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汉时期的基本史料
公元25年至22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东汉王朝的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史上具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史学界对于东汉史的研究相对说来比较薄弱。东汉的历史舞台似乎不如此前的先秦西汉那样引人入胜，也不如此后的魏晋南北朝那样丰富多彩。造成这种印象或许有种种原因，而东汉时期的史料较为缺乏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研究东汉史，最基本的史料毫无疑问是南朝刘宋时代范晔编撰的《后汉书》。在前四史中，《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那就是撰修史书的作者距史书所述的时代相去较远。范晔开始修《后汉书》在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一说在元嘉元年），上距东汉的灭亡已超过了两百年。他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已有的成书，而不是原始档案记录。当时流行的东汉史本来是有很多种的，唐刘知几《史通》说：“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至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1]
在上述各家《后汉书》中，最根本的资料当推《东观汉记》，因为《东观汉记》是东汉同时代陆续补修而成的，它虽然也不尽属实录，但毕竟是当代人编当代史，无疑最为可信。但《东观汉记》唐时已缺，至宋更无完本，可谓散佚已久。现在通行的是清修《四库全书》时，重编的所谓《永乐大典》本《东观汉记》（以下简称大典本）。为探求东汉时代的原始史料，应当首先弄清大典本《东观汉记》的真相，这或许对东汉史的研究不无推动作用吧。
在各家《后汉书》中，晋人华峤的《后汉书》专以《东观汉记》为本，撰写也较为出色，范晔《后汉书》虽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以华峤为主。因此，从《东观汉记》到华峤《后汉书》，从华峤《后汉书》到范晔《后汉书》，这一条线索是很明显的。故宋人罗愿《东观汉记序》说：“后汉成书自刘珍、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忱、袁崧、刘义庆、肖子显，凡九家。惟华峤专述《汉记》。逮范晔总裁众家而成书，亦以华峤为主。后之欲考《汉记》者，于范氏之书尤有取焉。”[2]（《汉记》指《东观汉记》，详下文。）因此可以说，范晔《后汉书》中的材料，实际上大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取之于《东观汉记》的。用《东观汉记》的佚文和《后汉书》相比较，这一点也是十分明显的。
范蔚宗文采出众，史笔可为上乘，《后汉书》中确有不少好文章。他本人甚至自夸说：“精意深旨”，“笔势纵放”，“天下奇作”，“体大思精”。[3]但是，今天作为历史资料来说，文笔生动固然很好，但更加重要的却是提供更多具体的史实。我们的任务是掌握更多的原始资料，运用正确的、科学的观点来考察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这个角度来看，范晔的《后汉书》比起《东观汉记》来，却是舍弃了许多可贵的东西。今举一例，《东观汉记》曾记载明帝的儿子彭城靖王恭与其子酺的一件事：[4]
“恭子男丁前妻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闭酺马厩。酺亡，夜诣彭城县欲上书，恭遣从官仓头晓令归，数责之，乃自杀也。”
这一段记载事实明了，其前因后果也很清楚。从中可以看出东汉中期以后，皇室贵族之腐败以及诸侯王与官府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很有价值的史料。范晔在《后汉书》中把这一记载加以缩减，只存“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杀”九字。仅据这样简略而抽象的记述，就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了。
总之，由于范晔时代较晚，《后汉书》述事又多加删削，很多珍贵的史料被抛弃了。因此应当进一步挖掘和整理范书之前的各家《后汉书》，尤其应重视原始基本史料《东观汉记》。清人有两种《东观汉记》的辑本，一为姚之骃本，一为大典本。姚之骃辑本误漏太多，实在算不上合格的辑佚书。大典本编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流传广泛。因为四库馆臣当时尚能看到《永乐大典》的大部分，所以他们辑书时，尽量标榜为大典本，以提高其身价。《大典》非一般人所得见，故使人莫敢或疑。但是如果细加考究，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惊讶，他们所宣称的大典本，往往名实不符。因此有必要对《东观汉记》做一番考证，弄清大典本的真相，进一步恢复《东观汉记》的本来面目，搜集大量的佚文，以增加东汉史的研究资料。这就是本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二、《汉记》的撰写过程
东汉时期修撰国史，历经多次，当时尚无《东观汉记》之名，所修之史书只称《汉记》。据现有资料可考者，前后至少有过七次，现依次说明如下。
第一次在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卷四二：“（永平）十五年春……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
《后汉书·班固传》卷四十：“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郎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
《后汉书·马严传》卷二四：“显宗召见，严进对闲雅，意甚异之，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纪》。”
《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卷十四：“初，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
《隋书·经籍志》卷三三：“《东观汉记》，起《光武注记》至《灵帝》。”
《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一：“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
按：据上述资料可知此次修撰东汉开国时代史，是由班固撰《汉书》所引起。由于汉明帝赞赏班固的史才，乃令他修本朝初期的历史。协助班固进行工作的有陈宗、尹敏、孟异、马严、杜抚、刘复、贾逵、傅毅等人。修成的篇章共有《世祖本纪》、功臣列传及新市、平林、公孙述载记等共二十八篇。惟《世祖本纪》有时亦称《光武本纪》或《建武注记》，可知当时篇名尚未固定。著作之地点在兰台与仁寿闼，尚未在东观。但据《隋书·经籍志》所载，班固等所撰之二十八篇，后来编入在东观所修各朝史，统称《东观汉记》，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次在安帝永初中（约公元110年）。《后汉书·张衡传》卷五九：“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
《后汉书·李尤传》卷八十：“安帝时（李尤）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
《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于是又召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
《直斋书录解题·东观汉记》卷七：“汉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撰。初，班固在显宗朝尝撰《世祖本纪》、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
按：这是首次在东观撰修汉史，主其事者为刘珍、李尤、刘騊駼等人，故后代著录《东观汉记》，皆以刘珍列撰者之首。所修内容增加了记和表，又新设了名臣、节士、儒林、外戚四传。
第三次在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后汉书·刘珍传》卷八十：“永宁元年，（邓）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
《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卷十四：“（刘）复子騊駼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
按：《刘珍传》记为永宁元年，而《北海靖王兴传》记为永宁中。永宁为安帝使用的第三个年号，但只有一年。所以永宁元年和永宁中实为一事。此次撰修参加者为刘珍、刘毅及刘騊駼，所撰为《建武以来名臣传》，或称《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但据上引《张衡传》及《史通》，安帝永初修史之后，刘珍、李尤相继物故，但此载永宁元年刘珍又著述于东观，两者相距约有十年之久。或史有省文，所记未确。《后汉书》本传载：“顺帝立，（李尤）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而刘珍“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两人均活至顺帝之时。
第四次在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实、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
《后汉书·边韶传》卷八十：“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
《后汉书·崔寔传》卷五二：“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
《后汉书·延笃传》卷六四：“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
按：此次修《汉记》，参加者为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等人，除各传增入诸人外，又作了《百官表》，总计一百一十四篇，可见是规模较大的一次。
第五次在元嘉二年（公元152年），在上次撰修《汉记》之次年。《后汉书·伏无忌传》卷二六：“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
《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
按：此次撰修史书在元嘉中，元嘉共三年，元嘉中当指元嘉二年，实即元嘉元年修史之补充。所撰以表和志为主，也包括部分边远少数民族传记。主其事者当为伏无忌，参加者有黄景与崔寔。崔寔为上年参加修史者之一，可能其所撰未成书，故延至次年。[5]
第六次在灵帝熹平中（约公元174年）。《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
《后汉书·蔡邕传》卷六十：“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
《后汉书·卢植传》卷六四：“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
按：灵帝熹平共六年，熹平中当指三年或四年，约为公无174年。此次参加者大都是汉末名士，尤以蔡邕为出力最多。所撰有纪、传，并有《朝会》、《车服》二志。蔡邕后又自撰《灵纪》与十意。据李贤注：十意“犹《前书》十志也”，其中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又，《续汉书·律历志》刘昭注引蔡邕《戍边上章》文，叙其著十意甚详。蔡邕又补列传四十二篇。但皆因战乱而湮没不存，而且也不是在东观撰写的正式史篇，故不列入《汉记》之内。
第七次在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续汉书·律历志》：“光和元年中，议郎蔡邕、郎中刘洪补续《律历志》，邕能著文，清浊锺律，洪能为算，述叙三光。”
《续汉书·律历记》刘昭注引《袁山松书》：“刘洪，字元卓，泰山蒙阴人也。鲁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应太史征，拜郎中，迁常山长史，以父忧去官。后为上计掾，拜郎中，检东观著作《律历记》，迁谒者，谷城门候，会稽东部都尉。征还，未至，领山阳太守，卒官。洪善算，当世无偶，作《七曜术》。及在东观，与蔡邕共述《律历记》，考验天官。”
按：此为最后一次修撰《汉记》。蔡邕、刘洪主其事，只修了《律历志》一篇。刘洪为汉末最有成就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曾注《九章算术》。二人合作之《律历志》当有较高水平，惜不传。
上述为东观七次续修同时代史书之梗概，当时无论书名及篇名均未固定。但可以肯定，东汉史书之绝大部分已包括在此七次修撰之中。
三、《东观汉记》的异名及体例
东汉时期并无《东观汉记》之名，所修国史有时名为《汉记》，已如上述。《后汉书》卷二六《伏无忌传》、卷五九《张衡传》、卷六四《卢植传》、卷八十《李尤传》均有《汉记》之称。惟卷六十《蔡邕传》有《后汉记》的说法，显然此《后汉记》的“后”字，亦为后人妄加。东汉时人势无称本朝为后汉之理。把“东观”二字加在本书之前，首见于梁刘昭《续汉志》注，但也不作《东观汉记》，而作《东观书》。始称此书为《东观汉记》者，当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水经注》引本书共十二条，皆作《东观汉记》，无一例外。《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一百四十三卷，书名以《水经注》所定之《东观汉记》为准，此后乃相沿不改。今存之隋唐宋诸类书，如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李昉《太平御览》，其引文皆作《东观汉记》。李善注《文选》亦同。惟李贤注《后汉书》，引文多至上百条，作《东观记》，但实为《东观汉记》的略称。李贤注引班固《汉书》称为《前书》，引袁宏《后汉记》称为《袁宏记》，引书皆省其名，故实有此种笔法。李贤注中，偶有几处称《东观汉记》，或称《东观》，可能是后人传抄致误。
关于体例，毫无疑问，《东观汉记》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书。史通把它列入《汉书》家：“《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惟《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6]据上节所引，可知《东观汉记》有纪，有表，有志，有载记和列传，在纪传体史书中，乃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著作，而载记一词即为其首创。另外，在各篇之后有“序”，不过《东观汉记》的“序”不同于一般的序文，也不同于叙传，而是相当于史书的论赞。按《史通》记载：“《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7]
各书所引《东观汉记》而标明篇目的概不少见，根据所见篇目，可以证明上述论断良非虚语。标明篇目的，尤以《北堂书钞》[8]为最多。现将各书涉及的篇名列举于下：
1、《东观汉记·光武纪》：见《北堂书钞》卷三一“屠耆献剑”条引，又见《文选·赭白马赋》卷十四李善注引。
2、《东观汉记·光武帝纪》：见《文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卷四六李善注引，又见《文选·后汉书光武纪赞》卷五十李善注引。
3、《东观汉记·明帝纪》：见《北堂书钞》卷六七“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条引，又见同卷“祝哽在前祝咽在后”条引，又见《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论》卷四十李贤注引。
4、《东观汉记·章帝纪》：见《北堂书钞》卷五二“三世在位为国元老”条引。
5、《东观汉记·章帝纪序》：见《太平御览》卷九一引。
6、《东观汉记·和帝纪》：见《北堂书钞》卷四八“追封梁竦为褒亲愍侯”条引。
7、《东观汉记·和帝纪序》：见《太平御览》卷九一引。
8、《东观汉记·安帝纪》：见《北堂书钞》卷四八“新野君”条引。
9、《东观汉记·顺帝纪》：见《北堂书钞》卷四七“马贤子同命封侯”条引，又见同书卷四八“藉建追封东乡侯”条引，又见同书卷六三“谢廉通一经”条引。
10、《东观汉记·百官表》：见《北堂书钞》卷五四“傧赞九宾”条引。
11、《东观汉记·律历志》：见梁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
12、《东观汉记·公孙述载记·平林载记·下江载记》：见《史通·题目》卷四。
13、《东观汉记·舂陵宗室传》；见《北堂书钞》卷四十八“舂陵下湿减邑内徙”条引。
14、《东观汉记·明德马皇后传》：见《初学记》卷十“方口美发日角偃月”条引。
15、《东观汉记·和熹邓皇后传》：见《北堂书钞》卷一三〇“罢黄门鼓吹”条引。
16、《东观汉记·顺烈梁皇后传》：见《初学记》卷十“方口美发日角偃月”条引。
17、《东观汉记·东海恭王传》：见《北堂书钞》卷七十“租倍诸王”条引，又见同卷“宫殿设钟虡”条引。
18、《东观汉记·东平王传》：见《北堂书钞》卷七十“位在三公上”条引。
19、《东观汉记·清河王庆传》：见《初学记》卷十“入宿北宫因留国邸”条引。
20、《东观汉记·中山王传》：见《北堂书钞》卷七十“独留京师”条引。
21、《东观汉记·邓禹传序》：见高似孙《史略》卷三。
22、《东观汉记·吴汉传序》：见高似孙《史略》卷三。
23、《东观汉记·王景传》：见《北堂书钞》卷七四“修起芜废”条引。
24、《东观汉记·梁商传》：见《初学记》卷十四“朱器画棺”条引。
25、《东观汉记·周泽传》：见《北堂书钞》卷三七“周泽收妻自劾”条引。
26、《东观汉记·丁琳传》：见《北堂书钞》卷四八“挂绖而逃”条引。
27、《东观汉记·韦顺传》：见《北堂书钞》卷七五“柿树生”条引。
28、《东观汉记·袁绍传》：见《北堂书钞》卷三四“宾客所归倾心折节”条引，又见同卷“士无贫贱与之抗礼”条引。
29、《东观汉记·梁高传》：见《北堂书钞》卷三九“载米乞贫民“条引。
30、《东观汉记·段颎传》：见《后汉书·段颎传》卷六五李贤注引。
以上所引各项资料中，有纪、有表、有志、有载记、有列传，可大致勾画出本书原来的具体面貌。按《东观汉记》的原有体例，搜辑佚文，才能不失其真。
四、《东观汉记》的辑本
首先著录《东观汉记》的是《隋书·经籍志》，入正史类，为一百四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七卷，是唐时已有阙佚。北宋时只剩四十三卷。明初已无此书，故《文渊阁书目》不载。
《东观汉记》现存两种辑本。首先辑此书的是清康熙时的姚之骃。姚之骃字鲁斯，浙江钱唐人，康熙六十年进士，官至御史。他一生编印过几部书，以《后汉书补逸》二十四卷、《元明事类钞》四十卷为最著名。《后汉书补逸》包括所辑八种后汉史书，即《东观汉记》八卷、谢承《后汉书》四卷、薛莹《后汉书》一卷、张璠《后汉记》一卷、华峤《后汉书》一卷、谢忱《后汉书》一卷、袁山松《后汉书》一卷、司马彪《续汉书》四卷。《东观汉记》占全书卷数三分之一以上，可见姚之骃于此书用力亦最多。他在此书的例言中说：“列朝诸臣略次前后，不尽按纪年而差之。以作史者老韩尚可同传，而儒林、循吏各归一部，未尝沾沾序列也。凡一人事迹随得随录，亦不序其先后，盖条登缕载，固非列传体耳。”[9]可见他辑录此书是极不科学的。人物不分先后，同一卷内的人物也无次序可寻，如卷四樊氏一族，樊准列十四，樊重列二十七，樊梵列二十九，樊宏列四十三。同一个人的事迹，其所收材料也不按年代先后的顺序，形同一本烂账。另一个缺点是姚本全沿明人陋习，不著资料出处，使人无从稽考。但更大的问题是他把大量重要的材料都遗漏了。《东观汉记》的佚文，类书中以《太平御览》为最多，而《太平御览》又是众所周知的辑佚古书的第一座宝山，姚之骃形同未见。《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光武纪》录了大部分原文，据此可大致恢复其原貌，姚本竟全付阙如。
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产生了《东观汉记》的第二个辑本。此本共二十四卷，四库馆臣号称辑自《永乐大典》。此本除收入《四库全书》外，又编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续有扫叶山房刊本，桐花馆刊本、《四部备要》本等等。实际上，这二十四卷的大典本《东观汉记》已成为现在的通行本了。
大典本对姚之骃本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四库全书东观汉记提要》说姚本“掇拾不尽，挂漏殊多”，又说“随文钞录，谬戾百出”，又说“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殚数。”[10]四库馆臣手中有一件法宝，那就是《永乐大典》。所以他们又说：“至《东观汉记》，核以《永乐大典》所载，较之骃所录十尚多其五六。盖秘府珍藏非草茅之士所能睹，亦不能以疏漏咎之骃也。”[11]固然，姚本决非善本，之骃也实在是识见不广，但这些文学侍从之臣、馆阁硕学之士所吹嘘的《永乐大典》本，却更是炫玉售石，欺世人耳目之伪品。对此，史学界前辈余嘉锡先生曾指出：“案《总目》于此书之下虽注为《永乐大典》本，其时馆臣重辑时，系以姚之骃本为主，参之以《大典》所载，然后旁考唐宋诸类书，自《北堂书钞》至《太平御览》以补之。观《提要》此节，语意自明。若更读本书校语及佚文，与夫《四库全书考证》，尤可得其梗概。后人动称殿本《东观汉记》辑自《永乐大典》者，皆未细读本书之过也。”[12]当然，《永乐大典》所包含世所不传的宝贵史料，是极为丰富的，清修《四库全书》也确是从中辑录了许多举世不传的珍品，其功自不可泯。但就其中部分号称大典本的书来说，也颇有夸大不实之处。大典本《东观汉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东观汉记》原书明初已佚而不存，《永乐大典》所收《东观汉记》的条文全是转录自已有类书。如果明初《东观汉记》其书尚在，编《永乐大典》时曾加以引用，清修《四库全书》时再从《大典》中辑出，情形自当别论。今唐宋几部古类书俱在，要恢复《东观汉记》，根本没有必要绕这个弯子去抄《大典》。大典本《东观汉记》实际上并没有包括任何一项《永乐大典》独有而诸书皆无的条文。编《四库全书》之后，曾留下一部《四库全书考证》，详细说明各书编撰辑录的情况。其书卷三二收有《东观汉记》的考证，详载当时辑录大典本《东观汉记》的经过，全部共一百四十四条，并无任何一条可以说明《永乐大典》中包含有《东观汉记》的独有佚文，而指明《永乐大典》及姚之骃本皆无，从《太平御览》补入的倒有十一条之多。有若干条指明姚本文略，以《永乐大典》相同的条文可增补字句，但这些条文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也可以补足，且较《永乐大典》更为原始，更为准确。可见《永东大典》对辑录《东观汉记》并不能带来什么新的内容。明初编修《永乐大典》时十分仓促，反把古类书中所收《东观汉记》的佚文删落了许多。再加上清代所存的《永乐大典》是明嘉靖四十一年的过录副本，其中又增加了不少错字。因此，四库馆臣所辑录的所谓大典本《东汉汉记》并不是什么完善之本，仍然是一个误漏百出的本子。
当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仅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百分之九十尚存于翰林院敬一亭，后来不断遗失和遭到破坏，已残存无几。长期以来，一般学人无法看到《永乐大典》，故不明事实真象，因而对大典本《东观汉记》难于提出质疑。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影印残本《永乐大典》共七百二十卷，此书问世才使大家得以见到庐山真面。虽然影印残本只不过是全书的百分之三强，但细加检寻，不难发现问题。笔者从残本《永乐大典》中共捡出《东观汉记》引文十九条，而这十九条引文没有一条是现存古类书中所没有的。不仅如此，《永乐大典》抄撮的引文还有不少粗率马虎而造成的严重错误。现举一例于下，《永乐大典》有一条《东观汉记》引文如下：[13]
甄宇字子普，普传子承、周、泽、董、鲁、平、叔。叔子轶。并以儒学拜议郎也。
范晔《后汉书·甄宇传》与此不同：“甄宇字长文……传业子普，普传子承……子孙传学不绝。”据此可知，甄宇字长文，其子名甄普，孙名甄承。而《永乐大典》引《东观汉记》，则甄宇即普，承为其子。如果据此校改《后汉书》，那就大错特错了。《永乐大典》何以致错，后来笔者从孔校《北堂书钞》中，才发现了原委。孔校《北堂书钞》所据的底本是影抄宋本，《永乐大典》这一条正是录自同一底本。《北堂书钞》卷五十六“甄宇以儒学拜”条注引《东观汉记》：
甄宇字口口，子晋。晋子丞、周、泽、董、鲁、平、叔。叔子轶。并以儒学拜议郎。
由此可知《永乐大典》录此条时，随意去掉空缺二格，以致产生谬误。《永乐大典》中错字、别字、遗漏删削之处比比皆是，大约都是抄手之过，而主其事者亦不暇细检，故不可盲目依据。
大典本《东观汉记》卷一之后，附有一段辑书者的跋语：
“案姚之骃所辑是书八卷，既多挂漏，且与刘昭《续汉书志》补注、李贤《后汉书》注所引之文，互有异同。又如《光武纪》中，或称公，或称王，或称世祖，前后参差，今画一更正。兼考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诸书所载各条，此略彼详，取其详者，详略相等，从其善者。依年月编次，或年月无考则汇缀于篇内，如论赞之列。”
这一段话所说的内容，依笔者之见，是大致真实的。大典本《东观汉记》产生的经过应该就是如此。辑书者先以姚之骃本为基础，再参考部分类书加以增补，并改进姚本无年月次序的缺点，重新按年月先后排比材料，编成此本。这一段跋语可能是具体做这一项工作的人所写，他们并未提到《永乐大典》，这至少可以说明《永乐大典》对辑录《东观汉记》并不能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从类书中增加了内容，编排了时代次序，这两点是大典本较姚本进步的地方。但姚本《光武纪》称刘秀为公、为王、为世祖，乃是随文而录，大典本一律改称帝则反失其真，这一点倒比姚本不如了。同时，大典本引据类书仍有不少遗漏，特别是所据明陈禹谟本《北堂书钞》，导致更多的谬误。关于大典本的缺漏，余嘉锡先生曾指出：“余如《编珠》、《开元占经》、《证类本草》、《记纂》、《渊海》、《玉海》等书所引诸佚文，自一二条以至数条，今本亦一字不收。至于后来所出古书，若《稽瑞》、《类林》、《杂说》、《晏公类要》、《史略》之类，为馆臣所不及见者，更无论矣。以此推之，其所罣漏，岂可胜言！”[15]
总之，大典本《东观汉记》实际上徒有其名，并不能符《永乐大典》本之实，而是一个极不完善、错漏极多的本子。为发掘东汉一代的原始史料，确有必要对大典本《东观汉记》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算，并用较完备的本子来代替它！
五、大典本《东观汉记》的佚文
姚之骃辑本《东观汉记》共八卷，大典本二十四卷，从卷数上看已多出两倍，从字数上看，至少多出一倍以上，但仍有许多遗漏。现将一部分重要的、成段的佚文录之如下，以见一般。
1、《北堂书钞》卷三二“徙归故郡”条引《东观汉记》：“窦融长子穆，穆子勋，并尚公主。融年老，子孙骄慢，乞骸骨归第，诏许之。融卒，谒者奏穆父子自谓失势，帝令将家属归本郡。”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十有《窦融传》，佚此文。
2、《北堂书钞》卷三四“阴代其政”条引《东观汉记》：“韩棱为功曹，性直甚畏，太守葛兴风病，棱阴代其政，扶持二年。”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十九有《韩棱传》，佚此文。
3、《北堂书钞》卷三六“问贵戚放横”条引《东观汉记》：“周纡为洛阳令，见吏，问大姓。吏曰：‘南许里诸李。’纡厉声曰：‘本问贵戚放横，若马、窦等。’”又，同书卷七五“专任刑法”条引《东观汉记》：“周纡迁齐相，政治严酷，专任刑法。”又，同书卷七八“莫敢欺”条引《东观汉记》：“周纡字文通，迁召陵侯相，廷掾擅行威，杀人断手足，立寺门。纡便往察视，口眼有稻芒，知廷掾载稾入城，收考具服。自后莫敢欺。”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十九有《周纡传》，上文并佚。
4、《北堂书钞》卷三七“周泽收妻自劾”条引《东观汉记·周泽传》：“泽敬宗庙，常病在斋舍。妻子怜其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收妻诣狱，因自劾。”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十七有《周泽传》，佚此文。
5、《北堂书钞》卷三九“载米乞贫民”条引《东观汉记·梁高传》：“饥年谷贵，有饿馁，辄遣仓头以车载米盐钱菜，于四城散乞贫民。”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无《梁高传》。
6、《北堂书钞》卷四八“舂陵下湿减邑内徙”条引《东观汉记·舂陵宗室传》：“舂陵孝侯仁以舂陵地势下湿，有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许之。徙南阳，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众弟巨鹿都尉回往家焉。”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无《春陵宗室传》。
7、《北堂书钞》卷六十“徐谒卿奉事三世”条引《东观汉记》：“徐防字谒卿，举孝廉，周密慎畏，台阁典职十年，奉事三世，未尝有过也。”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十九有《周防传》，佚此文。
8、《北堂书钞》卷七四“修起芜废”条引《东观汉记·王景传》：“迁庐江太守，人不知牛耕。东有孙叔敖芍陂，景到，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农人垦辟。”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十八有《王景传》，佚此文。
9、《北堂书钞》卷七五“柿树生”条引《东观汉记·韦顺传》：“转东平相，赏罚必信。有柿树生厅，屈从庭中遂茂。顺至孝，行感于天地生也。”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无《韦顺传》。
10、《北堂书钞》卷七九“得民欢心”条引《东观汉记》：“第五伦为乡啬夫，平徭役，理怨滞，得民之欢心。”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十八有《第五伦传》，佚此文。
11、《北堂书钞》卷九六“兼通五经”条引《东观汉记》：“张霸博览五经，孙林、刘固等并慕之，市宅其旁以就学也。”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十九有《张霸传》，佚此文。
12、《北堂书钞》卷九六“所居成市”条引《东观汉记》：“张楷字公超，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无《张楷传》
13、《北堂书钞》卷九六“臣不为谶”条引《东观汉记》：“光武帝问郊祀事，郑兴曰：‘臣不为谶。’上曰：‘卿之不学，非之也？’兴曰：‘臣于书有所未学，无所非之也。’”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十六有《郑兴传》，佚此文。
14、《北堂书钞》卷一二七“车师脱帽乞降”条引《东观汉记》：“耿秉与窦固出白山，击车师，后王安得震怖，从数百骑走，出门脱帽，抱马足乞降。”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八有《耿秉传》，卷十有《窦固传》，并佚此文。
15、《北堂书钞》卷一三九引《东观汉记》：“建武二十五年，南单于遣左贤王击北单于。北单于震怖，却地千余里。十三年，中工官作橹车成，可驾数牛，尝送塞上。议者见车巧，相谓曰：‘谶言汉九世当却夷千里，宁谓此也？’圣人之文与天券契，及胡隤坏，数月而卑。”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卷二十二《匈奴南单于传》并佚此文。
16、《北堂书钞》卷一三九引《东观汉记》：“耿弇讨张步，与济南王费邑合战，大破之，斩邑首，传诣行在。所断贼头入示巨里，归其亲属，外以执为思，内臣怖之。”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八有《耿弇传》，佚此文。
17、《北堂书钞》卷一三九引《东观汉记》：“铫期为太中大夫，从到洛阳，拜为尉卫。是时陇蜀未降，麻赋往 屯，上轻与期门近出，期当车前叩头曰：‘臣闻古今之戒，变生不意，诚不愿陛下微行数出。’有诏车骑罢还。”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九有《铫期传》，佚此文。
18、《北堂书钞》卷一三九引《东观汉记》：“更始死后，赤眉转从南山下，号称百万众，盆子乘王者车，驾三马，从数百骑，罢歌吹之者廪食，弃其数车道中，侍从者稍落。”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二三有《刘盆子传》及《赤眉传》，并佚此文。
19、《艺文类聚》卷八十《火部》引《东观汉记》：“初，阴氏世奉管仲之祀于邑，谓之相君子。至子方，以累积恩德，为神所飨。腊日，晨炊于灶，神见，再拜受庆。时有黄羊，因以祠之。自是富殖百万，田至七百顷。后世子孙常以腊日奉祠灶神以黄羊。”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六有《光烈阴皇后传》，卷十一有《阴识传》、《阴兴传》、《阴傅传》，并佚此文。
20、《初学记》卷十七《忠部》引《东观汉记》：“信都反，为王郎所置，王捕系祭彤父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灭族。’彤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之恩。公事方争国，不得复念私也。’”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九有《祭彤传》，佚此文。
21、《太平御览》卷十一引《东观汉记》：“曹褒为河内太守，时旱，春至六月无雨，谷贵。百姓颇流离。褒到，省吏职，退去贪残，屡得澍雨。其秋大熟，百姓给足，流民皆还。”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十八有《曹褒传》，佚此文。
22《太平御览》卷九一引《东观汉记·和帝纪序》：“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业，宾礼耆艾，动式旧典。宫无嫔嫱郑卫之宴，囿无槃乐游畋之豫。躬履玄德，虚静自损。是以屡获丰年，远近承风云尔。”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二有《穆宗孝和皇帝纪》，佚此文。
23、《太平御览》卷一五〇引《东观汉记》：“广陵思王荆性刻急隐害，善文法，有才能。中元二年，世祖崩，不悲哀，而作飞书与东海王彊，说之，令举兵为逆乱。彊得荆书，即执其行书者，封上之。以亲亲隐其事，遣荆止河南宫。”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七有《东海恭王彊传》及《广陵思王荆传》，并佚此文。
24、《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引《东观汉记》：“诏书令功臣家各自记功状，不得自增加，以变时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无益事实。复曰齿长一寸，龙颜虎口，奇毛异骨，形容极变，亦非诏书之所知也。”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一至卷三为帝纪，并佚此文。
25、《大平御览》卷四八一引《东观汉纪》：“彭宠故旧渤海赵宽，妻子家属依托宠居。宽仇家赵伯有好奴，以赇宠。宠贪之，为尽杀宽家属。宠之勃德不仁，贪狼如此。”
按：大典本《东观汉记》卷二十三有《彭宠传》，佚此文。
上列二十五条都是段落完整并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佚文。其意义本文未加分析，读者可一望而知。至于此外的佚文，不论是成段或成句的，一字或数字可校改今本的，数量极多，此不及备举，有待今后整理和发掘，只能另文再加论述了。
注释：
[1]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
[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五。
[3]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见《宋书·范晔传》卷六九。
[4]范晔《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卷五十注引《东观汉记》。
[5]《后汉书·邓禹传》卷十六：“（邓）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可知邓嗣也参加过桓帝时东观著史的工作，但各书未载永寿年有著《汉记》的资料，俟当再考。
[6]《史通·六家》卷一。
[7]《史通·论赞》卷四。
[8]《北堂书钞》为现存较完整的最古类书，但直到明万历时始有陈禹谟刻本，陈刻窜乱改易，尽失其真。清修《四库全书》时，辑《东观汉记》即用此本参校，故误入歧途之处不少。后宋元旧抄本出，得诸名家校刊，南海孔广陶集诸家之成，费力颇勤，于光绪十四年刻印孔校《北堂书钞》，大致恢复原书本貌，成为通行之本。本文所引即据孔本。
[9]姚之马因《后汉书补逸》，康熙五十二年姚氏家刻本。
[10]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
[11]《后汉书补逸提要》，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卷五史部三。
[13]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卷七三二七郎字条。
[14]《后汉书·甄宇传》卷七九。
[15]《四库提要辨证》卷五史部三。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