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都城洛阳，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机构东观，相当于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兼国史馆，在汉代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本文拟对东观的修建、职掌、建制等，做一些初步的考查。
首先，我们知道东观是一处建筑物的名称，其位置在洛阳南宫，是南宫建筑群的一部分[1]。南宫的历史很悠久，周秦时已有，据《汉书·高帝纪》载：汉高帝五年刘邦战胜项羽以后，曾置酒洛阳南宫，与群臣论刘项得失天下的缘由。《史记·高祖本纪》载《正义》引《括地志》：“南宫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洛阳故城中。《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虽南宫不详其何时始建，但由来已久，则毫无疑问。
东汉移都洛阳，南宫则续有增修。东汉初，“（建武）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2]此后，南宫逐渐形成为一个大的建筑群落。《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洛阳记》曰：“南宫有崇德殿、太极殿，西有金商门。”另外，复有宣室殿、嘉德殿、黄龙殿、千秋万岁殿。[3]南宫还有一处极为著名的建筑，那就是曾图画东汉开国功臣二十八将的云台。此由《后汉书·马援传》李贤注“云台在南宫”可证。东观修建于何时，史无明文，据一些材料推测，大约是在明帝时，因为著名文士李尤，曾应明帝之召，作《东观赋》和《东观铭》。[4]东观的位置大约在南宫建筑群的中间一带，应是一座比较高的建筑物。所谓“观”，即“于上观望也”，[5]可见观是可供了望的高层建筑。登上东观，可以“前望云台，后匝德阳”，故知云台在东观之南，而其北可以和北宫的德阳殿遥遥相望。
关于东观的具体情况，也有一些记载可考。东观应是一座有三层楼阁的建筑，由大门而入，共经门七重，所谓“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最上一层，有室十二间，故晋陆机《洛阳记》说“东观在南宫，高阁十二间”。李尤所作《东观赋》及《东观铭》则是流传至今描绘东观形置最具体的篇章。《东观赋》如下：
“敷华实于雍堂，集干质于东观。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厓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东观铭》如下：
“周氏旧区，皇汉实循。房闼内布，疏绮外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是谓东观，书籍林泉。列侯弘雅，治掌艺文。”[6]
由此可知，东观耸峙雄伟，构建绝佳，上有重阁，共具三层，下有回廊环绕，前后七门贯通，四周花木繁茂，绿树成荫。坐席舒适，陈设讲究，明亮轩敞，环境幽雅。东观中，藏书丰富，无缺不陈，故称之为“书籍林泉”。在这里集中了汉代最重要的典籍，可称之为东汉文化的中心。修史与图籍档案的收藏是分不开的，因之，东观不久便成为修撰国史的基地。在东汉之初，撰写国史首先是在兰台，明帝时建成东观，章帝、和帝时，乃将修史的任务移至此。东汉立国之后，书籍日见增多，兰台大约较狭，不能适应发展，才将东观确定为主要藏书之所。唐刘知几《史通》上说：“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作之所也。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到和帝时，东观之书大备，文人学士十分向慕，人们称之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7]由于东观收藏的丰富，甚至吸引了皇帝亲自去参观和阅览。（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和）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8]有时，皇帝也特命某些才智之士，专门去东观学习，例如号称“日下无双，江夏黄童”的黄香，章帝就曾下令让他去东观读书，“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和熹邓太后甚至“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
其时皇帝也非常重视整理东观所藏的篇籍，屡次下令校订文字。第一次大规模地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在安帝时，“安帝永初四年二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11]并特命发明造纸术的著名宦官蔡伦监督其事。实际上，安帝年幼，和熹邓太后主政，对于文化事业颇为提倡，这次整理文献典籍也是在邓太后主持下进行的。“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仇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12]东汉著名学术大师马融，青年时也曾参加过这一工作，“马融，字季长，年十三，明经，为太子舍人，校书东观。”[13]灵帝时，高彪“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他并得到一项殊荣，“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14]
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的建立，也是由东观校书所引起的。东汉末年的大学者蔡邕主其事，《后汉书·蔡邕传》记载：
“（灵帝）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
另一著名学者号称儒宗的卢植，认为石经文字仍不够准确，提议由他负责刊正碑文，但“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15]
上述可知，东观的职掌首在于收藏典籍、校订经传、刊刻石经等。有时也供皇帝阅览或派智能之士入观学习。东观的另一项重要职责便是提供撰写国史的资料和场所。班固撰《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班）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16]当然，撰写东汉当代的史书，更成为东观的一项主要成就。因而撰述国史形成一个专名，称为“著作东观”。沈约《宋书·百官》称：“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著作东观，撰述国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刘知几《史通》也说：“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著作，竟无它称。”所撰国史，后世名之为《东观汉记》。
魏晋时期有著作郎专掌史任，隶属于中书或秘书。但后汉时代的东观是否有专设史官，史无明文，《续汉书·百官志》亦无记载。《晋书·职官志》称：“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但《晋书》所说似乎专指东汉时尚未设著作郎而言，当时著作东观者往往以他职兼领，如先后在东观著作国史的刘珍为谒者仆射，边韶为太中大夫，刘洪为郎中，蔡邕为议郎等等。虽然当时尚无著作郎这一职称，但这不等于说东观中没有其他专设官职。《后汉书·窦章传》上说：“（邓）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马融传》称：“（融）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李尤传》称：“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由此可见，当时东观中至少有校书郎、校书郎中、东观郎等官职，不过，这和后来的著作郎专任修史，情形有所不同罢了。
总之，后汉时代位于都城洛阳的东观，在典籍收藏、文字刊正、撰修国史、研习经传等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在汉代文化史上，也是值得特书一笔的。
注释：
[1]《后汉书·孝安帝纪》卷五李贤注引《洛阳宫殿名》：“南宫有东观。”
[2]《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
[3]见《续汉书·五行二》。
[4]常璩《华阳国志》卷十。
[5]刘熙《释名·释宫室》。
[6]《东观赋》与《东观铭》均见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三。又，肖统《文选》卷二四。
[7]《后汉书·窦章传》卷二三。此语原出自华峤《后汉书》，见《文选》卷四六。
[8]《后汉书·孝和帝纪》卷七九。又同书《儒林列传》：“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
[9]《后汉书·黄香传》卷八十。
[10]《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卷十。
[11]《后汉书·孝安帝纪》卷五。
[12]《后汉书·皇后纪》卷十。
[13]虞世南《北堂书钞》卷六六引谢承《后汉书》。
[14]《后汉书·高彪传》卷八十。
[15]《后汉书·卢植传》卷六四。
[16]《后汉书·列女曹世叔妻传》卷八四。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