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各有其性，各有其长，但不一定人人皆能用，也不一定人人皆不可用。所以用人之道与取人之术常是至为关键的。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掌控这两方面的一等智者，他眼光锐利，观察仔细，常能找到为自己谋大事，成大事的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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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人、取人、用人是曾国藩的特长，很多发生在他身上的相关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他善于通过取人、用人，把别人的能力化为己用。曾国藩取人、用人不拘一格，使这些人才各适其位、各尽其力，曾国藩也正是借此成就了自己的“中兴”伟业。人才的重要性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域都一再被强调，作为一代政治、军事英杰的曾国藩更是把它放在决定事情成败的首位。在练兵之初，他既没权又缺钱，硬是靠一批忠勇能干的人才训练成为一支善战之师。
（1）四处求取人才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将颓败的官场风气与人才问题联系起来，指出：“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面语无归宿。”他说：“有此四者，习俗相传，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其势如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席卷东南。对此，曾国藩无比感慨地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时即使得到，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或遭遇挫折、或离职而去、或抑郁而死。而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权重，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呼吁封建地主阶级重视人才问题。他一再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有此认识，就足以证明他的眼光之高。曾国藩求贤若渴，他向友人描述自己在咸丰三年（1853年）时的心情说：“我曾经说过要谋求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人才，几个月以来，我在梦里祈求他们的到来，烧香祈求他们的到来，没有片刻敢有所忘怀。”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事业”大有发展，人才尤为亟需。他给友人写信说：“国藩当疲惫之余，忽膺艰巨之任，大惧陨越，贻友朋羞。惟广求名将，以御寇氛；广求循吏，以苏民困。得一人则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则地方渐受十分百分之福。”同治四年（1865年），他走上攻捻前线，榜列《剿捻告示四条》，其中一条便是“询访英贤”。他指出：“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才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于城心腹之用。”他号召：“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酌察录用；即不收用者，亦必优给途费。”曾国藩求才，可说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料理官车，摘电备查”，或“圈点京报”，获取信息。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他还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认为求才应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及其余”。因此，他多次致书李恒、李瀚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诸弟，论述得人之道，要求他们随处留心，“博采广询”，“兼进并收”。他还嘱咐弟弟要“求人自辅，时时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后两弟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长处短处一一告知阿兄”。
（2）争取选到合适的人才
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他对曾国荃说：“弟常以求才为急，但无才之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与之共事。”当时，亲戚朋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惟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于预见国运的人，看到该国贤良俊杰在位，就知道它一定会兴盛起来，看到办事拖拉，冗员比比皆是，就明白它将要被取代。善于预见军队的人也是这样。他对方存之说：“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庸人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他说李元度“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既广求人才，又不博收杂进，分辨真伪，考察贤劣，这就决定于对选择人才的标准的认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人的德行。他在笔记《才德》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接着他强调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基于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质）”。他指出：“以其质而更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他声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他劝诫绅士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故他特别强调禁大言而务实。在确定选择的标准时，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表示：“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什么是“官气、乡气”？他解释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比较起来，曾国藩更厌恶那些爱摆官架子、应酬圆通，却奄奄无气、从不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因此，他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即“筋力健整、能吃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关于为官“四到”，曾国藩本人有个解释：“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心叮咛是也。”这里当然仅是举例以说明。能真正做到“四到”的人，必须是“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他们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中克服某些弱点，渐成大器。总之，曾国藩选人、用人的标准主要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行操守践履到实处。
（3）用人应德才兼备
当然，曾国藩不是不注重才识，相反，他是很注重才识的。他劝勉曾国荃说：因“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二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振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在选用人才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但是经过多年的曲曲折折，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番感慨：在用人这一点上，实为万事的根本。德才二项要取其一已属很难。而要二者兼备，则极为少见。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1871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4）始终把发现网住人才放在首位
发现和罗致人才，只是解决人才问题的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人才。曾国藩的原则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用人上的“广”与“慎”，是互为条件，互相影响的。广则人才多，人才多则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广而不慎，必会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慎则使用得当，使用得当则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慎而不广，必会人才匮乏，或窒息人才，同样是事业的大患。薛福成说他“在籍办员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并说李世忠、陈国瑞在湘军将领中以“桀贪骜诈”闻名，曾国藩对他们仍予以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曾国藩说：“求人之道，必须像白圭经营买卖那样，像鹰猎取食物那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白圭，战国时周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如同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买卖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推荐，有的为该员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的“未发迹”之时，甚至在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在办团练时，他时谍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曾国藩困顿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以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奄奄无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作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做准备。曾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想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等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愿投胡林翼处而不愿跟他做事时，立即改弦更张，翻然悔过，与之展开一场广揽人才的竞争。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蚨，即青蚨，是类似于虫的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李竹浯推荐的。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很有人才匮乏凋弊之说法，实则岩搜谷采，楚材晋用，而故山反为之一空。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在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宣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因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炼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