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有过两位姓罗斯福的总统，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位是1901—1909年当政的西奥多·罗斯福；另一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前一位罗斯福的远房堂弟，1933—1945年担任总统。他们两人的经历有相近之处：都生于纽约的殷实之家，都毕业于哈佛大学；都凭毅力与疾病进行抗争，都做过海军部助理部长和纽约州州长。他们两位也都曾在美国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前者在美国社会的新旧交替时期大力推动了改革运动的发展，后者则领导美国顺利渡过了大危机与世界大战的双重难关。但不知从何起，人们注意和谈论得更多的乃是后一位罗斯福。若论历史贡献，富兰克林·罗斯福无疑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但西奥多·罗斯福禀赋出众，个性鲜明，经历丰富，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这一点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未加否认。他于1897年曾与西奥多·罗斯福一家共处过一段时光，后来又颇为荣幸地娶得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埃莉诺为妻。他一度十分崇拜自己的堂兄，其后也屡屡表示，西奥多·罗斯福是他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
当然，崇拜罗斯福的远不止其堂弟一人。对生活在20世纪头20年的美国人来说，西奥多·罗斯福不啻是一个偶像，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当时活跃于美国社会舞台的俊逸名流，如约翰·杜威、林肯·斯蒂芬斯、雅各布·里斯、简·亚当斯、赫伯特·克罗利、沃尔特·李普曼等人，或推崇或追随罗斯福。特别是李普曼，一生中曾结识12位美国总统，但令他崇拜敬仰者仅罗斯福一人，他奉之为“伟大的领袖”和“美国总统的楷模”，认为其后继者中无人可与他比肩而立。他承认自己的成名之作《政治学导论》曾受罗斯福的影响。与罗斯福有过私交的英国著名作家约翰·莫利声称，尼亚加拉大瀑布和罗斯福乃是大自然赋予美国的两大奇迹；即使拿破仑与罗斯福相比，亦有不及之处。
上述颂扬赞美所带有的个人感情色彩，是显而易见的。但1956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上的一段话，则无疑是一种学术性的评价：“可以这么说：华盛顿创建了美国，林肯保卫了美国；而罗斯福则恢复了美国的活力。”把罗斯福与华盛顿和林肯这两位公认的伟人相提并论的，并非仅此一处。本世纪20年代动工兴建的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碑，就是由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这4位总统的巨大的半身像构成的。在这里，罗斯福成了美国国家经历的象征之一，代表着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时代。在美国的几次名人评选中，他的得票都名列前茅。学术界对他进行研究与介绍的深度和广度，也只有少数几个历史名人可比。
罗斯福的巨大影响来自他的个性、气质、学识，经历和他在美国历史上所曾起过的重要作用。
罗斯福的个性与气质最直接地体现在他在总统职位史上所创下的许多“美国之最”：他是第一个活动于20世纪的总统；第一位生长于东部大都市的总统；继约翰·昆西·亚当斯以后的第一位富于学识的知识型总统；第一位把总统官邸正式定名为“白宫”的总统；第一位在任期间出访国外的总统；第一位继承其前任未竟任期而得以重新当选的总统；第一位大量运用特别咨文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的总统，第一位退职后组织第三党重新参加总统竞选的总统；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总统，第一位敢于向巨富豪门的权势挑战的总统，第一位在元旦与8000余名群众握手的总统……所有这些“第一”，都是罗斯福个性的流露，反映出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个人主义，在罗斯福身上得到了最充分最典型的展现。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个人主义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美国人特别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视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奋斗为至高无上。所谓“美国梦”，说到底就是个体通过自我的努力而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理想境界。罗斯福幼年体弱多病，一度奄奄待毙，后来成长为精力过人，成就卓著的一代名人，所凭藉的正是自强不息的个人奋斗。他倡导和奉行一种“艰苦奋发的生活”（strenuous life），深信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对外界事物的征服之中，而且显示于他对自我的战胜。他一出生就疾病缠身，从10余岁开始体育锻炼，历数年而不懈，以超常的毅力战胜了病魔，重新铸造了自己的体魄。他终身热衷于拳击、足球，划艇，探险、骑猎等粗犷猛烈的活动。无论是拳击场上的斗士，还是古巴丛林中的西班牙士兵，也无论是非洲荒原的狮子大象，还是巴西河流上的恶浪险滩，都不曾把他击垮。就这一点而言，他很有点类似后来海明威笔下那些“可以被打倒但不能被打败”的硬汉子形象。他一生经历许多重大的变故，但始终不放弃努力，最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认为人生的成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超常的才能和出众的禀赋而获得的成功，这类人为数不多；更多的人所取得的是第二种成功，即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而实观目标。他说：“在未经艰辛劳动，并运用最佳判断力和细心计划以及提早进行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下，我从未获得任何东西。”很显然，他把自己归入第二类成功者之列。今天看来巳十分清楚，罗斯福实现了他那个时代一个美国人的几乎所有梦想：身体强健，学识渊博，当过牛仔，上过大学，做过军官，打过仗，探过险，位极总统，游历四方，敢犯教皇，名扬世界……因而，罗斯福的形象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奋斗者的形象，它向美国人表明，一个人无论起点和条件如何，只要不畏艰难，踔厉奋发，就一定能够成功。罗斯福之所以为美国人所敬仰和崇拜，这一点或许就是首要原因，而罗斯福的强大人格力量也即来源于此。罗斯福去世之后，国内不少人悲恸痛泣，称他为“伟大的美国人”（the Great American），认为他代表了所谓“美国精神”（the American Spirit）。其所以如此，与罗斯福一生经历所体现的个人主义精神有着莫大的联系，
罗斯福不仅身体强壮行事勇猛，而且蕴秀怀玉文质兼备。他博闻强记，知识广博，勤于著述，一生著作多达20余卷，涉及文学，历史、政治，地理，博物等各个领域。他曾声称，个人品格与创造性乃是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首要条件，而他本人则正是这一信条的生动化身。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外勇内秀如罗斯福者几无一人。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罗斯福可算是现代的“奇里斯玛型”政治权威。
新总统面临新考验
其实，那幢位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白色建筑，在1901年时并无固定名称。最初为总统修建的办公和居住之所，在1814年英军攻占华盛顿时被焚毁，后来重新修造的建筑，外表涂以白色，故有时人们以“白宫”称之，有时也叫总统官邸、行政大楼，把“白宫？作为正式名称固定下来，还有待于1901年9月搬进来的新主人做出努力。这幢房子高不过3层，式样也绝对谈不上第一流，但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荣誉和地位的象征，能够成为这所房子的主人，对美国人来说乃是“美国梦”的最高境界。现在罗斯福终于住进了这里，却并无多少喜悦欢愉可言，因为他是踩着刚死去的旧主人的阴影而搬进来的。
9月14日下午，他在布法罗宣誓就任总统。当时他脸上毫无表情，谁也猜不出那毫无表情的背后所潜藏的复杂心情。不知他是否想到，等待他的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旅程。他向来心性高傲，富于自尊，对于踏着麦金利的坟茔而成为总统，总认为是一件不够风光、让人悲哀的事情。初入白宫，他总感到自己处于前任的影子之下。
就个人处境和国内形势而言，罗斯福都面临不少难题，
麦金利在任期间，美国经济摆脱了1893年危机的困扰，正处于一次新的繁荣周期的顶点，企业界对麦金利的政策十分满意极其放心，国内投资和企业合并都出现高潮。麦金利突然遇刺身亡，企业界深感震动，纽约股市暴跌，企业界的领袖们痛失卫士，一时竟有灾难临头之感。罗斯福过去的政绩曾惹得纽约企业界大为不快，在他们眼里，他永远是一个好惹是生非、不好摆布的人，另外，如众议院议长约瑟夫·坎农所言，罗斯福“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企业界担心他会采取一些不明智的政策来损害企业利益。还在麦金利伤重垂危时，罗斯福的妹夫道格拉斯·鲁滨逊派人给他送去一封信，告诉他如果继任总统就一定要谨慎行事，凡事持保守立场，因为“在金融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你一旦成为总统就会改变局面，从而动摇……企业界的信心，这将对每一个人都是可怕的打击……”可见，企业界对他的不信任决非空穴来风。
在政界代表企业利益的党魁政客，对罗斯福更是心存戒惧。当初党魁们把他推上副总统之位，原指望断送他的政治前程，没有料到世事白云苍狗，罗斯福在一夜之间竟成了美国总统，怎不叫他们瞠目结舌呢？马克·汉纳始终是不赞成推罗斯福做副总统候选人的，他担心的是，万一麦金利身遇不测，罗斯福就会继任总统之职。现在他认为最可怕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不由得痛心疾首：“我曾告诉麦金利，在费城提名这个桀骜不驯的人是一大错误。我问他是否曾意识到，万一他死去会发现什么事情。现在看看吧，这个该死的牛仔成了合众国总统了！”的确，麦金利之死对汉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瞻仰麦金利的遗体出来，不禁泪流满面。以常理而论，对亡友的怀念很可能转化为对新总统的敌视，更何况汉纳对罗斯福本来就怀有很深的成见呢。因此，如何处理与汉纳的关系，将是罗斯福必须面对的头一个难题。但汉纳毕竟是共和党领袖，为了本党的利益，他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对罗斯福个人的不满，而在表面上给予罗斯福适当的支持。他最担心的是罗斯福冒失鲁莽，执意蛮干，从而损害共和党在企业界的威信，因此他写信劝罗斯福“慢慢来”。罗斯福一方面新登“大宝”，立足未稳，另一方面要为1904年总统大选着想，因此不能轻易得罪势力极大的汉纳。他对汉纳的劝告表示感谢，并主动在许多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两人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平和的。但人们都能看出，一山难容二虎，罗斯福决不可能长久容忍有人在他面前指手画脚，而汉纳也肯定难以接受他人对其权势的挑战，两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重新当选的参议员马修·奎伊悻悻然说：麻烦就要来了，因为“我们有两个行政官邸”。他指的是白宫和汉纳下榻的阿灵顿旅馆。事实上罗斯福很快就不满于汉纳对他的态度，曾对人说：“汉纳把我当小孩子对待；……他叫我？特迪？”显然，汉纳不是普拉特，罗斯福也不再是州长，但他能否借鉴在奥尔巴尼的经验呢？
如果仅仅只有一个汉纳，问题也就简单多了。可是，当时共和党内的头面人物大多不信任罗斯福。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奥维尔·普拉特曾劝诫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必须与罗斯福保持密切的联系，否则就会发现他“办事来反对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奥尔德里奇何许人也？此人早年做过送货童，后经营杂货批发业发家，1881年入选国会，运用手中的权力控制街车及其他公共事业的特许权，大赚其钱，遂成巨富；1901年又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嫁与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之子；他在企业界和政界都是极有权势的人物。罗斯福入主白宫时，他已控制了参议院，有“参议院老板”之称。他办事是典型的党魁作风，很少在公开辩论时发言，一切事情都在幕后决定。除他之外，参议院的“大人物”还有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约翰·斯普纳，他曾出任两家铁路公司的法律代表，号称“公司游说团的头目”。控制参议院主要权力的，就是这样一批精于政治手腕，惯于幕后交易的党魁。众议院的情况也是一样，共和党党魁约瑟夫·坎农1902年取得了议长之职，几乎是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完全按照自己的亲疏好恶来改组众议院各委员会，各项法案的命运，基本上掌握在他的手里，连参议院的几位头面人物也得让他三分。从整个国会的情况来看，第56届国会（1900—1902）里，众议院有197名共和党人，151名民主党人；参议院有55名共和党人、31名民主党人。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据绝对优势。按常理这本对罗斯福十分有利，可把持国会事务的共和党人都是保守派，与企业界有着极为密切的利害关系，有的本来就是政界和企业界的两栖人物。他们都熟知罗斯福在纽约州长任内的企业政策，因而对他很有几分疑虑。而就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而言，国会自1865年以来长期主导联邦事务，伍德罗·威尔逊在1880年代曾把总统称作“国会的仆人”，这种状况在麦金利时期并未发生很大的变化，决定麦金利政府的各种事务的，是汉纳、奥尔德里奇等人。所以，罗斯福要处理好与国会的关系，实际就是要善于与党魁打交道。
罗斯福就任总统时年仅42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内阁中的任何一位成员都比他年长，其中国务卿约翰·海是罗斯福父亲的朋友，看着他长大成人，资深望重，显系长辈中人。年轻的总统如何发挥领导作用，看来也是一个难题。
他在上任后不久即发现各种麻烦都在等着他。他深感步履维艰办事不易。以和党魁的关系为例，他发现“我在处理与某些参议员的关系时遇有不少困难，不得不时刻牢记，我不可能办到自己所希望的每一件事情”。他对付党魁的办法，主要是前恭而后倨，在保持人格独立和政治自主的前提下，寻求与之合作。林肯·斯蒂芬斯问他如何对付那些为其手下人谋求职位的国会议员，他回答说：“与他们做交易，如果他们投票赞成我的措施，我就任命他们提出的人担任联邦公职。……我准备去拜访几个党魁的参议员和一些关键性的众议员，并告诉他们，我要跟他们做交易。”后来林肯·斯蒂芬斯调侃地说，罗斯福是最大的行贿者，用人民的钱来贿赂参议员们投票支持人民的议案。斯蒂芬斯还对罗斯福与党魁的关系做了总结，认为他不是与党魁作斗争，而是与之合作，帮助建立政治机器，或者使这种政治机器部分成为他自己的。所以，在对付党魁方面，罗斯福调动了他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的拿手本领，表现得游刃有余而轻松自得。
至于如何取信于企业界，罗斯福也用了心思。他在继任之时即宣布，留用麦金利的原班人马，绝对执行麦金利的政策，以保证国家的和平、繁荣和荣誉。对于留用麦金利的班子，罗斯福的朋友担心这些人不会忠实于他，而且有可能使他本人成为麦金利的一个翻版。但他不得不如此。他初入白宫，并无可靠的政治心腹，当务之急是立住脚跟，然后再图发展。
然而，罗斯福毕竟不是一个仅仅关心自己的政治命运的二流政客，他在多年经历中逐渐形成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使他有可能对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做出思考。上任不久他就意识到，“在本世纪的开端我们已面临着种种困难而复杂的问题——社会与经济问题，这将要求我们大家花费极大的精力去加以立即解决”。他在纽约州长任上的政策，树立了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在他入主白宫后，国内的改革派深受鼓舞，不少人还跑到华盛顿来，以亲眼看看改革派总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罗斯福所谓“种种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确实是现实存在的。但他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并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由经济的迅猛发展所引起和加剧的政治问题与社会弊病。内战后美国的工业获得极为迅速的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到190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1893年曾发生经济危机，不少企业破产倒闭，许多工人失业，农业的形势更趋严峻，社会呈现激荡不安的局面。1896年以后经济逐渐走出困境，再度步入繁荣。可是社会的激荡不安却并未随之消失，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方兴未艾，社会主义宣传渐有声势，美国社会制度显现出危机的征象。
出现这种局面，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经济结构的大变化导致了社会的普遍不适应心态。19世纪末美国经济结构的最大变化，就是资本与生产的集中和大工业联合体的兴起。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发展，那种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资本家扩大生产、提高效益的需要。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混乱，减少劳动和原料的浪费，加强生产、销售各环节的联系和打开市场，资本家开始扩大生产规模，兼并企业，组成具有完善组织和多种功能的工业联合体。最初这种联合体是以普尔、托拉斯等形式出现的，后由于弊病太多效率不高，在1880年代下半期渐次为控股公司所取代。控股公司把许多企业组合到一个大的经营管理框架之内，在管理决策、资源配置、生产效率等方面显示出优势，故很快成为工业联合的主要方式。控股公司规模庞大，资产雄厚，往往独霸一方，对原料、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一方面缓解了生产过剩，刺激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但同时又带来许多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例如，大公司践踏竞争规则，威胁中小企业生存，垄断市场，压榨劳工，损害消费者利益；更严重的是，大公司运用巨大的经济权力来干预政治，控制政府，危害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致使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在美国传统的观念中，强大权力必然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侵夺，因此，大公司的出现与美国人的既定的心理文化结构是相互冲突的。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如不对大公司这样的经济百兽加以控制，美国民主制及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崩溃。但就其本性而言，资本是抵制任何外来的超经济的干预的，它需要在高度自由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增殖扩展自身，所以，资本家一直不惜代价地操纵政治、控制政府，以保障自己的利益。1887年国会制定《州际商务法》，1 890年又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作为对社会强烈要求控制大公司的潮流的一种反应。这两项法令的本旨在于控制工业联合体，阻止工业联合进程，但由于条文漏洞很大，执行机关长期三心二意，法院又多方掣肘，所以一直是一纸空文。到罗斯福上台时，如何控制工业联合体的势力，纠正和防止由它所带来的流弊，促使社会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仍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次，国民财富的巨额增殖，加深了贫富鸿沟，迫使贫困者起而抗议。在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初期，美国是一个相对均等、社会分化较小的中等阶层社会。贫富悬殊固然存在，但却不很强烈，而且，由于存在多种使贫困者致富的机会，使社会不满情绪分流，社会对抗的烈度尚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但到了19世纪末，尽管美国成为举世最为富有的国家，但社会贫困却更为严重。百万富翁不断增多，而贫困无告者亦人数日众，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社会的普遍改善。据估计，1900年前后美国至少有1／8的人（合1000万人口）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条件。贫困人口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散在社会各阶层，现在其主体是产业工人及其家属。工人工资低，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一个城市5口之家1年的最低生活水准为600—800美元，而大部分工人的年收入低于这个水平。于是不少家庭不得不让孩子外出做工，妇女亦大批走出家庭进入工厂，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从事有害其健康的繁重劳动。贫困的社会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贫困者的生活条件达不到维持健康与道德水准的起码要求，子女得不到正常的教育。这对一个社会的再生能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损害。而且，贫困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差，因而更加留恋已成过去的那种相对均等的社会生活。内战以后爆发的不少社会抗议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其取向都是朝着过去的。工人运动中的激进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派别，则以未来为运动取向，主张从根本上改造美国社会，这使资本家阶级和执政者十分不安。工会的罢工运动，也引起普遍的社会震动，因为这种罢工次数多、规模大，已经越出了劳资纠纷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社会事件。1893—1898年间，平均每年发生的罢工在1000次以上，大者如荷姆斯特德罢工、普尔曼大罢工，波及面之广、震撼度之深，在美国史上都没有先例。资本家不仅严酷压榨工人，而且极端仇恨工人斗争，专横跋扈，拒不承认工会的正当权利。劳资关系的紧张、“工业战争”的频仍，已构成美国社会对抗的主要内容，引起人们日益强烈的关注。罗斯福的前任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固持旧式的私人契约观念，没有采取行动进行必要的干预，仅只充当“警察”去镇压罢工。罗斯福仍旧可以依照先例行事吗？这也是他上任后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美国社会的种种严重弊病，使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一些关心社会前途的知识分子，在认真研究社会现状之后，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变革主张，尽管其细节各不相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即现状必须加以改变，自由主义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人们相信社会的进步趋势是必然的，人能够运用理性的力量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批判所导向的不是消沉颓废，而是热情奔放，意气昂扬的社会改革活动。这场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在美国历史上称作“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在罗斯福入主白宫之际，进步主义改革已在许多州和城市火热地展开着，联邦政府能否在这场运动中担负领导责任，对改革的成败有着关键的影响。罗斯福在本性上是一个好动的，不安于现状的人，而通过广泛的阅读，又使他对流行的各种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潮了然于心，因而具备担负改革领导使命的素质。而且，他因补缺而当上总统，如不树立自己的施政风格，就只能是其前任的一个影子，根本不可能在下次大选中获胜。因此，个人、社会，时代的各种因缘际会，把罗斯福推上了联邦改革领导者的位置。
不过，在1901年9月间罗斯福初入白宫（实际上他就任总统后一段日子，还没有搬入白宫，因为麦金利的遗属尚未搬出，他只得暂时住在妹妹科琳家里）的时候，这一切还没有什么苗头。那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适应总统这个新的角色上面。待到是年12月他第一次向国会提交年度咨文时，改革派总统的形象才首次登台亮相。他在这次咨文中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提出了改革的主张，因而咨文的发布成了联邦改革开端的标志，也是进步主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标志。美国研究罗斯福及其时代的专家乔治·莫里说过，麦金利的去世使进步主义运动在白宫有了一个发言人，这或许真是值得改革派庆贺的事情。
总统向国会提交年度咨文本是例行公事。麦金利在任时向国会提交的咨文，其主要内容不外是回顾一年来施政的情况，对来年的国情略作展望，所言多为老生常谈，连有见地的立法建议都极为少见，更无从说起利用咨文来阐发自己的政治哲学。罗斯福则不然，他对第一次年度咨文的写作十分重视。他一方面想将它作为自己区别于前任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则打算把它当成一个发表自已的政治与社会主张的机会。在写作过程中他颇费推敲。他力图既反映改革的意向，又不致于使党魁们难以接受。他有时与第一流学者，专家讨论问题，有时则与党魁们交换意见，他试图达到某种平衡。9月27日他致书布鲁克斯·亚当斯，表示“在我完成我的咨文之前，我想与你见见面，因为我打算……在咨文中采用你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的一两个观点”。30日又写信给斯普纳，用语恭敬，一派向人讨教的架式，说“在写作我的咨文以前，我很需要在一些问题上与你交换看法”。同样的意思还传达给了奥尔德里奇和其他许多有影响的国会议员。咨文的第一稿还送给汉纳过目，汉纳看后提醒罗斯福对托拉斯问题要采取慎重态度。罗斯福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党魁们接受他的咨文。而实际写作咨文时，他完全是按自己的方式进行的。国务卿约翰·海在谈到咨文的写作时曾说：“总统自己写作了它的每一个字。在麦金利当总统时，我们在内阁的每个人都提供与各自部门相关的部分，故咨文就成了一个拼凑起来的文件。但罗斯福的咨文全部由他自己撰写；这篇咨文是自林肯以来最具个人色彩的咨文。”与此同时，外界也十分关注这篇咨文。人们都熟知罗斯福的作风，都在急切等待新总统发布咨文，以领略他在内外政策上的新见解。
12月4日，罗斯福遵循华盛顿以来的惯例，向国会递交了第一次年度咨文。各大报纸都对此发表了评论。《纽约晚邮报》认为，这篇咨文“没有包藏炸弹”，完全可以出自“一个60岁的饱受保守习惯陶冶的人之手”。《纽约论坛报》则称之为“持续繁荣的希望”。芝加哥的《记录先驱报》驻华盛顿的记者写道：“罗斯福总统致国会的咨文在国家首都博得普遍而热烈的赞同。多年来已无一篇相似的国务文件激起人们如此巨大的兴趣和得到如此热情的接受。民主、共和两党都对它加以赞扬。”美联社还报道了国会参众两院对咨文的反应：“在参议院，人们怀着明显的尊敬之情聆听着咨文。在众议院，议员们全神贯注地聆听罗斯福总统的咨文。对一位美国总统的年度咨文给予如此对待，这已是多年未有的事情了。……宣读花了两个钟头，其间仅有不出12个议员在宣读完毕之前离开其座位。宣读中间好几次爆发鼓掌欢呼，在结束时共和党一方还举行了热烈的游行。”威廉·布赖恩则批评说，罗斯福在谈到控制大公司问题时，用的却是托拉斯大亨们的词汇。
从上面的评论看来，罗斯福发布咨文本身乃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这篇文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各派都基本上能够接受。这篇咨文的内容广泛而博杂，开篇即对麦金利的人格和政绩大加颂扬，并赞美当前的经济繁荣，肯定工业巨子、铁路大王对美国的贡献，进而谴责无政府主义者，表示要在移民时限制其入境；肯定保护关税；要求发展军备，扩大海军，加强陆军；强调认真处理夏威夷、波多黎各、古巴和菲律宾事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共和党人所共同关心的，咨文之能为共和党议员所接受，其原因即在于此。然而，细读这篇咨文即可发现，它并非“没有包藏炸弹”。实际上罗斯福在咨文中提出了一系列终其总统任期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并阐发了这些政策所奠基的政治与社会观念。只是由于罗斯福刻意绵里藏针，用语谨慎，而且加进不少平衡因素以磨去话里机锋，不少学者才受到迷惑，忽视了这篇咨文在罗斯福思想发展及整个进步主义改革中的地位。如果不理解罗斯福初任总统时的两难处境，就很容易简单化地指责他与保守派同流合污。可以说，罗斯福不用这种巧妙的方式，这篇咨文根本不可能问世。
在咨文中，罗斯福强调指出，现代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律与习惯必须与时代的变动相适应。这是他的改革哲学的前提。他指出：“巨大而高度复杂的工业发展……使我们面对……一些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既然工业变动已如此巨大地增强了人类的生产能力，那么（那些过去曾经有用的法律与习惯）就已经不再够用了。”这些句子所暗含的意思其实是十分清楚的。罗斯福认为美国正处于一个由工业大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深刻变动的时代，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必须对法律与习惯做出适当的调整，简而言之，就是要改变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
接着，罗斯福对个人与社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认为，每个公民的幸福以及全体公民的幸福，都必须以个人的节俭，活力、决断和智慧为基础，而“明智的立法和诚实睿智的行政管理，能够赋予它（指个人品格和能力——译者）完全的领域和最大的机会，从而产生良好的后果”。质言之，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与社会息息相关，为了全体个人（社会）的利益，每一个人都必须承担义务与责任，而政府的职责则在于保障个人获得更好的机会去从事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社会的工作。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观和政府观。根据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至高无上，社会和政府的目标，就是实现对个人的保护。这种观念在19世纪末遇到了挑战，因为个人自由的泛滥导致了社会的失控，少数个人的为所欲为已严重侵害着社会的整体利益。罗斯福提出对个人与社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正是这种大的背景下的产物。但他此时的表述不很明确，只是提出了问题，更深入的阐发还有待他后来的言论。
在国务文件中对如此重大的社会理论问题发表议论，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罗斯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为自己的政策主张寻找依据。
罗斯福所提出的具体政策设想，构成第一次咨文的骨干内容。关于大公司问题，他认为，工业联合体的出现，乃是企业内部发展的自然原因所引起的，因而不应当人为地阻止这一进程；但大公司同时也对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所以必须通过政府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和监督。他建议国会立法设立管理商务与企业的政府机构（商务部），并强调指出，政府有权对大公司的活动作出调查，将结果公之于众，让公众来实施监督；其所以要对大公司进行管理与监督，乃是由于大公司的存在有赖于现行各种制度的造就与保护，政府有义务和权利来促使大公司的活动与这些制度相和谐。这一思想实际是罗斯福全部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在他看来，大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联合趋势的出现；而大公司从形成到继续存在，都与现行各种制度休戚相关，但大公司的短视行为，则不免要损害现行各种制度，从而危及自身的存在；政府作为社会调节器，有责任通过管理和监督来制止大公司的短视行为，维护现行制度，也就是从根本上保障大公司的利益。可见，罗斯福的大公司政策在本质上是与大企业家集团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在形式和手段上带有“反企业”的色彩，才一时难以为企业界及保守派所接受。在管理与监督的具体程序上，罗斯福感到各州无法有效地采取行动，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联邦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对所有从事州际商务的大公司进行管理和监督。他强调由全国性政府来实施管理与监督，其用意不外有二：一是统一全国的大公司政策，改变以往那种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出入甚大的企业政策；二是保护企业免受某些州的激进立法的打击。有的学者提出，由于大企业家更容易控制全国政府，因而由联邦实行统一的管理将更有利于大企业家。即便说实际后果的确如此，那也决非罗斯福的本意，他之主张由联邦来进行统一领导，无非是要加强全国政府的权力。
在劳工政策上，罗斯福要求首先从政府拥有的部门和企业做起，制订出保护童工和女工的法令，使政府成为一个“好雇主”，为企业树立榜样。对于全国性的劳资关系问题，他未加论述，也没有捉出切实的政策方案。
此外，他还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的原则和措施，主张保护森林，开发西部，通过合理开发利用来保护美国的自然资源。对于一直很关心的文官制度改革，他在咨文中也没有忘记提上一笔。他认为，推广“考绩制”关系到政府的效率和信誉，而效率与信誉则涉及一个政府的合理性问题，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综合起来说，罗斯福的第一次年度咨文初步提出了管理大公司、调整劳工政策，保护自然资源、提高政府效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这些乃是当时美国社会上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罗斯福8年任内所极力加以解决的，也不外是这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咨文不仅仅是一个例行公事的国务文件，而是一项改革的宣言书。他用巧妙的手法蒙过了保守派的眼睛，直到1902年他们才恍然醒悟：罗斯福所执行的决不是“麦金利的政策”。罗斯福在纽约州长任上就意识到，一旦有合适的行政领导人，联邦政府肯定是要改弦易辙的。现在，轮到他自己来充当这个“合适的行政领导人”了。
“托拉斯克星”
罗斯福对所谓“托拉斯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他做纽约州议员的时期，工业联合趋势刚刚出现，几乎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稍后，他看出大企业和大企业家的坏处，曾对人表示，“我非常了解那些银行家，商人和铁路大王，……他们同样需要受到教育和严厉惩诫”。至1899年出任纽约州州长，他才意识到大公司问题巳关系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存亡，他在福特法案通过时的反应，表明他对大公司势力的膨胀已颇为担忧。就任总统后，他在施政方针上所必须面对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制订对大公司的政策。他曾对人谈到，麦金利生前曾对托拉斯问题表示不安，倘若他还在世，想必迟早会采取对策。但依麦金利的个性和思想，似乎难以在这个方面有大的作为，罗斯福如是说，可能是有意为自己的政策提供佐证。
托拉斯问题是个由来已久的大难题。在美国的社会词汇中，“托拉斯”早已成了垄断与罪恶的代名词，自1880年代以来，举国上下就在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1890年国会制定《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把一切旨在限制州际贸易的任何形式的联合均宣布为违法，应予以法律制裁。当时的那些立法者对工业联合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显然没有明确认识，制订该法的动机不是真正去处理实际问题，而不过是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表示个姿态而已。法令中所用的“垄断”与“限制贸易”的概念，系取自16、17世纪英国的习惯法，与工业时代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现实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其执行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倒是此前17个州和领地所制定的类似法令收效略大一些。行政部门对托拉斯问题的理解也很肤浅。像克利夫兰这样有改革派名声的总统，对托拉斯也只不过作些道德化的谴责。法院则固守财产权利与个人自由的原则，多方阻挠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在1890—1900年间提出的为数不多的几项反托拉斯案件中，以政府胜诉而告终者寥寥无几。因此，《谢尔曼法》在生效后的头10年中，基本上等于一纸空文。
罗斯福从一开始就很不满意《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也不相信运用司法手段可以解决托拉斯问题。他的主张是，运用行政部门的权力来管理大公司，监督其行为，既可阻止大公司从事有害于公共利益的活动，又不至于损及企业的活力。他在1902年12月2日的一次演说中批评那些主张摧毁大公司的意见，认为这类措施必危害美国的企业，因而持这种主张的人无异于美国的敌人。但问题是，若按罗斯福的办法来处理托拉斯问题，首先必须在立法上有所突破，而保守的国会将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罗斯福也深知短期内无法促使国会制定新的法律，于是退而求其次，暂时诉诸司法手段，借助《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实现他的目标。
罗斯福急于在托拉斯问题上采取措施，还有一层个人得失的考虑。他继任以来，尚无大的建树来证明他是一个有个性的总统，也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引起国人的瞩目，他决不甘于过这种冷落平淡的日子，他要追求轰动效应。1902年，他终于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902年初，美国几个最大的资本家，J·P·摩根、爱德华·哈里曼、詹姆斯·希尔等人，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北部铁路的控制，把几条铁路从东到西贯穿起来，以便直达太平洋沿岸，联手创建了北方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为4亿美元，系当时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公司之一。在正式成立之前，摩根等人曾征求过一些司法专家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既然《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从未认真对大公司实行过，故不构成障碍。但这次他们却估计错了。据司法部长费尔南德·诺克斯宣称，该公司发行的股票中，有30%是空股，按照反托拉斯法，股票掺水乃是违法行为。罗斯福得知此事，决定拿这家公司开刀。这一决定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如果政府败诉，行政部门脸上无光姑且不论，关键是会得罪企业界和惹恼共和党保守派。他的行动极为保密。他担心走露风声会使摩根等人提前做好准备，他也不想因内阁成员意见不一而导致延误。所以在未与任何内阁成员通气的情况下，他指示诺克斯秘密收集北方证券公司的材料，做好起诉的准备。后来内阁里不少人对此事颇为不快，陆军部长伊莱休· 鲁特就长期耿耿于怀。
2月19日下午，诺克斯向新闻界宣布，政府已向北方证券公司提出起诉。举国立即为之震动。21日的《纽约论坛报》报道说，华尔街事先对罗斯福的行动毫无所知，消息传来，深感震惊，导致股市猛跌，演成自麦金利遇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股市风潮。老摩根的反应更为强烈。他当时正在与朋友共进晚餐，从电话里听到消息，很是惊骇，满脸沮丧。他起初不肯相信这竟是事实，因为在他的合伙人中，罗伯特·培根是罗斯福的哈佛同学，乔治·珀金斯是罗斯福的朋友，他们都经常出入白宫，对总统这么重大的行动不可能毫无耳闻。但罗斯福就是擅长在人所未料处突出奇招。老摩根十分不快，怏怏地说，他把罗斯福当成君子，可罗斯福却不事先打招呼就采取突然行动，即使罗斯福要解散这个公司，也该让他有机会自己来动手才是。的确，罗斯福的做法是没有先例的，在以往，政府凡采取与企业界有关的措施，必先与企业界的头面人物打招呼。老摩根在美国企业界是很有实力的人物，从未受过这等轻视。于是他匆匆赶往华盛顿拜会总统，商讨一个解决的办法。他首先对总统的不宜而战表示抗议，在他看来，合众国总统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居然不考虑华尔街的态度，实在有悖常识。
“这本是我们很不想做的事情。”罗斯福说。
“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摩根单刀直入地提出私下了结此事，“派你的人到我的人那里去，他们会解决的。”
“不能这么做。”罗斯福拒绝了摩根的要求。
“我们不是要解决它，”在座的诺克斯插嘴说，“而是要制止它。”
摩根很关心地打听总统会不会对他的其他公司，如美国钢铁公司，采取什么行动。
“当然不会，”罗斯福颇为宽仁地保证，“除非我们发现它们做了一些我们认为不当的事情。”
摩根对这次会见的结果很不满意，回到旅馆后给罗斯福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他马上与希尔等人商量对策，雇请全国第一流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准备在法庭上与总统一决高下。摩根所请的法律代表都能言善辩，颇为自负，具有长期为大公司效力的经验：认为这次必胜无疑。他们轻蔑地说，总统会发现自己在“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的不知名的乡村律师”（指诺克斯——译者）的参谋下干了一件傻事。罗斯福回敬道：“在本案结束以前，他们就会知道这个乡村律师的厉害。”双方剑拔弩张，全国上下都很关心此案的进展。
案件最初在圣保罗的联邦巡回法院审理，1903年4月9日做出了有利于政府的判决。被告不服，上诉最高法院。全国一些知名的公司律师纷纷为北方证券公司辩护，理由是该公司的成立并未违背最高法院1895年作出的“赖特案判决”。次年3月14日，最高法院以5：4判决北方证券公司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应予解散。这一结局使司法界不少人感到意外，他们当初预料政府肯定要败诉。其所以如此，关键因素在于舆论气候的变化。举国舆论正日益强烈地要求政府打击违法公司，最高法院也受到感染，改变了以往在托拉斯问题上的立场。
罗斯福十分重视这一案件，得知判决结果后更是激动不已。他在谈到这一案件的意义时说：“北方证券公司案乃是我的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我回顾此案，心中充满自豪，因为通过它我们象征性地强调了一个事实：这个国家中最有势力的人在法律面前也是要负责任的。通过其他途径是不可能强调这一点的。”后来他还多次提及此事，用以说明他对所有人都平等对待，不论是穷人还是巨富，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当然，大企业家们是不欢迎这一结果的。詹姆斯·希尔闻讯大怒，痛骂政府为他们故设障碍，使他们办事艰难，并影射罗斯福和诺克斯等人是光拿薪水不干正事的政治冒险家。
罗斯福的欣喜之情自然掺杂着个人因素。他需要通过一个事件产生轰动效应，确立自己的政治声望，现在北方证券公司一案使他如愿以偿。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案件的确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这个案件证明政府有决心，有能力执行反托拉斯法，证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还是具有效力的。过去，由于执行不力，反托拉斯法形同虚设，大公司老板们有恃无恐，自以为莫奈其何；现在，罗斯福敢于虎嘴拔牙，对企业界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意识到他们的不法行为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大部分论者都认为，北方证券公司案使气息奄奄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恢复了活力。而且，以往社会上普遍担心政府是否有魄力对付国内最大的企业家集团，现在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人们增强了通过政府管理企业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这个案件标志着联邦政府开始具有某种自主性。在19世纪末，联邦政府不仅反映大企业家集团的意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直接控制，所推行的政策也大多反映他们的短期利益要求。用当时的话说，掌管美国的不是华盛顿，而是华尔街。罗斯福通过北方证券公司案表明，联邦政府为了社会的长远利益和企业家集团的整体利益，可以不顾华尔街老板的意志，而独立采取必要的行动。正是由于这一点，《纽约世界报》在总结评价罗斯福一生的政绩时说，罗斯福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证明了“美国政府比任何资本的集合体都要强大有力”。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形象地写道：“要动手解散它（指北方证券公司——译者），……好像是在龙的洞穴里向龙挑战。”罗斯福有此胆魄，做出史无先例的事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而获得了“托拉斯克星”的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