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百年前上海法租界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心中涌起历史的辛酸。
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庸文化无法发挥优势，除了维系一个泱泱大国和一脉相承的文化，积淀下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负面的东西。保守、褊狭、落后、腐败、无知而又盲目自尊，积贫积弱，积重难返。中庸失去了“强矫”的本质，成为低俗化的庸人哲学和历史的笑柄。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灾、战乱、贫穷，中国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国人生存环境之艰难，生命之没有保障，在世界上恐怕是少有的。然而，中华民族又是最有血气的民族，“女娲补天”、“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孔子中庸的基本元素。因此，中庸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呈现出复杂的情形：既有中庸文化的劣质与沉沦，又有对中庸文化的否定与排斥，更有对中庸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一）中庸在大多数人那里，沉沦为自我保护的消极心理机制
人在困境中总得活下去，中庸本来具有“适生”的性质。作为理性文化，中庸是仁心仁德仁爱的自然而然的发挥，人生艺术的完美统一；作为困境中的消极选择，它可以是一种被动的自我保护机制，表现为全生保命、安贫乐贱。
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在《中国民族性》一书中，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心理层有绝妙的描述。他说：中国人对待人生，对待人际关系，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都比较规范，有一套处世哲学，委婉、幽默、乐观、达理、重人际和睦、善顺乎自然，同时又好用心机、捉弄世道、冷眼相看、取乐于世，如此等等。中国人这样一些性格特点，看上去好似不相容，但这后一种特点正是前一种的补充，特别是在长期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的情况下，这后一种性格是摆脱困境、自我保存的一种方式，一种心理投射。因此，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优点和劣点常常分不开，委婉与虚伪、幽默与狡猾、长乐与知足、微笑与心机、拔刀相助与冷眼旁观等等，都以微妙的形式结合起来，性格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这种性格表现，从正面看，说明中国人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在任何处境下顽强地生活下去，并绵延不绝；从负面看，那就是半殖民地文化的劣根性。
（二）中庸在“新文化派”那里，成了全盘否定而被排斥的东西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围绕“救亡图存”，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如文化启蒙和实学思潮，洋务运动和实业救国思潮，维新变法和西方民主政治思潮，新文化运动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潮，教育救国和素质教育思潮，妇女解放、移风易俗和反迷信思潮，世界大同和社会主义思潮等等。特别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以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批判封建思想，宣传科学与民主。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其必然性，它是1840年以来“爱国救亡”和“文化启蒙”运动的积累与深入。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五四运动以狂飙突进之势，争民主，扫皇权。
在“打倒孔家店”的怒吼中，中庸也被当作封建主义腐朽文化批判和唾弃。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以中庸为批判对象的文章和讲话可以出一本厚厚的文集。夏丏尊先生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1922年5月，他写了《并存和折中》一文，读其中一些片断可知当时情形。夏先生说：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和习惯，凡遇正反对的东西，都把他并存破灭，或折中起来，意味的有无是不管的。这种怪异的情形，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随在发见。
已经有警察了，敲更的更夫依旧在城市存在，地保也仍在各乡镇存在。已经用白话文了，有的学校同时还教着古文。已经改了阳历了，阴历还在那里被人沿用。已经国体共和了，皇帝还依然坐在北京……这就是所谓并存。
如果能“并行而不悖”原也不妨。但上面这样的并存，其实都是悖的。中国人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掩饰其悖，使人看了好象是不悖的。这方法是什么？就是“巧立名目”。
有了警察以后，地保就改名“乡警”了；行了阳历以后，阴历就名叫“夏正”了；改编新军以后，旧式的防营叫做“警备队”了，明明是一妻一妾，也可以用什么叫做“两头大”的名目来并存；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实在滑稽万分。现在的督军制度，不就是以前的驻防吗？总统不就是以前的皇帝吗？都不是在那里借了巧立的名目，来与“民国”并存的吗？以彼例此，我们实在不能不怀疑了！
至于折中的现象，也到处都是。中医生用一味冷药，必须再用一味热药来防止太冷，发辫剪去了，有许多人还把辫子底根盘留着，以为全体剪去也不好；除少数的都会的妇女外，乡间做母亲的有许多还用“太小不好，太大也不好”的态度，替女儿缠成不大不小的中脚。“某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不新不旧”也和“不丰不俭”“不亢不卑”……一样，是一般人们的理想！“于自由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这是中国式的公文格调！“不可太信，不可不信”，这是中国人的信仰态度！
讨价一千，还价五百，不成的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不但买卖上如此，到处都可用为公式。什么“妥协”，什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
在这并存和折中主义跋扈的中国，是难有彻底的改革，长足的进步的希望的。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后，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了五色旗以外，有什么大分别？迁就复迁就，调停复调停，新的不成，旧的不成，即使再经过多少年月，恐怕也不能显著地改易这老大国家的面目吧！
我们不能不诅咒古来“不为已甚”的教训了！我们要劝国民吃一服“极端”的毒药，来振起这祖先传下来的宿疾！我们要拜托国内军阀：你们如果是要作孽的，务须快作，务须作得再厉害一点！你们如果是卑怯的，务须再卑怯一点！我们要恳求国内的政客：你们的“政治”应该极端才好！要制宪吗？索性制完！要联省自治吗？索性联省自治！要复辟吗？复辟也可以！要卖国吗？爽爽快快地卖国就是了！我们希望我国军阀中，有拿破仑那样的人；我们希望我国“政治家”中有梅特涅那样的人。辛亥式的革命，袁世凯式的帝制，张勋式的复辟，南北式的战争，忽而国民大会，忽而人民制宪，忽而联省自治等类不死不活不痛不痒的方子，愈使中华民国的毛病陷入慢性。我们对于最近的奉直战争，原希望有一面倒灭的，不料结果仍是一个并存的局面，仍是一个折中的覆辙！
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认执拗不化的人为痴呆，以模棱两可、不为己甚的人为聪明。中国人实在比一切别国的人来得聪明！同是圣人，中国的孔子比印度弃国出家的释迦聪明得多，比犹太的为门徒卖身受磔刑的耶稣也聪明得多哩！至于现在，国民比聪明的孔子更聪明了！
我希望中国有痴呆的人出现！没有释迦、耶稣有等类的太痴呆也可以，至少像托尔斯泰、易卜生等类的小痴呆是要几个的！现在把痴呆的易卜生的呆话，来介绍给聪明的同胞们吧：“不完全，则宁无！”
——夏丏尊先生的观点和态度，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其是非曲直，今天看来已经很清楚了。中庸文化在历史的歧途中确实积淀了一些腐败的东西，应该受到清算。但旧中国的痼疾，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互勾结，势力强大，是人民没有觉悟，没有组织。如何启发人民觉悟，把人民组织起来呢？这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抛弃民族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东西，继承发扬其中好的东西。这是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问题，是顺民意得民心的问题。离开中国的现实，一句“不完全，则宁无！”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五四青年流行的幼稚与浮躁。幼稚与浮躁，几乎是五四文化的通病，孙伏园要“杀死自然”，甚至郭沫若也要做“吞下宇宙的天狗”。这固然是对个性的张扬，却缺乏潜在务实的科学精神。与这种情况比起来，鲁迅先生则务实得多。
面对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新旧军阀残酷杀戮革命人民，鲁迅曾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是豺狼当道的旧中国，“豺狼”穷凶极恶，不然，怎么称为豺狼呢？所以鲁迅主张革命人民也要缓行“费厄”。注意！鲁迅说的是“缓行”，而不是“永远不行”。至于目前，则要“以直报怨”，“痛打落水狗”。可见，在政治上实行“费厄”式的中庸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例如法制，例如社会文明水平。
其实，中庸之“和”是建立在“力”平衡的基础上的，是否能“和”，有什么形式的“和”，要看双方力的作用状况。中庸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鲁迅反对无条件地实行中庸，并非否定中庸。
其实，妥协也好，谈判也好，调停也好，都是表面现象，背后是矛盾双方力量的消长。在旧中国，如果不能用“中和”的思想和方法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是不可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建立新中国的。
（三）中庸在远见卓识的革命家那里是“中国式革命”的智慧源泉
“中国式革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一个亮点，是东方的曙光。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健儿，但他不是幼稚与浮躁之人。他是在传统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根基上，在“潜在务实”的深刻反省中，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的基础上，接受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和周围的青年人比，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处事稳妥、不走极端、思想激进、步伐稳健。当周围的革命青年在争论如何改造中国的时候，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也借鉴了包括中庸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曾潜心研究《周易》。当人们高喊“打倒孔家店”，毛泽东在痛斥“三纲”罪恶的同时认为“孔孟有部分真理”。无论是倔强调皮的青少年毛泽东，还是叱咤风云的中老年毛泽东，都立足中国文化，身上都有一种中智庸强的精神，用《中庸》的话说，就是“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不倚，强哉矫……至死不变，强哉矫！”无论学习还是革命事业，他都推崇愚公移山精神。从1939年2月20日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可知他的“路线”思维和“路线斗争”智慧得益于《中庸》的“过犹不及”。毛泽东用“两点论”分析事物，用“三分法”解决问题。他认为群众“两头小，中间大”，他最肯在“中间派”、“中间地带”和“中”哲学上动脑筋。例如，在土地革命中，他制定了“团结中农”的政策，把中间派团结到自己方面来。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的“中间地带”。上世纪70年代，为了反对苏联、美国的霸权主义，他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此是后话。毛泽东有一个“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后发制人”，“林冲棒打洪教头”等是毛泽东的战斗风格。这种思维模式不仅表现在他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之中，还表现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作风之中。他“柔中有刚”，“文而兼武”，他“有张有弛、劳逸结合”，他是一个最会工作也是最会休息的人……这一切都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庸元典精神。毛泽东说：“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这应该是他的人生体验。
对于毛泽东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人生中起定向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那里，既有政治功能，又有文化功能。但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他是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巨人，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借鉴、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用的东西。
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的人可以追溯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近代思想家。这些人继承了《易》、《庸》多元、开放的文化观并发展了其“实学”的一面。黄宗羲提倡“殊途百虑之学”（《明儒学案》），顾炎武说：“吾人不当徒言允执厥中，而置四海困穷于不顾”，“欲从天下国家之万事万物而学之”。王夫之主张“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争”（《周易外传·未济传》）。他们发展了《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传统，从哲学上提出“实事求是”的命题，开现代“实学”之先河。
对毛泽东有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还有曾国藩。曾国藩认为：“中则治，偏则乱。”主张“刚柔互用”，“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这些都是中庸之道的精髓。曾国藩的文化思想深刻的影响了湖湘士风，也影响了杨昌济和毛泽东。
杨昌济，毛泽东的老师，这位学贯中西的通儒，视人格独立为人生第一要义，其人格是“情理兼综”的“全自我”，且极重实践和社会合作，强调真精神，真心做事，实意做人，尤重于意志品质锻炼。在“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上，当时文化界有“西学派”和“国粹派”之争。杨昌济既不同意西学派，也不同意国粹派。他说：“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湖南出版社，1980）这种从研究国情出发，对国学与西学实事求是地予以抉择的“执两用中”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客观清醒的认识。这是杨昌济以浓厚的国学功底留学西方十年后形成的真知灼见。这种国学功底是中庸的真谛。虽然杨昌济在潮流激湍中，被认为折中调和之人而不大引人注目，但他以这种文化思想教授学生，培养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