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巅峰的小径上冲来冲去
温斯顿·丘吉尔于1874年生于布伦海姆宫，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夫人的长子。父母对幼年的丘吉尔影响甚大，他爱他们、崇拜他们。但令人伤心的是他们都没有很多时间跟他呆在一起，对他也没有多少帮助。
伦道夫勋爵是个聪明过人但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他将其整个生涯孤注一掷，并且输光了，为反对一项政府政策而请求辞职，同时相信首相会拒绝接受他的辞呈。然而，辞呈被接受了，伦道夫勋爵从此未能再进内阁。此时，他因为几年前染上了性病，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真是祸不单行。由于自身难保，伦道夫勋爵对其儿子缺乏兴趣，并且认为他讨嫌，因为他的学业成绩差，对家里已经拮据的经济也是个负担。
对温斯顿来说，政治比学校的课程更使他神往。他渴望能与父亲谈论当时的政治事件和人物，但是伦道夫勋爵每次都拒绝。温斯顿后来写道，“每当我表露出与他是同行的念头，他便立即生气：有一次，我提议帮助他的私人秘书为他写几封信，他对我大发雷霆。”伦道夫勋爵在他四十六岁那年过早地去世，这就排除了在他们之间建立密切关系的任何可能性。
温斯顿写道，他的母亲“象晚星那样照耀我，我很爱她——但是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事实上，伦道夫夫人是个生性轻浮的美人，对她来说，结婚丝毫未能改变她那种喜欢男人的陪伴和阿谀奉承的习惯。尽管那个时代很讲究谨慎小心，但她的社会联系却广为人知，其中威尔士亲王、即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便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我偶然想到所谓传统心理学的新“科学”大都是纯粹骗人的鬼话。例如，西格蒙德·弗罗伊德在他与前大使威廉·布利特合著的一本书中认为，伍德鲁·威尔逊崇拜父亲，但又下意识地恨他，这种憎恨使威尔逊与那些不赞同其外交政策的人打交道时武断生硬。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甚至简直是愚蠢。
然而我倒认为，要了解一个成年人的想法和感情，根据常识，应当从其家庭背景和幼年生活中去寻找线索。
从丘吉尔的情况看来，他早年生活中缺乏感情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对他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为父亲感到极其骄傲，并且捍卫父亲的名声以及他为之奋斗的许多事业。伦道夫夫人很长寿，因而看到了她的儿子成长为一个著名的军人、作家和政治家。她象麦克阿瑟的母亲一样，利用她与握有大权的男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来开拓其儿子的事业。她在晚年真地喜欢起温斯顿来了，并且相当依赖他。
众所周知，丘吉尔跟爱因斯坦一样，年轻时的学习成绩一般。他的一位指导老师说，“那个年轻人不可能考取哈罗公学，他肯定名落孙山。”
一位敏感的学者能发现丘吉尔独特的才能，而一次大规模的考试是做不到的。他在英语方面是个天才。他讨厌拉丁语和自然科学。由于他这些学科的分数低，各科平均分数就不及格了。在哈罗公学里，他的分数使他屈居最差的学生之列，而那个学校是强调英语写作的。他后来写道，“这样，我把日常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铭记在心——这是件高尚的事情。”他很快爱上了英语，这种爱好丰富了他自己的生活，也丰富了英语国家几代人民的生活。
由于丘吉尔不可能按照正常途径、即通过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而开始其政治生涯，于是他家里决定把他送进桑赫斯特军校——英国的西点军校，当一名骑兵士官生。他为自己所受到的军事训练感到高兴，他的成绩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毕业时，他在班上名列前茅。
年轻的丘吉尔现在放眼世界舞台，寻找着任何可供冒险的地方。他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跑到古巴，去报道该岛叛军与殖民当局之间的游击战争。他后来写道，当他在地平线上看到古巴的海岸轮廓时，不禁产生一种“甜蜜而又怯生生的感觉”。“这是个正在动真刀真枪的地方。这是个大动干戈的场所。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里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能在此抛下自己的尸骨。”
他不久就回到英国去准备接受第一个军事任务：去印度服役八，九年。他对这一前景感到害怕，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您想象不出我是多么愿意几天以后就航行到充满冒险和欢乐的地方去……我不想到枯燥乏味的印度去——在那里，我既不会有享受和平的乐趣，也不会有参加战争的机会。”
在班加罗尔的岗位上，丘吉尔有不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决心好好利用它。他往往连续打几小时马球，最后成了一名优秀的马球手。他也开始给自己补上在学校中未能学到的那些知识。他的学习方式是典型的广泛接触并讲究方法。他请母亲寄给他一整套年鉴，那是些有关英国政治和全世界情况的年鉴。他认真阅读、认真记笔记，逐渐掌握了其中的大量材料和知识。他读重要的议会辩论摘要时，总是先仔细地理一下自己对那个问题的看法，然后将自己的意见和分析与实际参加辩论的人作对比。
他也请母亲给他寄几位伟大的英语散文家、尤其是历史学家麦考利和吉本的著作。当他的同僚们在印度那灼热的午后沉沉睡去时，他则在吸收着这些书中的词汇和韵律。
不久以后，他开始向伦敦一家报社投寄有关战争的报道文章。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军官来说是超乎寻常的，他的许多同事和大多数上司都表示反对。当他把关于西北边疆省份的战事报道汇编成书时，有人嘲讽地提议应给这本书取名为《一个陆军中尉给将军们的暗示》。人们以类似的态度盯了他一辈子——而他对此根本不予置理。
丘吉尔从不遵守压抑其个性的陈规陋习。他鄙视那些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扼杀他人创造力的人。他被那种拘泥小节的官僚主义心理逼得要发疯，因为它把生活降低到最低的公共标准，在那里划一条线，不准任何人逾越。他鄙视被吉卜林称作“小市民”——小官吏的心理，他们“渺小得既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他们会“把国家拖垮”。当丘吉尔碰上“小市民”的事例时，他甚至常常高声朗诵吉卜林的诗。
近几十年来在美国，我们在这个老问题上加进了新的麻烦。一方面，在我们臃肿的官僚机构中有许多通常是昏昏欲睡、只关心如何保住饭碗的小市民；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为自由派事业积极活动的人。因此，要使官僚机构去办成任何事情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而保守派的内阁部长、局长，甚至总统自己要推动这个官僚机构去做它政治上不同意的事现在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为了办成某件事，丘吉尔通常直接去找最高层领导，免得在那些不敢越过正常渠道作出决定的下层领导人身上浪费时间，这就激怒了不少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伦敦流传过一则关于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的故事。这三个人死后，先后来到天国之门。克列孟梭第一个到达，他敲门要求进去。圣彼得走过来要他通报姓名，以便去查阅档案、决定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永久奖赏。劳埃德·乔治到达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最后，丘吉尔来了。他也敲了门。圣彼得跑来开门，并让丘吉尔通报姓名以便查阅档案，然后告诉他他将得到什么样的永久奖赏。丘吉尔回答说，“你算老几？叫上帝来。”
当丘吉尔还在印度服役时，他利用自己和母亲的所有关系去说服基钦纳勋爵，以使自己能跟随英国军队去苏丹追击伊斯兰苦行僧的军队。因此，他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恩图曼战役，那是历史上最后的几次骑兵进攻战之一。
1899年，丘吉尔退役并参加曼彻斯特奥德姆选区议员的竞选——这是他父亲的选区。他竞选失败，这失败对于他是个打击。在这第一次政治失败之后，他写道，他有一种“像一瓶倒了一半而又整夜没盖瓶塞的香槟酒或苏打水那样泄气的感觉。”但是他年轻，而且不久就遇到了新的冒险机会。
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南部非洲采访英布战争。到那里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在一次与布尔人交战、英勇保卫火车的战斗中被抓获当了俘虏。他从抓住他的布尔人那里逃脱，他们悬赏二十五镑要逮捕他——活捉或打死都行。多年以后，他把一份要抓他的传单装在镜框里挂在书房中。他喜欢对来访者说，“我只值那么几个钱吗？二十五镑？”
当他还在非洲时，三个月以后，他出版了那本写了他自己战绩的关于英布战争的书，各方评价良好，销路也不错。
两个月后他回到英国时，已经成了民族英雄。有十一个选区询问他是否愿意代表他们去当议员。但是，他选定再次为奥德姆选区竞选。这一次，他当选了。
人们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喜爱的程度，很少能比得上温斯顿·丘吉尔对下院的热爱。自从他1901年第一次坐上下院的席位后，下院就深深地成了他精神上的寄托。由于父亲的门第以及他本人对历史的浪漫主义见解，使他感到自己与下院及其传统已经连成一体。读一读他关于重建议会大厦的那些演讲是引人入胜的，他决心完全按照原样，重建被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炸毁的议会大厦。我们听到他讲的不是关于建筑物的故事，而是他本人与历史之间充满激情的关系。
他受到了议会里新同事们的欢迎，其中有许多人曾与他父亲共过事，他们对小丘吉尔几乎带有一种保护的感情。丘吉尔后来写道，他对在议会的初次发言曾一再推敲并加以练习，直到能信口从随便哪一段讲起，而且讲得十分流利。
他是一位非凡的公众演说家，他的讲演，在会堂里能使几千人屏息，通过广播扩音器可让几百万人入迷。他善于把对英语的精通与天赋的翩翩风度结合起来，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演讲之所以激动人心是由于其本人也被他为之奋斗的理想所激励。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曾指出，丘吉尔的战时讲演仍然象过去那样扣人心弦，其原因是他“懂得了一个伟大真理，这就是，讲演者或领导人要想打动别人，首先得打动自己，他脑海中的一切都应该是栩栩如生的。”
但对他来说学会演讲并非轻而易举。开始的时候他写出并熟记每一篇讲稿，对着镜子研究说话时的手势，甚至试验以各种方法使用咬舌音，以增强效果。
我曾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第一次遇见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我告诉他，他父亲精彩的即席演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何等的深刻。他笑着说：“那些讲演精彩是应该的，他用了大半生时间写讲稿并记熟它们。”在与伦道夫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伟人的儿子是很不好当的。我发现他聪明过人、讨人喜欢并很有才智，但与丘吉尔一比较，任何人都会相形见绌的，这对于恰巧又是他儿子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作为一名才华出众而又出身名门的青年议员，丘吉尔似乎是前途无量，为此踌躇满志。
于是，他突然抨击起党内领导人的某些立场来了。他主张采取自由贸易方针，这就直接违背了保守党设置关税保护英国货的正式立场，结果造成了一次重大危机。这种青年议员各行其是的现象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如果这些议员抱有升入内阁的企图则尤其不可容忍。
1904年，丘吉尔迈出了果敢的一步。他在下院倒戈，从保守党转到自由党。在政治生涯中有时就得冒很大的风险，下的赌注要说多高就能有多高，而结局也是一清二楚毫不留情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政坛以外人士或政界新手们往往对冒政治风险的特殊性不甚了解。在商业活动中冒风险固然令人神经紧张，但至少还可用科学手段来预测可能出现的结果。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冒风险意味着纯粹凭勇气、直观以及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的能力。
今天，关于保护主义的整场辩论看来已经是遥远和过去的事了。人们不禁会问，丘吉尔为了这一事业而冒那么大的风险是不是一个错误？但丘吉尔是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贸易问题的，包括它与英国国内就业及生活水准的直接关系。当时许多英国人的生活条件跟狄更斯小说里所描述的凄凉景像差不多，然而他们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是丘吉尔却意识到，一般英国公民的生活水准如何，是本世纪英国政府将要面临的主要课题。
使丘吉尔感到震惊的不只是英国社会在经济上的不公平，而且还包括这种不公平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精神创伤。有一天他走过自己的曼彻斯特选区时，对助手说：“想想吧，在这样一条街上生活，从来见不着什么漂亮的东西，尝不到任何美味的佳肴，吐不出半句妙语，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年轻人常常问我，若要成功地踏上仕进之途，需具备哪些条件？一听到这个问题，人们立即会想到聪明才智，反应灵敏，个人品德以及对一项伟大事业具有信念等。然而，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很多，而具备为获得政治上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品质，即为取得重大成就甘冒一切风险的品质的人却很少。你绝不应害怕失去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鲁莽从事，但你必须得敢字当头。如果一位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对我说，除非党组织保证从经费和政治上支持他，同时民意测验又表明他准会获胜，否则他就不参加竞选，那我会断然告诉他，“别竞选啦，你准是个差劲透了的候选人。”丘吉尔在其整个生涯中总是敢作敢为的，他有时也有点鲁莽，但从来不怕失败。
丘吉尔改变党属关系所造成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公开指责他是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他利用别人往上爬，尔后又反戈一击，加入了一个企图颠覆英国社会整个阶级结构的政党。这些朋友主张谨慎和少量地扩大参加治理国家的人选，大力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但丘吉尔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丘吉尔加入了准备打开大众民主的闸门、让平民百姓得以涌入的队伍。
对丘吉尔的反感是强烈的。他后来写道：“我以前的行为举止未必能使人们对我产生经久不衰的厚爱。”他这样说，充分表现了英国式的轻描淡写。不久前在许多圈子里，丘吉尔曾被捧为潜力巨大前途无量的青年人，现在却成了弃儿，他被人称作“布伦海姆变节分子”，并且突然发觉，在伦敦最时髦的许多住宅里，他已不再受到欢迎。早期产生的这些愤懑情绪并非很快就能消除，直至十一年后，保守党人还提出将丘吉尔排除于内阁之外，企图以此作为他们加入战时联合政府的一个条件。
与其说敌对情绪最后消失了，不如说对他怀有敌意的人终于寿终正寝了。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活得好就是最好的报复。”这在政治舞台上可意译为：“比谁都活得长就是最终的报仇雪耻！”
丘吉尔所受到的社会排斥要是落在其他政治家身上，许多人必定早就被压垮了。不少人是因为沽名钓誉而踏进政界的。一个人在成为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后会失去人望、满怀辛酸、论战不休，要甘愿忍受这一切就必须具有另一种气质——尽管这种气质不一定就更好。1906年，三十二岁的丘吉尔进入首届自由党政府的内阁。在随后的数年间，他担任过五、六种内阁职务，他带着无穷的兴致与巨大的活力来对待每一项任职。作为商务大臣，丘吉尔带头提出一系列倡议，为现代英国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任内务大臣期间，他改革制度，规定煤矿工人八小时工作日，提出井下应装置安全设备。他禁止秘密雇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规定店员有权工间休息；设定最低工资线，在全国设立劳工介绍所以减少失业，并对监狱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这些成绩实际上就是今日英国福利社会的雏型。但丘吉尔早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就已明白无误地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在他自己认为是最精彩的一次演讲中，丘吉尔说：“社会主义试图把富者往下拉，自由主义则试图把穷者往上提。社会主义要扼杀企业，自由主义则要将企业从特权和优先权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社会主义称颂的是控制，自由主义称颂的则是人。社会主义打击资本，自由主义则打击垄断。”
他在立法方面成绩卓著。他富有创造精神、善于引诱、喜欢争论，但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常常显得粗鲁和不够老练。在需要朋友的地方却往往树敌。在有些情况下，假如人们对他了解得深些，造成的损害本来是可以补救的。然而，初次印象往往是难以消除的。正象他最好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第一次与温斯顿见面你就能看到他的所有缺点，然后你用一生中所剩的岁月来发现他的美德。”
过去，我们倾向于钦佩那些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风格上都敢于独树一格的政治领袖。然而在今天，许多政治家为避免因过度曝光而减色，或避免显得过火或失却检点，不是不得已就是假装地采取一种十分温和和不触犯别人的态度。“不要惹事生非”似乎是大部分新一代政治家的行为准则。
我这并不是说在政府里需要有怪人或狂人，但我们可以多容纳一些有创见的思想家和敢冒风险的人。我们的年轻一代政治领导者们有必要懂得，对于想要取得成功的人来说，比错误还要坏的东西只有一样，这就是迟钝呆笨。我有时在想，象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富于独创精神的伟人们，如果也象今天的政界领袖那样备受新闻界在枝节问题上的不停轰击，不知还能否得以幸存？
丘吉尔为其高压手腕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没几个亲近的朋友，而敌人却不少。据C·P·斯诺说，甚至连对丘吉尔怀有十分好感的劳埃德·乔治也认为他“有点蠢”。他成功时一切都好，但是，当他为早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提出派进攻部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波利登陆这一大胆——我相信也是卓越的——计划在实施中被笨手笨脚地搞糟后，政敌们就得到了打击他威望的武器，他被撇在一旁，只给一个名誉职务。
这使他无法忍受——不是因为他计较这次论战，也不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受了创伤。当然也不会是由于对达达尼尔远征计划产生怀疑，如果按他的方案行动的话本来是会成功的。真正打中他要害的是失去了筹划大事的能力。他的助手这样说：“事情越是糟糕，他就越变得勇敢和从容——可怕地折磨着他的是一种被注定无事可做的沮丧心理。”
就在这一时期，丘吉尔开始得了一种他自称为“忧郁症”的病——使他身心衰竭的沮丧心理每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每次发作可有几星期丧失活力。虽然英国的另一名散文大师、第一本英语词典的作者塞缪尔·约翰逊也曾遭受过同样的折磨，但丘吉尔并不因而感到宽慰。这种间发性沮丧心情必定给他带来了莫大痛苦，但也许这能使他本来就是乐观并充满活力的心灵重新充满热情，为今后的战斗作准备。
使他感到安宁和满足的一个无穷源泉乃是他的婚姻。他于1918年与克莱门蒂·霍齐尔结婚。就像后来他写的那样，他们“从此以后生活得很幸福。”但婚后生活的幸福并不意味着事情都那么简单。丘吉尔夫人是她丈夫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坚定的同路人，但她从不喜欢把政治作为职业。对丘吉尔的许多政界朋友和世交她也无法容忍。既然丘吉尔不能放弃其政治生涯，那就只好找出一项解决办法。他们长期两地生活，他忙于公务，她到法国度假或住在伦敦郊外他们自己的房子里。丘吉尔从未表露过有意于其他妇人，他们常常通信，并写得很长，这些信件极好地表明，他们之间的爱情与相互信任都是很深的。
到二十年代初期，看来丘吉尔已失去了多次机会。他当时只有四十七岁，但有不少新一代的政客已开始把他当老人对待。他有一个虽然历经波折、却又颇为高贵的职业，但上升的希望看来不大。因他改变党籍而对他不够十分信任的现象仍旧存在，而且也躲不掉因达达尼尔远征而对他进行的尖锐指责。
1922年，他处于低潮中的最低点，急性阑尾切除手术使他无法为再次当选进行演说。由于未能施展其对选民进行个别游说的非凡能力，他被击败了，这是他二十二年来第一次不当下院议员。他诙谐地说，“转瞬之间发现自己丢了官、丢了议席、丢了党籍，甚至连阑尾也丢了。”但情绪非常低落。劳埃德·乔治的一位前助手看到过这时的丘吉尔，他报告说，“温斯顿意志如此消沉，乃至整晚默默无言，感到他的一切均已告终——至少可以说政治前途业已告终。”
塔利兰德曾说过，“一个人在战场上阵亡就完了，而在政治上下野则还能东山再起。”丘吉尔的经历无疑证明了这一看法的正确性。格言虽好，但对刚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人来说，是无可安慰的。
你在竞选中搞得精疲力尽，脑子里空空的，一时还没有恢复过来，而神经却仍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因此开始时还不会感到太难受。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你会认识到自己被人击败，已经覆水难收，你再也无法挽回败局了。要是你不富裕的话，为付清帐单可能得另找职业，因为不管你心情如何，每个星期的帐单是照样源源而来的。
丘吉尔确实就是这样，他恢复为报纸撰文以取得收入。他想返回议会，但争取了两次未能成功。他让全世界看到的是一张勇敢并恢复了精神的脸孔。但我敢肯定，每次失败都会带来剧烈的挫折感、失望与耻辱。不过，只要你不是放弃不干，政治生活中的失败倒也不是致命的。而丘吉尔是不知道“放弃”二字为何意的。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工党已几乎完全吞并了自由党，剩下的少数几名自由党人则加入了保守党。丘吉尔以一名再生的保守党人身份参加竞选，终于在1924年重返议会。
一个月之后丘吉尔有点时来运转，但后来证明是桩倒霉的差事。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突然当上了财政大臣，在内阁里仅次子首相本人，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意外事件是由内维尔·张伯伦引起的。
斯坦利·鲍德温首相计划让张伯伦当财政大臣，任命丘吉尔为卫生大臣。但意想不到的是，张伯伦在最后一分钟提出要当卫生大臣。鉴于其他职位均已分配完毕，而丘吉尔还在客厅等侯，鲍德温把他们的职务对调了一下，冷不防地问丘吉尔愿不愿意当财政大臣，丘吉尔欣然接受。
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的四年，至今仍常常引起争议。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工作是无法做好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英国的经济仍显得疲软。所有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极力主张进一步紧缩财政，以使经济能在坚实基础上真正得到复苏。军方则要求大幅度增加三军的开支，使其能弥补战争中的损失，恢复英国的军事优势。
对丘吉尔决心制定的开支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例如全国 性退休金制度及对寡妇与儿童的保险制度——支持者为数不多。他提出了由雇主和职工共同出资设立退休金这一大胆方案，运用税收法规的某些新变动减轻中产阶级纳税人的负担，并通过刺激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来增加就业。
我认为，丘吉尔作为财政大臣名誉受损害的原因可能与赫伯特·胡佛形象受诋毁的原因同出一辙。当1929年大萧条袭击全球时，不幸他俩都在台上。除当权者外，谁该为这一灾难承担责任呢？
一次意外的运气使丘吉尔青云直上；现在，无法控制的力量又把他打翻在地。政治荒野中的另一次漫长的寂寞、受挫时期开始了，忧郁的心情时常产生，他愀然写道，“我现在成了一名被抛弃，被排斥，被流放，被拒绝和被人讨厌的人物。”
这期间丘吉尔写过几本书，包括长达六卷的《马尔巴勒》和《当代伟人》，并为杂志撰写了不少文章。今天，不少文学评论家嘲笑丘吉尔的文体，认为词藻华而不实，甚至过于夸张。然而我觉得，他的著作只是稍稍次于他战时的统帅能力，是他最伟大的遗产。
他采取的一系列立场并没有带来好处，反而使人人都知道他自行其是，很不可靠。他强烈反对政府关于让印度独立的计划，并为此退出斯坦利·鲍德温的影子内阁，从而在他本人与重新掌权的可能性之间布下了一条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国王爱德华八世试图找到一种既能使自己保住王位，又能与离婚过两次的辛普森夫人结婚的办法。丘吉尔又一次离开了党的队伍，站到了国王一边。同时他还开始发起运动，提醒国会警惕德国急速进行重新武装的危险。
在巅峰之上挥洒自如
不管他在印度和国王退位问题上的立场功过如何，就他在德国问题上提出的警告而言，他在这块自欺欺人达到危险境地的土地上成了真理的预言家。丘吉尔之所以能够卓有成效地扮演卡珊德拉的角色，是由于他时常从军方的文职人员中得到内部消息，他们对其上司闭目塞听的情况感到忧虑。这一小批文职人员的身份直至不久前才为人所知。准确地说，丘吉尔的作用是由于有了他们才得以发挥的。假如没有他们提供的事实和数字，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丘吉尔视作好战的牛皮大王而不予置理。
透露给丘吉尔的情报是经过选择的，这些情报使他在国会辩论中得以就政府的方针进行有力的争论。向丘吉尔提供消息的人决不会想到把原始情报交给记者去发表。1939年夏，纳粹铁蹄踏入波兰，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证明丘吉尔的警告是对的。张伯伦立即把丘吉尔召回任海军大臣——还是他二十五年前担任的那个职务。伦敦的这一著名信息传遍整个英国舰队：“温斯顿又回来了。”
很显然，威信扫地的张伯伦当首相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但不管是他还是国王，都不愿意让丘吉尔接任，他们更倾向于让哈利法克斯勋爵接任。只是在勉强作出不宜从贵族院产生首相的决定后，才于1940年5月10日提议让六十五岁的丘吉尔担任这一职务。他写道：“当我凌晨三时就寝时，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宽慰感，我终于得到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限。我觉得似乎是在与命运一道前进，而过去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为这一时刻，这一考验的到来作准备而已。”
假如丘吉尔被忽视而未当上首相，仍旧干他的海军大臣，指挥海上作战，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对此进行推测，就像是在做游戏那样趣味无穷，但我还没听说过哪位领导人曾花很多时间去对此左思右想的。为生活中的“倘使……将会怎样”费神，就会捆住你的手脚。
就美国来说，假如1952年是罗伯特·塔夫脱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竞选后十个月，塔夫脱便死于癌症。假使丘吉尔在1939年去世了，那又会怎样呢？人们会把他当成英国历史上许多极为突出的失败者之一，他的墓志铭将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然而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丘吉尔又一次得益于他的运气、坚韧、能力和长寿。
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下院演讲中，丘吉尔说，“除了鲜血、劳苦、眼泪和汗水外，我无可奉献。”他完全可以将领导能力也加进去。如果不是由于他的领导，英国可能无法幸存，西欧可能失去自由，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美国现在可能成了遍地设防的孤岛。我想借用他战时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话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为如此众多的人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是前所未见的。”
丘吉尔在内维尔· 张伯伦和他的地位突然对调之后对待张伯伦极其宽厚。他坚持将张伯伦挽留在政府内，继续让他参加所有的会议。丘吉尔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而是与人为善地谈起他的前任本意如何崇高。这种高尚风格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最优政治的典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总统时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宽宏大量，在他任期的十三年内，从未邀请胡佛夫妇进白宫参加过任何活动；哈里· 杜鲁门就任总统后最先办的事情之一，就是邀请胡佛到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一次会议，使胡佛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丘吉尔的非凡能力和出众人格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高超的领导才能看来只有在战争的可怕环境中才显得尤其清楚，这似乎是生活中的可悲事实。
罗伯特·皮尔爵士是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他作出了废除谷物法这一难于作出的决定。但他并没有象在战争期间居住在唐宁街十号的迪斯雷利或其他首相那样广泛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美国，可以说詹姆斯·皮尔克也是这类人，从能力和政绩上看，也许他可排入前四、五名总统之列。此外还有艾森豪威尔，他结束了一场战争，并使和平维持了八年。但许多人认为他不如杜鲁门总统那样坚强有力或富于决断。出于历史的偶然，杜鲁门于1945年8月下令扔原子弹。在大多数历史学家们看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的尺度看来仍然是进行战争，而不是结束或避免战争。
尽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彻底战败，但战争的结局对丘吉尔来说，很难说是胜利。
C·P·斯诺注意到，丘吉尔的著名讲话是富有奇妙的戏剧性的，那就是：“我当国王陛下首席部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主持解散大英帝国”，但这话至少有点不够真诚。很清楚，这正是任何一位在1940年当上首相的人所必须加以重视的。即使罗斯福不下决心让所有的殖民地人民在战后获得自由，大英帝国内部要求取得独立的力量也已兴起，而且其势锐不可挡。丘吉尔要想阻拦，无异于卡奴特王在海潮拍击他的双腿而且越来越往上涨时，命令潮水不要上涨一样。
对英国来说，甚至德国战败的后果也颇带讽刺性。丘吉尔懂得，要想抗衡苏联这块巨石，要在大陆上保持稳定局势，必须重建德国。他还懂得，德国必须从一片废墟中复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重建德国竟比医治英国的半瘫痪状态更为可取。重建后的德国，现代化工厂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老厂。而英国呢，虽是取胜了，却只好对付着使用那些早在战前就大部分已过时了的工业基础结构。结果，战败国比战胜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
英国人民还不得不备尝限量配给的困苦，不得不懊恼地认识到，不管他们作过多少努力，承受过多少痛苦和牺牲，英国再也不能象从前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了。
在战争开始之前很久，丘吉尔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英美的联合。在战后的年代里，这一联合成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事。三十年代，他追求这种联合，为的是促进两国的繁荣；四十年代，这种联合是英国得以生存的先决条件，到五十年代末，他把英美联合视为抗御苏联在欧洲和世界扩张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而到了六十年代，我猜想他会将这种联合看成是使英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影响的唯一途径。
在战后年代里，丘吉尔为维护英美两国的团结，不得不吞下许多苦药丸。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们参与了战争，但在这之前英国以十分高昂的代价守住了反希特勒的防线，度过了艰难的两年。我们的伤亡很大，但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远远高于我们。他们对我们的作用是深为感激的，因为如果没有我们，他们将无法幸存。但他们也不能不觉得，要是没有他们的话，面对一个为希特勒所完全控制的欧洲，我们可能也无法幸存。现在，他们感到有必要与美国的态度及看法持不同见解了。
担当领导的这把火炬已传给我们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才能比别人强，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更大些。我这并不是暗示丘吉尔公开表示过妒忌或不满。但在心灵深处，英国人会有一种恼怒的想法：“以我们在外交政策及国际重大事务中长达数百年的全部经验，难道不比这些美国人更懂得怎样来领导吗？”可以从1945年的一些会晤与交谈中觉察到，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英国领导人似乎都抱有一种相当消沉、甚至是绝望的态度。
虽然美国有不少外交人材，但在我们到过的一些受英国影响较深的国家里，我发现，他们的外交官的知识往往比我们渊博得多，他们往往比我们更能胜任这种工作。我相信，今日的美国政策制订者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如能先征求其欧洲同行们的意见，而不是仅仅进行“磋商”或事后通知的话，定能从中得到教益。我们应时刻牢记，力量的强大的不一定经验最丰富、智力最发达，眼光最敏锐或直觉最牢靠。
丘吉尔觉得，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的对苏政策是幼稚而危险的。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把事情推向破裂的边缘。相反，他在力图对我们进行教育的同时继续奉承我们。许多人已经忘记，他那关于铁幕的著名演讲的中心点就是力促英美联合，以此作为抵制苏联扩张的最佳手段。这一预见性发言在当时曾引起激烈争议。埃莉诺·罗斯福说，她认为这种看法是危险的。议会里有一百名议员将其贬为废话。
三十年代，当丘吉尔就纳粹德国的威胁向世界发出警告时，许多人拒绝正视现实。随着战争结束后联合国的建立，许多人希望从此出现一个不同国家和人民间和平与亲善的新时代，并为其祈祷。当这些人在四十年代后期听到丘吉尔对苏联扩张的危险发出警告时，许多人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但事实又一次说明他是正确的。他再次走在时代的前面，引导社会舆论而不是做舆论的尾巴。
大战期间，为了打败希特勒，丘吉尔随时准备接受任何必要的帮助。当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丘吉尔欢迎斯大林加入反法西斯阵营，许多批评者指责他对斯大林的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他回答道，“假如希特勒侵犯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阎王讲好话的。”
丘吉尔与其另一主要结盟者罗斯福相处融洽。这位美国总统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与你同处在一个年代里真是件快事。”而丘吉尔曾这样提到过罗斯福，“与他进行会晤有如打开第一瓶香槟酒时那么高兴。”
但这两人在政策方面常常有严重分歧。丘吉尔认为，罗斯福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并认为，主张将战后德国改造为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是荒唐可笑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对苏联应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与此同时，罗斯福似乎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比对俄国的帝国主义更抱戒心。有一次他说，“温斯顿，一个国家即使有可能从某处获得领土，但它可能不想要它，这恰恰是你无法明白的。”
正象亨利·格伦沃尔德在1965年所写的：
罗斯福不愿美英两国联合起来对付“乔大叔”，相反，他尽量在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起调解人的作用。丘吉尔发现自己与罗斯福的隔阂越来越深。于是，便开始达成一系列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协议，其中包括失去波兰，并使之投入共产党的怀抱。为换取俄国参与对日作战……在亚洲对俄国人实行领土和经济让步。而中国之所以沦入赤色分子之手与此有关。
假如丘吉尔当时能够说服罗斯福的话，事态发展的结局就会大不一样。
他对罗斯福越来越愿意信任斯大林感到忧虑，认为这是因为总统的健康日益衰退所造成的。罗斯福去世后他又担心，以前很少能从前总统那里了解到情况的杜鲁门正受到幼稚无知的亲俄国务院的影响。
丘吉尔坚信，防止俄国占领整个东欧很重要。因为他担心，他们一旦占领就决不会放弃。1945年4月初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极力主张向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派遣美国部队。他写道，“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与俄国人握手的地点越往东越好。”然而当俄国人向西推进时，艾森豪威尔按兵不动。
两个月之后，丘吉尔在给杜鲁门的一封电报中发出另一个警告，敦促他尽早召开波茨坦会议。就是在这份电报里，丘吉尔初次写出了在后来冷战时代成为典型的一句话：“我对美军撤退到我们在中部地段的占领线深感不安，这样一来就把苏联的势力引进了西欧腹地，在我们与东边的一切之间降下了一道铁幕。”
丘吉尔认为，艾森豪威尔应对听任苏联人占领东欧一事负主要责任。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是属不同类型的将军。在丘吉尔看来，这位盟军司令官的坚定但又朴素无华的指挥作风及其随和的性格可能是盟军内部异常和睦的原因，这种和睦是盟军司令部内协作精神的具体表现。仅此一项就为赢得战争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丘吉尔后来估计，如果麦克阿瑟当时任欧洲最高统帅的话，美国就不会无动于衷地看着东欧屈从于苏联的统治。
艾森豪成尔把丘吉尔看作是伟大的领导人。丘吉尔去世后不久，他写道，“通过战时与他的交往，我发现，对他来说整个地球就像是一位智者的操练场地，这位智者可以力图解决海陆空部队部署这样的紧迫问题，而几乎在同一瞬间，又能探索到遥远的未来，仔细考虑参战国在今后和平时期的作用，为他的听众设计着世界的命运。”
这一评论说明他由衷地尊敬丘吉尔。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也有分歧，不过他很少在我们白宫的会议上提到丘吉尔。偶尔有一次提及时，他说，他感到丘吉尔是最难打交道的人之一，因为他对所做的一切都很容易动感情。“他在为自己的看法争辩时甚至会哭起来。”我能想象得出艾森豪威尔坐在老泪纵横的丘吉尔对面时的那副很不自在的模样！
丘吉尔有本事在关键时刻挤出几滴眼泪，或被自己的演说弄得忘乎所以，对此我并不怀疑。但他确是一位容易动感情的人。莫兰勋爵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当丘吉尔得知他可能因为中风而不能继续处于领导地位时，激动得几乎流泪。据他的秘书透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岁月中，当他口授一篇最著名演讲的结尾部分时，如同小孩一样地抽噎着：“我们不能消沉，不能失败，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在法国战斗，在大海大洋上战斗，以不断增强的信心和力量在空中战斗。我们要保卫自己的海岛，不管代价会有多大。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在登陆点战斗，在田野里战斗，在大街上战斗，在山地里战斗。我们永不投降。”
丘吉尔越来越认识到，大战的结束将给英国带来许多新问题，对此他一定是极其焦虑的。但最严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1945年7月25日，丘吉尔参加波茨坦会议后告别斯大林和杜鲁门，飞回伦敦等侯战后首次大选的开票结果。他半夜醒来，觉得肚子一阵刀刺般的剧痛，这是不祥的预兆。选举的结果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丘吉尔，也震撼了整个世界。工党以绝对优势取胜，保守党被撵出了政府。克莱门特·艾德礼当上了英国的新首相。
一旦和平有了保证，有成就的战时领袖便遭到抛弃，这并不罕见。对戴高乐来说也是如此。其原因之一是，造就战时伟大领袖所需要具备的那些品质在和平时期并不一定是人民所需要的。威灵顿、华盛顿以及艾森豪威尔是有成就的军人兼国务活动家，但这只是例外，并不带规律性。
这怎么可能啊？当丘吉尔挨了这一闷棍坐在椅子上思考选举结果的时候，想必要问问自己。他不仅允诺而且带来了胜利，难道这就是他应该得到的报答吗？和以往一样，他用一句俏皮话来掩盖自已的痛楚。当妻子对他说，“这也许会因祸得福呢。”他答道，“这会儿福运看来是全被掩盖住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好是十年之前，丘吉尔在其著作《当代伟人》一书中曾经指出，“最美好的时光消逝得也最快。”
大选带来的耻辱、领悟到大英帝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对美国已取代联合王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一事实的认识，以及在冷战初期维护英美团结的种种困难，所有这一切必定会使丘吉尔在这一时期感到非常不快。有人认为他会就此引退，躺在战时成就的功劳簿上。1947年，当一位作为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去英国的时候，同他交谈过的人中没有一个意料到丘吉尔会重新执政。他毕竟已是七十二岁的人了，而且最近刚得过中风。
但是真正了解丘吉尔的人都不认为他会在屈辱面前低头。相反，他坚持在下院当了六年的反对党领袖，直至1951年10月保守党重新上台，他再次就任首相。甚至在好莱坞影片里，象这样重新当权的故事也象是虚构的。但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虚构的东西，对温斯顿·丘吉尔来说却是真实的生活。
当七十六岁的丘吉尔再次担任首相职务时，人们普遍推测他会比以前更多地把权力委托给别人，同时还推测，丘吉尔在实现了凯旋归政后，就会把权力移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安东尼·艾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要放弃权力是很难的。而对一个老人来说，放弃权力可能就等于放弃生命本身。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丘吉尔最后一次会面的情形是有趣的，当铁托走进屋里时。丘吉尔滑稽地对他吼道：“你可知道，在战争期间我是不喜欢你的。但既然你现住已采取了与俄国人相对立的立场，我觉得比以前喜欢你一点了。”实际上，这两位二次大战的老战士是相处得很好的。
丘吉尔当时已八十开外。终于退出了政坛，他抽的雪茄和饮的酒都被严格限量。精力仍很旺盛的铁托吞云吐雾似地吸着丘吉尔吸的大雪茄，喝着他自己的那份苏格兰威士忌，把丘吉尔的那份也给喝了。丘吉尔若有所思地望着铁托，问道：“你保养得这么年轻有何奥秘？”任何见过铁托的人都能看出，他之所以看上去如此年轻，部分原因是由于染了头发。还没等铁托回答，丘吉尔便说：“我知道是什么了。就是权力，权力能使人保持年轻。”
要丘吉尔自愿放弃权力，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再把退休的日期往后推。起初说他要等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接着便说要等到女王从澳大利亚访问归来，然后又说要等到艾登动肠道大手术完全恢复健康之后，后来又说要等到即将到来的日内瓦会议开完之后。几年过去了，而丘吉尔仍稳稳地固守在唐宁街十号。终于，他不能再无视自己羸弱的身体及同事们的呼声了，他自我解嘲地说：“我很快就得退休了，安东尼不会长生不老的。”他于1955年4月5日辞职。
莎士比亚曾经写道：“有的人生来就是伟大的，有的人是经过奋斗达到伟大的，还有的人的伟大是别人硬捧出来的。”从温斯顿·丘吉尔漫长的一生和他的事业中，可以看到这三者兼而有之的事例。有的领导人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有的则利用权力自行其是，丘吉尔与他们不一样。他谋求权力，是由于确实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善于掌权。丘吉尔相信，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人有这样的能力、品格和气魄去处理当时的重大危机。丘吉尔是对的。
他的判断能力很强。能正确处理自己为之奋斗的大部分事情。而且，当1940年他的祖国终于需要非他莫有的经验与领导时，他幸好由于长寿仍然健在。
在关于丘吉尔生活及其时代的数十本好书中，有一本艾赛亚·伯林所著的三十九页的小册子。在该书的最后一段，有一小节对丘吉尔作了最精辟的描写：“他是一位高于生活的人，比普通人伟大，而且更质朴，是他这一时代的历史巨人。他胆略过人，坚强而又富于想象力，是本民族产生的两个最伟大实践家之一。他的演说才能令人惊叹。他挽救了祖国，使之免于沦亡，他是一位既存在于现实生活、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神活般的英雄，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