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东方文化最古老的元典，是中国哲人智慧的主要源头。《周易》成书，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一，伏羲作八卦，乃《周易》肇始阶段。
第二，夏朝人、商朝人将伏羲八卦用于卜筮，并积累了大量卜筮之辞作为卦辞和爻辞，与卦画结合起来，形成所谓“连山”和“归藏”两种“易”。
夏朝有比伏羲时代高的文明水平，他们开始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描述事物关系的复杂性，他们对四季和物候有较明确的认识，发明了“夏小正”的历法。同时，夏朝人，特别是后来商朝人信鬼重卜。部落迁徙或战争这类大事必须通过卜筮定其吉凶再作决策。《尚书·盘庚》以迁都不用卜，人民咨怨，故曰：“未敢违卜用。”殷墟出土甲骨文大多占卜文字，可见当时卜筮风气之盛。“八卦”的抽象性，使它可以用作卜筮工具。在卜筮过程中，那些祈愿之辞，所谓“灵验”了的事情，或某些有象征意义的大事件，甚至当时的格言、俚语，都积淀为卦辞、爻辞。汉代学者桓谭在《太平御览》中说：“连山”8万言，“归藏”精选后有4300言。
第三，周文王（据说还包括姜太公和周公旦）在“连山”“归藏”这类“易经”的基础上，演绎为“周易”：从“两仪”、“四象”到“八卦”；八卦“重卦”为64卦。所谓“重卦”，就是将“八卦”与“八卦”中的每一卦组合得到64种不同组合，这是更大更复杂的可能世界，小系统套大系统，大系统套更大的系统，这是更高水平的理性思维。同时，他们对卦名、卦辞、爻辞进行了筛选、补充和完善。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
周文王的64卦据说与人的遗传基因（DNA）排列组合相符，有人叹为奇迹。64卦囊括了各种可能世界，当然也包括体现人类复杂的个体性的基因，这或许是来自周文王对天人之道的特殊感悟。64卦及其卦名体现了一种大系统的辩证思维，乾与坤、否与泰、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等，有对立统一的关系；系统以“未济”而终，周而复始，体现了中国人的圜道思维。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些重要思想都可以从周文王演绎的《周易》中看到端绪，如大系统思想，系统中的对立统一、矛盾转化的思想，朝乾夕惕、居安思危、自强不息的思想，扩大同人、克服困难、先否后泰的思想等。
《周易》自文王始，成了周代直至春秋时期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鲁国这样的文化之邦。《左传》记昭公二年，晋韩起适鲁，观书于鲁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文所以王也。”韩起可谓有识之士，他看出了文王《周易》中有值得提倡的精神倾向和政治心理，将其作为指导原理可以“王”天下。然而，《周易》文字苟简，主要是符号系统，难于独立使用。《左传》、《国语》等先秦史书引用《周易》有二十多处，大多仍用于占卜。例如《左传》载，昭公元年，秦国巫医评晋平公疾病，以为“疾不可为，是谓近女室，疾如蛊”，其结论是从《周易·蛊卦》“女感男，风（风是八卦所指的一个系统）落山，谓之蛊”之卦象得来的。《周易》作为判断事物的指导原理，常被生搬硬套，随意使用。所以，思想家孔子在谈到使用《周易》时特别强调“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但要做到“不占”，其卦爻之辞必须像公理、格言一样具有独立意义，必须突破《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的神秘形式，赋予理性思想的新内容、新系统。这种文化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晚年孔子的身上。
第四，孔子晚年学《易》，涵化了老子和道家思想，作《彖》、《象》四篇，继而，孔门弟子子弓和子思等作《系辞传》两篇及《文言》，又有后来的依托附益者（实际上也是儒家学派的人）作《说卦》、《序卦》和《杂卦》三篇。这十篇阐释《周易》并赋予《周易》理性内容的文字，统称为“十翼”，又称《易传》。以上历史事实在《史记》和《论语》中都有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此语在《论语·述而》中稍有不同，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虽然两书细节上有出入，但不同场合用词不同，反过来证明事情真实。
可见，《易传》主要出自孔子及儒家之手。《周易》有了《易传》，卜筮之易变为论哲理、切人事的“人文易”。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以易为首，这个“易”就是既包含了原始《易经》，又包含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易传》的《周易》。
《易经》是讲人事休咎之书，不过它是与卜筮结合在一起的。经孔子和儒门阐释赞修的《周易》，仍然讲人事的吉凶休咎，不过它是以理性的方式而非占卜的方式来讲的。所以追求“无咎”、“无过”、“吉祥”、“亨通”、“趋利避害”始终是问题的核心。《周易》64卦，分上经、下经。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事。其排列独具匠心，每一卦之后，紧随其后的是性质相反的卦，如泰卦之后是否（丕）卦，63是“既济”卦，64（最后一卦）是“未济”卦。“既济”是成功，“未济”是新的开始。冯友兰认为这种排列顺序有如下含义：一是宇宙中的一切，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其变化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周而复始的链条；二是物极必反，演变中每个事物都包括自己的否定；三是在演化过程中，正如《序卦传》所言：“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易传》是怎样解释《易经》含义的呢？以泰卦为例。
泰卦，易经的卦辞是“小往大来，吉，亨”。这是对泰卦总体性质的描述，但语言苟简，只知道吉祥亨通，大约是个好卦，究竟指什么并不清楚。
孔子的《彖传》有这样一段解释：“‘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孔子的意思是，根据卦体，坤卦在上，乾卦在下，乾为天，坤为地，地在天上，为地气上达于天之象，故曰“天地交而万物通”，移之人事，则是“上下交而志同矣”。——象征一个人得天时、地利、人和，处通泰之运。上卦为往，下卦为来，乾天为大，坤地为小。故曰“小往大来”。上卦为外，下卦为内，乾，劲健也，像君子；坤，柔顺也，像小人，故曰“内君子而外小人”。这里的“小人”指柔顺平凡。因通泰之运，故“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泰卦用来指好的运道，也可以指君子型的人格的修养。否卦则与此相反。
自然界和社会界的演化过程本身提供了当事人面对的形势或遭遇，这是一个人难以回避的。例如“解放前”和“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以及今日之小康社会……64卦以乾坤，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象征人的大遭遇。除了所处的大形势，每个人还有自己的处境与角色。所以孔子在《易经》中解释“卦”的内部结构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材而两用之，故六画而成卦。”每卦“六画”中包含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从下往上有“初”“二”“三”“四”“五”“六”六位。初、三、五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位”中的画（）称“爻”，阴爻为“六”，阳爻为“九”。
例如《蒙》卦的六爻分别称初六、九二、六三、六四、六五、上九。凡以阳爻居阳位或以阴爻居阴位，称为“当位”或“得正”，反之，称为“不当位”和“失正”。在爻与爻、位与位的关系上，无论是内卦还是外卦，在上中下三爻的关系中，以居中为善：“二”是内卦的中位，“五”是外卦的中位。所以，《易传·系辞下》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在二三四五爻位中，“二多誉”，“五多功”，它们是优位。
64卦本身象征人事的遭遇，而卦中的势位的“中正”与否，进一步象征人的处境与角色的关系，阴阳不得其位，象征人不称其职，或者事不当其位。人的处境和角色有时不能由自己决定，但在这个位置上，如何待人处事的态度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位的“中正”与“吉凶”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而且主观的自觉的努力，可以趋利避害。总之，《周易》是一个系统，它在系统中讲“中”，讲“正”，讲吉凶。
以乾卦为例，自下而上，六爻的爻辞是：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乾卦是干大事业之卦，是“龙德”之卦，但人生要干成一番大事业，必须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阶段每一时期的表现（德性）都要和所处的势位相合，才能吉祥亨通，一步步成长。乾卦六爻之辞虽然苟简，仍可隐约感受到它对人生态度的指示。
上卦和下卦可视为两个阶段，下卦是低级阶段，上卦是高级阶段。以从政为例，如果说省级以下的干部为低级阶段，那么进入中央和核心层就是高级阶段。无论下卦和上卦，在上中下三爻能象征的三个位置或处境中，均以中爻为优位，就是说，下卦“九二”为优位，上卦以“九五”为优位，故有在这两个位置上都有“利见大人”。
再有本事的人，在“初九”——事业开始时，也不过是一条“潜龙”，只能加强学养，待时而动，切不可自用自专。“九二”阶段，已经干出了成绩，有了事业和群众基础，可以再接再厉，故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意味着到了低级阶段的最高位置，上下都看着你，故要“朝乾夕惕”，既要进取又要谨慎，才能无咎。“九四”处上卦的最低位，下面脱离了基层，上面对你的要求也不会太高，你完全可以用“鲤鱼跳龙门”那样的方式去行动，故曰：“或跃在渊，无咎。”“九五”则意味着到了高层，可以施展雄图伟业，故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至于“上九”势位已到极点，如无“圣人之德”，可谓高而危。在态度上亢奋蛮横不可一世，则必然“亢龙有悔”，乃至后悔莫及。孔子的解释，既符合卦的系统，又切近事理。
孔子学“易”，“韦编三绝”（装订《易经》的牛筋都翻断了三次），说明他下过几年苦工夫。因此，孔子能较为客观地体悟《易经》中的蕴含的思想与理念，并能在《易传》中准确地阐发出来，使得“64卦”、“易经”、“易传”（合称《周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了东方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元典。例如，他对上面乾卦九六爻辞“亢龙有悔”《易经·文言》有一段话予以阐释：
“亢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这种阐释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和道德意义，与卦体、卦爻之辞结合成一体，成为指导人生的经典。
阴阳，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周易》的主体概念。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这种变化的动因是阴阳“相感”“相摩”、“相荡”而造成的“刚柔相推”，表现为盈消虚长、终始相生的一环之象，就像地球绕太阳公转和自转所造成的地球上的物候和春夏秋冬四季变化。
就体例而言，《周易》一书可用“三材两用而备于中”一语来概括。“三材”（三才）指天道、地道、人道；“两用”指天道之阴阳，地道之刚柔，人道之仁义。《易》兼三才之道，而人道居中。“仰观俯察”，得天地自然之道，以之为据，“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三位一体”的人道主义，是从自然文明中渗透出来的人道主义，所谓“易与天地准”。
“中”是《周易》中的主导思想。《周易》从“素其位”讲“守中”，讲无过无不及，它不仅重视人事遭遇的本身，而且重视个人在整体中的势位。“备于中”是《周易》的要领。“备于中”，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指六爻内部的“正位相交”。这种“正位相交”，不仅指个体与大环境的和谐，也指主观与客观的和谐。
正因为如此，《易传》中频繁地提到“中”。例如《系辞下》说：“柔之为道也，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柔的影响力小，过柔“不利”，要“无咎”，必须柔中有刚（“柔中”）。《文言》赞乾卦九三爻辞：“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当事人只有实行中道，才能去危而“无咎”。
由此可见，易理就是中庸之理。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在《中国民族性》一书中说，《周易》的全线是阴和阳、乾和坤、刚和柔等两极相交的中庸之道。行而无过无不及，位而不偏不倚；通篇在讲庸言庸行之道之理，《乾第一》就提出“庸言之信，庸言之谨”。
对《周易》与中庸的关系，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中庸以《周易》为宗；《周易》以中庸为用。
为什么孔子晚年赞修《易传》同时发现中庸之道？为什么中国文化史上《易》《庸》并提？就是因为《易》、《庸》都以“中和”为大本，都是追求“天地位”万物育“人和兴旺”。《中庸》说：“小德川流，大德孰化”；《周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系辞下传》）《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周易》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异物，万国咸宁。”（《乾卦·彖辞》）
两书宗旨相同，目标相同，只是角度不同，一从“三才两用”讲“免过”、“无咎”，一从“日用常行”讲如何才能“免过无咎”。它们都在为人生事业的安全发达提供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