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才能自强，这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却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曾氏为什么能一门英杰？正是曾国藩以自立要求子弟，以自立姿态立身行世的结果。贫穷也好，富足也好，在家也好，为官也好，曾国藩常以自立自省并省人，对子弟从不娇惯纵容。在家不染无赖之气，为官不染官宦之气，哪怕是在个人和家庭的“小事”上，也体现出曾国藩决断的高明之处。
曾国藩力戒子弟不要习染官宦之气。他教导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曾国藩的后人家眷久居乡间，曾国藩也反复对他们强调：“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成‘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并力戒子弟不要拉关系，递条子，开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晋府参加岁考科考，均不顺手。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初九日，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驰书嘱咐纪鸿说：“你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人瞩目……场前不可与州县官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七月二十四日，又驰书嘱咐道：“你在省以‘谦、敬’二字为主，事事请问意减、芝生两位叔叔，断不可送条子，引起别人品议。”事后，曾国藩对弟弟说：“纪鸿之文，万无中举之理。”但他终于未去走后门，只把儿子接到金陵节署亲自教学。同样，他对女儿要求也很严格，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十四日信中说：“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中说：“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再就是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其深知“其身正，不令亦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重言传更重身教。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十分显著。做曾国藩难，做曾国藩的儿子更难。他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学问博洽，见识广远，阅历丰富，位高权重，要求严格，他把所有的经验、智慧、理想、兴趣、已成之志、未竟之业全部压过来。做曾国藩幸运，做曾国藩的儿子更幸运。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他为儿子提供了远比一般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他为儿子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困难和失败的机会，他把儿子看做他的躯体和心灵的新的延续。曾国藩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我家先祖世代相承，一直是寅正（凌晨四点）即起，至今两百年未改。从高祖、曾祖时代就代代早起。我曾见过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冈公都是天未亮就起床，寒冬起坐约一个时辰，才见天亮。我的父亲竹亭公也是黎明即起，如果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天夜里必定起来查看一两次不等。这是你们亲眼见过的。我近来也是黎明即起，想努力继承先人的家风。如今你已年过二十，娶妻成家，当以早起为第一要务。
除了自己身体力行，还要带领媳妇身体力行。我平生因为缺乏恒心的毛病，以致万事无成。德行无所成，学业无所成，这足以使人深以为耻。等到办理军务，本来发誓不再做别的事情，可是其间又改变了初衷。这是极为严重的缺乏恒心！我感到深深的耻辱。你如果想有点成就，就必须从“有恒”二字上着手。我曾经仔细观察过，祖父星冈公仪表超人，全在一个“重”字。我的举止容貌也很稳重、厚道，就是效法星冈公。你的举止轻浮，是一大弊病，以后应时时留心。无论是坐还是行，均须重厚。早起床，有恒心，举止厚重，这三点对你来说都是最紧要的事情。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所以我特意谆谆告诫你。这三点看似平常，实则思虑至深，寄望甚殷。这不是从书本中可以学到的，也不是他人能够直言的，只有父亲对儿子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早起说的是生活习惯，有恒说的是意志品格，厚重说的是生活作风，这三点可以说谈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够曾纪泽努力一辈子的。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遗产的人，但绝不是一位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曾国藩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
人人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望是一回事，能否如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取决于个人之资质，更取决于外部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方法。曾国藩教子之道可借鉴之处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