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贝德士未完成的书稿《新教徒奋进在中国社会，1890―1950》（The Prostant Endeavour in Chinese Society，1890―1950）的辑要，1984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中国项目资助出版。因系纪念性质，印数甚少，所以在国内难以见到。
上述中国项目负责人富兰克林？吴为此书作序，简略说明遗稿整理经过。遗稿的早期整理者威廉博士（Dr。M。O。Williams。Jr。）的导言则指出：贝德士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想为赖德烈（Kenneth S。Latourette）的名著《中国基督教会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Russell and Russell，1929、1967）完成续篇，特别是论述1925年至1950年这一关键时期，因为前者只写到1925年。序言十分称赞贝德士搜集资料的勤奋与写作态度的严谨，并说由于过分热心回答其他学者的求教使之分心而未能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后评价说：“这不是‘差会’、‘教会’或‘教会事业’的历史，虽然这些全都包括在内；它囊括‘基督徒奋进’的整体――中国人和外国人联合起来乃至整个人类的奋进。而且这是在‘中国社会’，不是在某一地点，而是在民众之间，在他们的各种关系、各种组织、各种历史文化遗产和他们经历的各种事件中间。”上述这些评论都是切合遗稿实际的，并非泛泛的纪念性套语。
这本摘要虽然只有100多页，但却是从3800页庞杂的初稿抉剔提炼而成，其工作之繁重艰难可想而知。有两个人为摘要的完成付出巨大努力。首先是贝德士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威廉博士，受贝氏家属与有关机构的委托全面负责此书遗稿。他的工作极其认真细致，首先是从贝德士工作室的书橱、桌屉中搜检出全部稿件和工作札记，每个角落哪怕是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接着根据贝德士自己的备忘录和笔记，将其多次修改的写作提纲归并成比较符合作者原意的最终提纲。然后再按贝氏提纲章节将有关初稿及相关资料归类集中，这3800页遗稿至此始有系统与条理可以追寻。另一个人是孟沁恬女士，她是在威廉先生的工作基础上，寻绎贝德士的思路与框架，按照最终提纲章节将有关稿件内容提炼表述，有些是用贝德士本人的文字，有些则只能自己越俎代庖，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家属和有关机构本来是希望她能将遗稿整理成书正式出版，可是由于书稿涉及面太宽，征引资料接近千种书刊，作者先前又未及一一核对，而且最重要的抗战和战后时期又有很多空缺，这位精明能干的美国女学者只得知难而退。但是，她为手稿所写的前言确能把握贝德士遗稿的精粹及其缺憾，年轻的研究者在深山探宝之前如能阅读史茉莉的详尽索引与孟沁恬的简明提要，当可事半功倍。
孟沁恬在前言的结尾说：“不少人询问，这批文献是否值得一个做专题研究的学者去纽黑文（指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引者）旅行。我认为这批文献似乎不会提供大量特殊的和新奇的资讯，然而它展示了一幅新教徒1890年至1950年在中国社会奋进的完整画卷，这是贝德士奉献的广阔、复杂而有特色的实录。其中既无英雄，又无角儿，但我个人觉得每花费一天与此文献相伴都是值得的。这个资讯结集的主体，突破了简单化的评判，无论是赞扬或是谴责，因此它必将有利于研究者寻求自己课题安置的均衡视点。”只有长年累月系统检阅贝德士文献的人，才能作出如此公允而又深刻的评判。贝德士文献的魅力潜藏于13个春秋有计划的大量资讯搜求整理之中，正如威廉所言，只要一旦深入接触便被其吸引而不能自拔了。
贝德士在资讯基础上花费的功夫是无与伦比的，仅以重要的相关期刊的利用为例，他查阅了1891年至1941年的全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910年至1939年的全部《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Mission Yearbook）、在中国和海外召开的所有主要相关会议的文件，而且都作了全面而系统的笔记。此外还对1890年至1939年的《世界教会评论》（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1912年至1937年的《中国教会年鉴》（Chinese Church Yearbook）做了必要的索引和摘要，并且收集了1913年至1921年中国后续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1922年至1950年中华全国基督教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的各类文献，许多中国领导人（基督教）的著作，大约200个中外相关人士的传记，经过选择的中文基督教期刊，各个差会、组织、机构的历史，许多相关的学位论文和一般论文，精选的未经公开出版的文稿，大批打印或手书的信件及口述历史……
但是，这样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结集，在美国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长达八个月的连续工作期间，常见年轻的学者偶尔前来借阅贝德士文献若干卷，无非是一两天粗略浏览并稍作复印或摘录而已。其原因在于美国高校的中国史学位论文题目愈做愈小，而且往往预设理论框架，阅读原始资料既缺乏耐心，又带有较多的片面性，正好缺乏孟沁恬所说的“均衡视点”。我想，中国年轻学者应该引以为戒，尽量避免此类缺失。
贝德士未能完成其预期巨著，诚然是极大的遗憾，但他对历史学的终身奉献，以及对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全景式描述的执著追求，这种精神仍然值得后世学者尊重并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