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又名老聃。生于公元前571年，比孔子大20岁，他做过周守藏室官吏，守藏室内历史文献资料甚多，所以老子精通历史和周礼，他活了相当大的岁数，司马迁说他在160岁以上，这不大可能，林语堂认为他超过90岁，这似乎可信。他的唯一著作是《老子》，又称《道德经》。
老子和孔子有师承关系。老子是孔子的老师。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25岁之前曾面见老子，拜他为老师，向他请教“礼”的事情。年轻的孔子看到当时“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一心要恢复西周初年泱泱大国的“礼治”风范，他要做“礼”方面的事业家。《孔子世家》说他17岁就带着身边的青少年演习他所知道的周礼。
老子虽然精通周礼，但对“礼”本身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天地”、“自然”之道。他认为只有体悟到自然之“道”，就能秉要知本；相反，离开道去求仁、求义、求德、求礼甚至求刑法，求强兵，都是舍本逐末的事情。他说，人们往往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总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而不能从“道法自然”这一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总不能有长效，即使讲用兵，也要讲赏罚分明，讲仁义之师，讲军礼军法，讲替天行道等。这个“兵”也才能用好。老子的“道”颇有点“纲带目张”的味道。
对孔子前来学礼，老子自然讲了上面这番道理，无奈孔子太执著，老子也只得满足他的愿望。从二人分别时的情形看，他们相处得很好。
分别时，老子向这位有志向、有才华的年轻人送了几句箴言：“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老子的意思是，你在乱世恢复周礼，这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事，在做法上不能走极端，不能为此去“发人之恶”、“议人之非”，否则你就“危其身”，“近于死”。老子告诫他作为“儿子”作为“臣子”，在这个权谋当道的社会中，如何趋利避害。从后来孔子恓恓惶惶不得志的情况看，老子是有预见的。老子这一番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孔子也谨记在心。
老子是当时思想界的权威，这从孔子用“其犹龙乎！”的赞语谈论老子可知。孔子晚年在建立自己的“中庸之道”时应该多少受到老子“阴阳”、“度数”、“中和”、“无咎”思想的一些影响。例如，他的“礼学”和“仁学”就贯彻了“中和”思想；鲁庙中，他的“欹器以满覆”议论也与老子“盈消虚长”的思想一致。老子的后继者庄子在《庄子》一书中，记孔子与老子的对话有四五十处之多。在这些对话中，老子总以长者、智者的身份和口吻教诲孔子。当然，这是寓言，不必信以为真，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思想交锋的实质。在这种交锋中，儒家肯定吸取了道家的思想。
《老子》一书规定了“道法自然”的客观视角和认知取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老子和道家之“道”，是“天地之道”，是人在效法自然的过程中体验到的“天地之道”。《黄帝内经·素问》说：“在天为玄，在地为化，在人为道。”老子和道家的“道”，是体现“天玄”、“地化”的那些东西。《老子》七十七章说：“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里的“天之道”，是道家之“道”，是“道法自然”之“道”。大自然有一条平衡律或中和律，是“损有余而益不足”，或者说“盈消虚长”。而不曾效法“天地之道”的“人之道”，往往与天道相悖。这里的“人之道”主要指人欲之私和“人心不足”。社会财富有限，“人心不足”的结果必然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人心惟危”，是人性中不中不和的一面，是人性的弱点。
信仰“损有余而益不足”和“盈消虚长”的“天之道”，必然主张“中和”。“中和”是中庸的核心思想，将这一思想明确下来的是老子。
《老子》一书中有“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著名命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说得太多了！说多了会妨碍对事物的度数的判断，与其如此，不如默而守中。
要理解这句话，一要知道什么是老子所说的“数”，二要知道为什么“多言数穷”。
《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因“未得道”而向老子诉说：“吾求之度数，五年而未得；吾求之阴阳，十有二年未得。”老庄有继承关系。庄子所言的“度数”，就是老子的“数”。王夫之《庄子解》（卷三十三）这样解释：“天地人物之化，其阴其阳，其度其数……有定无定，变与不变，皆有其极，而为其大常，皆自然也。”但王夫之并未讲清什么是“度数”，所以王敔在增注中引方以智的话说：“盖‘数’自有‘度’……数为藏本末之机，而‘数’中之‘度’，乃统本末之适节，道之龠也。”
原来“度数”是影响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数量质量关系。在一定的限度内，事物保持常态，超过了限度，事物的性质就变了。所以我们常说“要心中有数”。在今天这个科学发达的时代，科学家可以用数字来描写这个世界，所以有“数字电视”“数字世界”等等。在老子那个科学落后的时代，要感受事物的“度数”，老子认为要“虚心体道”、“道法自然”。而语言这个东西，它表述的是个人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庄子·秋水》篇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语言的局限性不止此。例如在逻辑学中，就有语言歧义和名词模糊引起的谬误，有以权威为据的谬误和交相强调的谬误等等。游说，就是设法激起人的不平之气。心气不平就会妨碍对事物度数的判断而走向极端，所以日常语言可以妨碍我们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老子》一书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无形无名，不可道，不可名，你硬要多说，必然“多言数穷”。与其如此，还不如融入事物，虚心体道。
老子的“中”与“和”是与“阴阳”联系在一起的，是阴阳二气变化的动态过程。《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背靠阴而面朝阳，将阴阳二气在自己身上和合。“冲气以为和”，指阴阳交冲而形成的和谐状态，冲，相搏而“中”。冲，就是中，是动态过程里的中。这是阴阳和谐论，一种动态的平衡（超平衡）。
老子把“中和”作为大自然的根本法则。他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知道“和”就懂得宇宙恒常的法则，懂得这一法则就是明白人。又说：“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老子》十六章）老子把“中和”作为趋吉避凶、高明、广大、悠久的人生道理，其作用是“和光，同尘，挫锐，解纷”。
《老子》一书中有许多中庸之道的人生哲理。例如，“企（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老子》二十四章）“知止可以不殆”（《老子》三十二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这些都是告诫人们人生要惜福，生活要知足。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二十章）“玄德”就是天德。这是告诫人们要谦让。
“圣人自知不自现，自爱不自贵。”（《老子》七十二章）“不自现”，是不人前炫耀，“不自贵”，是不高人一等。
“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五十八章）做人要“方”、“廉”、“直”、“光”，但不宜太过，必须以“不割”、“不刿”、“不肆”、“不耀”来泄其过。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三十一章）“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一章）“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这是说：危害人类的极端分子，不会有好下场。
道家的“得一”，是说人要执守中道。《老子》对此也多有论述。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老子》三十九章）这里讲的“一”就是道。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七十三章）对这段话，林语堂的译文是：天之道是不争攘而善于得胜，不言语而善于回应，不召唤而万物自归，宽缓无心而善万物筹策。这就好像一面广大无边的天网一样，它虽然是稀疏的，却没有一样东西会从中漏失。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老子》六十二章）这是说：道是万物存在的奥妙。善人固然以它为宝，不肯须臾离它，就连恶人也需要它的保护。这好比法律上“正当防卫”，依法惩恶，对恶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吗？不可以，也不允许制裁过当。因为不允许过当，也保护了“罪犯和嫌疑人”的正当权益，所谓“不善人之所保”。
《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渊”，（《老子》三十六章）又说：“不失其所者久。”（《老子》三十三章）非所据而据身必危。故《管子》有“不处不可久”之语。老子很重视生存的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重道。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讲的道是指：相反相成，处虚无，柔弱胜刚强。什么是“弱”？弱就是“下”、“贱”、“虚无”。
《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有生有死，有显有灭，但都无法看到显、灭的途径，这就叫“天门”。“天门”便是“无形”。
老子的哲学是“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水”是老子的哲学意象。他说：“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御”，（《老子》七十七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水能处卑下，无成势，无常形，随环境变化，最能包容顺应，一旦处一定势位，它也最有力量。水有至柔至刚的德性。
老子的后继者庄子发挥了“体道”的思想，他说：冉相氏执守中道，随物自成，与物混同……他虽与万物化合，却仍守着纯一的道体。他知道，道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未曾离开它片刻。一个有意效法自然的人，终必失败，走向追逐万物的道路；一个没有自然人为观念的人，没有开始和结束的观念，他混迹世间，随波浮沉，而德性却未败坏。这是因为他无心合道却能与道同体的缘故。（《庄子》杂篇二十五章《则阳》）
道家的中道，是“与物混同”，“与道同体”，是融合。一个游离于天地万物之外的人，即使刻意效法自然，也与“人为”没有区别，必将败坏“中和”的德性，并走向失败。
这一思想在《庄子》杂篇二十三章《庚桑楚》表述为“任自然”。一个“任”字，强调了反对人为，顺应自然的主张。《庄子》外篇第十五章《刻意》篇提出“生随自然，死随万物”，“有了感触而后接应，外物逼来而后周旋”，这是与外物融为一体的自然而然的过程。
对于“无可奈何”的事情，例如人的生死存亡，只能视之为“事之变，命之行”而“安之若命”，不必为之烦恼，以之实现内心的和谐与宁静，进入“与物为春”的境界。道家“中和”的文化心态更具有客观性和自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