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新
在雁门关外、桑干河源头的朔州神头泉边，有一个极其普通的小村庄，村名叫吉庄。吉庄完整地保存下一座古庙，民间人称“三大王庙”。根据金代的一块残碑刻记，“神名拓跋，庙号桑干”。等于明确交代说，这座桑干神庙供奉的主神是三位呼风唤雨、驱使龙王的拓跋大王。拓跋氏就是一千五百余年前曾经饮马黄河、创建北魏王朝的北方鲜卑族首领，因为其惊世骇俗的“汉化运动”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言而喻，拓跋氏及其鲜卑一族，属于北方的一支马背胡人。史书所谓晋后隋前的“五胡乱华”，可不就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么？
粗略研究吉庄三大王庙，可以发现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其一，庙内与正殿拓跋大王并存的偏殿神像，包罗了佛家的送子观音、道家的文昌帝君、马王爷，以及乡闾式的龙王、雷公电母、土地老爷等；其二，无论彩塑和描金壁画，拓跋三王及其臣属一律汉化，其形象服饰、羽葆鼓吹，全无传统意义上的胡人特征。
再把视野扩大一些，就在三大王庙的背后、巍峨的燕山余脉洪涛山麓，突兀着一座小山，因为自然的造化，山石上鬼斧神工制造出一方女性生育时带血的臀印，传说就是三位拓跋大王的母亲分娩他们时坐出的痕迹，故而小山获名神婆山；碑记和方志都说那位女子的身份是高贵的拓跋公主，离奇地饮了一口泉水竟然未婚而孕。然而当地老百姓端午时节到庙内祈雨时，据说姓石的可以不跪，相传石家是三位大王的娘舅。或许令人质疑：拓跋公主生的孩子，怎么也姓拓跋？既是拓跋公主，怎么又是石家的闺女？好像自圆其说，好像圆不回来，似乎很容易找到一般的神话和传说普遍性的、经不起使劲推敲的漏洞，其实这里千万不要忽略其中所蕴涵的重要信息：拓跋公主的生育传奇，显然带有明显的草原游牧文明的母系社会生殖崇拜色彩；而民间又给公主找出一家石姓的娘家，则代表着中原农耕文明的封建伦理所需。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实则对立统一，恰恰诠释了桑干河源头处的朔州所见证过的胡汉碰撞并走向融合的漫长过程。
是的，地处内外长城夹角间的朔州，最为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恰是一部战争机器所记录所镌刻所斫击出来的跌宕史诗。究其原因，来自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数千年的碰撞，余音不散铮鸣如故。
重新从桑干河源头溯流而下，就在这条北方大河的岸边，遥远的4600余年前曾经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战争——涿鹿之战。那时候，炎黄部族与蚩尤部族惨烈地抵死搏杀，直至蚩尤身首异处，炎黄部族完成了使命；一场远古的血火洗礼，标志了中国由蛮荒走向文明。这一文明的始端，不可否认正是双方为了争夺中原，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辽阔中原。当炎黄的后辈做出世代农耕的选择，却把依旧游牧的人类群体远远的抛在脑后。
而朔州这块地方，也就成为闻名于世的万里长城的必经之处，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特别凸显的临界点，成为从漠北通往中原的重要门户。往南的人们，吟唱着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往北的人们，立马扬鞭，呼啸来去，居无定所，逐水迁徙……
农耕和游牧之间巨大的反差，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农耕者的安身立命有了起码的温饱保障，维系着皇天厚土和礼义秩序，但在相对的四平八稳和安于现状中，养就了惰性、传统、中庸；游牧者则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茹毛饮血餐风宿露，却也在忧患辗转和残酷竞争中，磨砺得莽悍、野性、不羁。于是，在同一片蓝天下，在不同环境的接壤处，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和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导演下，两边的族群共同创造着各自的文明，也共同搭建起滋生冲突和碰撞的温床。
就是因为碰撞的渊源，朔州才出现在历史的版图上。当然，最初的朔州叫做马邑。
翻阅泛黄的古籍，可以把那个时间圈定在先秦时代。“秦时，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焉。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马迹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这是一段《搜神记》里的文字，其记载虽不如正史那么权威，但也使得马邑的诞生极具神奇，更为关键是清楚地交代了不崩之城马邑的作用就是“备胡”。由此而起，马邑就和“胡”字这个特定的名词开始休戚相关。
众所周知，秦时北地最强大的游牧集团是匈奴，甚至令一吞六合虎视雄哉的秦始皇都十分头疼，甚至把一个昏聩的儿子都取名“胡亥”。秦始皇不惜举国之力筑起了堪称人类工程奇迹的万里长城，试图一劳永逸地将两边隔离，把中原农耕族群，人为地围圈在幅员辽阔的高墙内，却不料很快经过胡亥的拱手相送，汉王朝取而代秦，从而固定地概念出一个对世界文明进程一直施加着巨大影响的庞大的大汉民族。
代表当时乃至以后很长时间内先进生产力水平的汉族，必然要带来文化的繁荣，特别是文字和文学的造诣日臻博大精深。就在汉人的著述和修史的文字记载中，匈奴及其之前让匈奴兼并过游牧部族，诸如鬼方、犬戎、猃狁等等，听起来都是那么桀骜不驯，统统被冠以“胡”名。胡的原始内涵或本义不过是形容北边的部族男子都长着大胡子而已；一旦外延开来，从汉文化的层面理解，胡就包含了胡闹、胡作非为，是汉族眼中“破坏者”或“野蛮人”的代称；既定成俗，包括秦汉以后的游牧部族如乌桓、鲜卑、突厥、契丹、鞑靼、女真等等，无不被以胡相称——其歧视、其藐视、其排斥的口吻可见一斑。时髦一点说，就算被被边缘化、被妖魔化了。但不能忽视另外一种天壤不同的解释，史载“胡”又是匈奴的自我称谓，其附加声称是“天之骄子”的意思——果真针锋相对。
大约也正是从与胡相悖的汉朝起，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碰撞，很直观很通俗地成为胡汉相争。同样在汉朝，由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选择在朔州拉开胡汉最激烈碰撞的序幕，史称“马邑之谋”，接下去，胡汉相争似乎进入无休无止的状态：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类似马邑之谋的战争名词比比皆是：昭君出塞，望梅止渴，五胡乱华，安史之乱，澶渊之盟，靖康之耻，土木之变，剃发易服，辛亥革命，等等等等，一部中国古代史，从未中断过前赴后继的胡汉交锋，狼烟弥漫，此起彼伏。不妨信手拈来诸多古诗吟诵一番，感觉无不闻胡而动容：“独留青冢向黄昏”，“渔阳鼙鼓动地来”，“不破楼兰终不还”，“长缨直请系单于”，“壮志饥餐胡虏肉”，“暴骨匈奴固其所”，“登坛誓饮月氏头”……除了忧心忡忡，就是怒发冲冠。看看马邑附近的汉墓群，出土的将士遗骨，肋条间竟然插着生锈的箭镞，令人触目惊心遐想战栗；还有当年杨家将浴血的疆场，全都浓缩到一个叫做金沙滩的地方，一草一木之上都能寻觅到战火熏染后如泣如诉的故事。可见胡汉相争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斫刻下多么难以磨蚀的印迹……
同样因为对胡人失之偏颇的想象，以至于在中土一方也就不免失之狭隘的感觉里，边疆重镇马邑就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塞上苦寒，朔风呼啸，结果被干脆更名为朔州。那么朔州真的苍凉无边么？当然不是。且听一首《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由南北朝时代北齐的马背游牧部族——朔州敕勒部所吟唱的歌谣，却有着另一种荡气回肠的风景，一种同样的对美好家园的眷恋。难怪史学界有人认定，敕勒川就是朔州无疑。而与《敕勒歌》相提并论的，还有另一首匈奴的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辞藻虽不华丽，却一样悲怆感人；北方马背民族的文字记载虽然不多，但口口相传的歌谣照样折射其艰涩的心路历程。事实说明，他们绝非一味依仗铁骑奔袭掠夺而挑起战争，相反在胡汉碰撞中多数时候处于绝对的被动和弱势。他们所面对的，除了一道森严壁垒的万里长城和一道同样难以逾越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文化藩篱，还有每一个强盛的中原王朝为了开疆扩土而发动的讨伐。
总之，碰撞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一层面上，真理和正义无法严格地甄别。但我们必须承认，只因碰撞才促进了融合。而从碰撞到融合最知名的范例，正是朔州吉庄三大王庙内走上神坛的鲜卑拓跋氏的创举。
遥想当年匈奴被汉王朝远逐大漠，来自北方大兴安岭的鲜卑族纵马南下，兴起于代、朔，直至首领拓跋珪建立北魏，继而从盛乐迁都到平城，并最终一统北方，再由另一位卓越的领袖孝文帝迁都到中原的中心地带洛阳；与此同时，水草丰美的朔州不仅一度成为京畿重地，更因拓跋公主生育三王的神话被北魏朝廷视作部族的发祥圣地，受到拓跋皇族及子民的膜拜。细想之下，世代游牧的鲜卑族在至北向南饱经忧患的艰难推进中，面临着要么远遁败亡、要么图强崛起的抉择，终于找到一条自我超越、脱颖于五胡的捷径，那就是吸纳接受先进的农耕文明，所以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实际是顺理成章、势所必行。随着拓跋氏义无反顾变为元姓，随着诸如改说汉语，改着汉服、改变度量衡、推汉化广教育、禁止同族通婚、禁止归葬等等一系列措施的推进，鲜卑族彪炳史册走向辉煌，却也把自己完全汉化，一个草原部落就此消失。
这时候还应该提及一位在朔州土生土长的鲜卑英雄尉迟恭。他挥舞故乡赐予他的一鞭一槊，踏上金戈铁马的人生旅程，终乃登临标志辉煌的大唐凌烟阁，直至位列仙班成为鼎鼎大名的华夏门神，于普天之下遍受尊崇。尉迟恭去世后陪葬昭陵，他墓中出土的墓志铭依然遵循更改南迁北族出身者籍贯的鲜卑祖训，刻写的是河南洛阳人，但在权威的《唐书》列传里，却又明确交代：“尉迟恭，朔州善阳人。”朔州更流传下很多关于尉迟恭的传说，最著名的就数勇擒海马，后世于“马邑之西北十里许，建有鄂国公祠”，历朝历代都要重修和祭祀。作为大唐鄂国公的尉迟恭，古往今来被他的故乡朔州引以为豪。不过，当数以亿计的人家在过年张贴门神的时候，有谁知道尉迟恭竟是鲜卑血统的战神？
探循历史，脉络清晰。鲜卑及其杰出的代表拓跋和尉迟们，如同一道奔腾跃动的清溪，一路不辞劳苦最后汇入汹涌澎湃的黄河。只有拓跋氏原先的发祥圣地朔州，难得地保存下诸神共处的吉庄桑干神庙、神婆山拓跋公主带血的臀印和门神尉迟恭的传说传奇，以其独有而典型的包容和兼容性的特征，以其建筑、绘画、碑记和风土人文的载体，如歌如诗地讲述着胡汉交融不容割舍的丰富内涵。
正是因为北魏引领了里程碑意义的融合先河，使得在以后的胡汉相争中，北方马背民族开始义无反顾地走上更加主动的文化认同路线，志在逐鹿富庶的中原。除了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等，其主要的契合点之一，仍旧可以从朔州吉庄的桑干神庙找到答案——那就是庙宇壁画上鲜艳如新面容和蔼的一尊观音菩萨。身为佛祖一侧的胁侍和大慈大悲的化身，观音菩萨在民间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佛祖释迦摩尼，所以许多时候好像成了佛的代言和代表。
非常巧合的是，当佛教由一匹白马从印度驮来东土，其广泛的传播同样遭遇过儒、道的碰撞和排斥，经历了一个由依附、迎合、冲突到互相融合的汉化过程。这里无需涉猎其学术范畴的深奥繁复，只来通俗而论，阿弥陀佛的声音似乎一直时远时近缭绕在胡汉纠结了千百年的恩恩怨怨里。且不说北魏由佛教的兴盛，造化了大同云冈石窟和河洛龙门石窟的开凿，且不说与之对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且不说蒙元灭宋后忽必烈受从佛戒并将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尊为元朝第一代帝师，且不说满清对佛教的虔诚导致类似“顺治出家五台山”的传闻被演绎得沸沸扬扬……
仅是拘囿在朔州这个因为胡汉相争相融素来不缺少战火的地方，佛的道场香火一度传承，可能从特定价值来说，和比邻的云冈石窟和五台山相比也不逊色多少。其一，契丹人倾其国力建造了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九级浮屠傲然屹立，举世闻名；其二，女真人竭尽匠心修筑了朔州城内的崇福禅寺，是金代建筑精粹，全国也硕果仅存。如果留心观察，还可以发现两寺的佛像和菩萨，唇上颌下大多蓄留着弯曲的胡子，可能那也是辽金汉化过程中唯一的胡的情结，栩栩如生，生生未息。胡子，胡人，胡人，胡子，怎不叫人百感交集呢？
试想契丹和女真两支先后崛起的北方马背民族，两百余年间不断地相隔黄河鞭指南国，虽说最终折戟灭国梦碎于所向必克的蒙古大军，但何尝不是自己在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发生的质变呢？当蒙元帝国“大一统”形成的时候，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等级划分格局里，契丹、高丽、女真等马背部族，竟然都被划为汉人。“四等人”的划分，去除民族歧视的因素，客观上却成为五代宋辽金时期民族大融合鲜明的写照。
到明清两朝，碰撞仍在继续，战争仍在继续，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原来严格的概念界限，已经日渐式微日渐模糊日渐淡去。虽说明代依旧大规模地修复和完善了万里长城，虽说清代也实行过足够森严的民族隔离政策，但以蒙、汉、满为核心的融合，毕竟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和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于是，万里长城途经朔州的一座关隘格外地引人注目，关隘名为杀虎口。
杀虎口古称参合口，唐宋时也叫过白狼关、牙狼关，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瓦刺南侵，多次从此口出兵征战，故而才得名杀胡口。据说当年康熙皇帝西征葛尔丹，凯旋时驻营这里，望关感慨，下旨将杀胡口更名杀虎口。相应地，周围一些关城的附属堡寨比如阻胡堡、败胡堡等，“胡”一律由“虎”来取代，并且逐步地军转民用，成为一个一个自然村落。而杀虎口则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胡”字就此被宣告从一个特定的词组里剔除出去，即将还原其汉字最单纯的字义。胡之不存，争又何来？在历史的舞台上，胡汉相争开始徐徐落幕。
往事越千年，换了人间。
如今，兵戈止息了，中华民族已然铸剑为犁。只是长城脚下的北方名城朔州有幸成为见证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从碰撞到融合的活化石。无论神头泉、金沙滩、汉墓群，无论桑干神庙、应县木塔、崇福禅寺，无论雁门关、杀虎口、马邑城，竟能在旷世的朔风吹袭和洗礼下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全都是历史文化生动而璀璨的结晶，可谓底蕴深厚历久弥新。
当我们走近朔州、回望朔州、感悟朔州，一个总也让人忍不住为之兴叹、引发叩问的命题总会缠绕心头，那就是——战争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