁，北京市人，现在安子大队插队。
杜控诉1968年12月到安子大队插队后，被告郭开友、其父郭立心怀歹意，采用诱骗和威逼等毒辣手段，迫使杜与郭开友于1969年7月15日结婚，但经常进行虐待，经查杜要求对郭立、郭开友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并提出离婚。经我组查对落实，杜的控诉理由属实，现判决：一、准予杜与郭开友离婚；二、郭家中存放杜所有财物应如数归还；三、杜现在怀胎的小孩，待分娩后由杜自行处理。
公判结束了，郭立和儿子又被往回拉，路上，父子俩深深地对视，就是嘴被勒住了，说不出话，到了看守所，才松了绑。他们的胳膊还在麻木之中，就又有手铐戴上了。随即，他们和一批犯人被告知要到别处服刑。临走，看守所给他们送别的膳食是每人一大碗烩菜、两个大窝头。郭立舍不得吃那两个窝头，悄悄藏入怀中。他不知道爷俩要被弄到什么地方，准备关键时候给儿子充饥。在去往火车站的汽车上，郭立悄悄问开友：“咱们会到哪儿？”开友摇摇头：“您没有问么？”郭立说：“不敢问。”开友看着父亲脸上的血痕，说：“快别问了，小心人家再打您……”将近中午时，他们在火车站下了汽车，押送的人员命令他们脸孔朝西等候火车。当时正是炎夏，骄阳似火，毒辣地晒着犯人们的后背，只一会儿郭立就汗如雨下，脊上象背了火团，但是他一动也不敢动，拼命坚持着，直至口干舌燥，头晕目眩。他简直快要进入幻觉之中，好象回到安子村那口深深的水井边，饮牲口的石槽中漾着满满的清粼粼的井水……
想起贫穷村子，他就一下子又想起他的软弱和善的老伴，他无法想象老伴怎样去承受丈夫与儿子同时蹲入大狱的打击……他不知他什么时候才能和老伴再见一面。这时，刻骨思念的折磨取代了骄阳烤背的痛苦。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终于上了火车，在汽笛长鸣声中，郭立看着故土渐渐在视野里消失于是他颓然收回眼光，却又发现儿子饥疲交加的面孔。开友才二十岁刚刚出头，一下子就遭受这般毁灭性的打击，他究竟造了哪辈子的孽！在郭立眼中，他还一直是个孩子，看着他从一个生龙活虎的后生变成眼前这个目光呆滞、面色惨白的囚徒，郭立的心里就在滴血。他慢慢从怀里摸出那两个被汗水泡透的窝头，央告押送人员给儿子递过去。当他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啃吃窝头的样子，他浑浊的泪水滚滚而下。火车一路向南，穿过一个又一个深深的山洞，不久到了太原北边的小镇豆罗，郭立被押解下来，开友却继续南去。爷俩同样没有说上半句告别的话，就此天各一方。
豆罗有一个犯人集训队，郭立在那里呆了七天。手铐已经下了，幸运的是他还遇到一位态度和气的丁股长，他了解郭立的案情，见郭立万念俱灰的样子，就安慰说：“你的事屈得厉害，我们会替你反映的。”郭立已顾不得想这些，他只是牵挂儿子，趁机向丁股长打听开友的去向，丁股长说，开友是到了汾阳二监。过了七天，郭立从集训队分流出来，分配到太原西山的西峪煤矿，劳改生涯开始了。那里有三千五百多犯人，郭立年龄比较大，就被分到通风队里负责开绞车，劳动强度稍轻一些，每天八小时下矿井，伙食管饱，白面居多。生活虽然好一点了，但郭立灵魂的悲苦始终无以排解，他老是在矿井里呆呆出神，想念妻儿，心如刀绞，不知有多少次，他面对黑洞洞的巷道嚎啕大哭，十五年的刑期怎么煎熬呢？
劳改将近一年头上，一天郭立下班从矿坑出来，正要去洗澡，队长说矿上干部叫他。郭立立刻惊慌起来，以为又有什么作错了。到了矿长办公室，他提心吊胆说：“我开绞车开得很好……”矿长怜悯地看看他，半晌才说：“刚刚接到电报，说你妻子病故了。”郭立愣愣地问：“啥叫病故……”矿长说：“就是死了。”郭立的头顿时轰然一响，慢慢蹲在地上，过了良久，他憋在喉咙间的一声惨然的哭叫才爆发出来。原来郭立父子被捕后，郭立老伴不堪惊吓，郁郁成疾，很快就撒手西去，那年她才四十四岁……郭立泣不成声说：“我还有三儿子，三两岁的娃娃，怎么活呀？”干部们见状无不掏出手绢擦拭眼泪，矿长说：“你的事情我们都在为你反映，你要等待一段时间。你的刑期不会有十五年的……”那天郭立一夜未睡，临明一个伙伴吃惊地盯住他，象不认识似的说：“老郭，你……怎么头发全白了？”郭立呲呲牙，心死如灰……
果真如矿上干部说得那样，郭立减刑了。
关于郭立的案子，朔县革委会1974年9月9日进行了改判，当年11月1日雁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予以同意，11月2日，中共雁北地位给朔县县委批复如下：“你县报来郭开友等人复查改判一案经中共雁北地位党委1974年11月1日研究决定，对郭开友改判有期徒刑5年，郭立改判有期徒刑3年，阎禹给予平反，恢复党籍，补发工资。”在案件改判的审批表上，对郭立父子的改判理由是：主要事实情节有出入；而在有关阎禹一节日上写着：“原认定不符合事实，应予否定。”后来郭立才知道，自他入狱，阎禹就开始了艰难地奔波申诉，其中一位仗义的知青向一位省军区领导直言：“是杜女自己往人家家里跑的，人家绝没有来诱骗。为啥不诱骗我们？！”在案件复查的时候，杜女这样说：我们婚后开始感情不错，但逐渐有了打闹；郭母对她一直很好，郭立也可以，吃的一锅饭，郭立夫妻没有打骂过她……复查材料上说：“反复调查，没有郭立从外铧门的证据。”
这次改判之时，军管会已经成为历史。
可是，郭立已经劳改将近四年半了。其时，郭立患了十二指肠溃疡，不能下炕，朔县去了两位干部，找他谈话。人家问：“你想不想回家？”不料郭立浑浑噩噩说：“回去干啥？怎么生活？我不回了，活是劳改队的人，死是劳改队的鬼……”人家说：“你屈了，改判了，你成了三年。你儿子的无期成了五年。”刑期早超了，劳改队已经不会留他。结果，他又在出监队呆了半个月，做些轻活，挣了盘缠，然后被送回朔县公安局，手续一办，两肩头担一张嘴，行尸走肉一般回到安子村。五年灾难，恍然一梦，他站在不知多少次梦寐想念的大门口，久久不动，但是那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已经不会出来迎接他、为他拂去一身的风尘。她早已化成一抔黄土。几间房子破败不堪，家里没有锅，没有碗，没有柴没有炭。寒冬将至，北风呼啸，鸟雀瑟瑟。受父兄牵连的二儿子提前转业四处沦落，寄养别人家中的小儿，瘦弱不堪，形同乞丐……但郭立已经欲哭无泪。村干部郭廷斌、杨生春把他叫去吃了一顿饭，给了一百斤玉米，让他聊以糊口。自回家五十多天，郭立门也不出，几不欲生，公社贾书记下乡知道了，找他谈心，问他是否有什么想不开，郭立说：“我要啥没啥了，你快把我再关起来吧。”贾书记叹了口气，掏出五十元，默默递给郭立……半年后，开友回来了，父子相对，许多许多的话无从说起。
后来，四人帮打倒那一年，省城一位乡亲给郭立连着写来两封信，说：你快申诉吧，到时候了……是呵，他老了，儿子们还得做人！于是，郭立讲述，二儿子记录整理，把材料往中央、往省里寄出去。二儿子还用自行车带了他，一趟一趟到五十里外的县城里，寻找有关部门鸣冤叫屈，在最后的结论没有下来以前，他就讲着一个道理：既然改判我三年，为啥劳改了我四年半？我不是白干了一年半？讲来讲去，有关部门还真的补偿了他两千二百元。他已经很知足了……到银行取钱的時候，人家动员他说：“大爷，您把钱存了吧，拿在手里小心坏人抢了去。”郭立苦笑说：“我还存？我家里还开不了锅哩。”拿回了那些钱，他珍而重之对开友说：“我留一千二，咱们过日子，你拿上一千元，看能不能再娶个媳妇……”
真正的结论出来，已经是1979年，距案发整整十个年头。1979年4月21日，一纸油印的判决书被送到郭立手里，内容如下：
朔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79）法刑判字第17号：
原告杜女，（情况略）。
被告郭开友、郭立二人因破坏知识青年插队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朔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于1970年6月21日（70）军管判字第十一、十三号判决判处郭开友无期徒刑、郭立有期徒刑15年，1974年11月8日经我院复查认为原判畸重，故以（74）法刑判字第十五号判决撤销原判，改判郭开友有期徒刑五年、郭立有期徒刑三年。郭开友刑满释放，郭立实服刑四年零五个月二十六天，经我院再次复查认为，杜女在插队期间与郭开友互相接触，谈情说爱，不是诱骗行为，故此案不存在对杜‘诱骗、强奸、逼婚、虐待’的犯罪事实，不属于破坏知识青年插队，为此根据党的政策，本院特依法判决如下：撤销本院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74）法刑判字第十五号判决，宣告无罪。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次日起，限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雁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原来郭立用十年的光阴，换来的是沉甸甸的四个字——宣告无罪。但是，他还有什么服不服的问题？岁月给他带来的还有更沉重的东西。历尽苦难的开友，因为经受不起一场郭立意外的惊吓，竟然抛下郭立，在村头一株歪脖树上上吊自杀；小儿子失去母亲后落下的病根一朝发作，少年夭折。当年一个和和美美的农夫之家，变得支离破碎。郭立已经什么都说不上来。他手里牢牢留存着的，只有那一张最后的判决书，上面告诉人们：他无罪。
无罪，又有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