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字少伯，楚国人，越王勾践的重要谋臣。他曾协助勾践抵御吴国，越国失败后，随勾践赴吴为质数年，灵活地应付了在吴国的各种复杂情况。回国后他帮助勾践砺志复仇、刻苦图强，经过战略上的全面准备，终于使越国灭亡吴国，创建了霸业。后来，他洞察到了越王机险阴狠的为人品格，遂辞别越王，遁入五湖（太湖流域一带的湖泊），不久，使人载取妻子，游入齐国，称鸱夷子皮，仕为上卿。其后又弃官隐于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自号陶朱公，以经商致富，据传他曾写有《致富奇书》。勾践在范蠡离越而去后追之不及，因念其大功，使工匠在自己的座侧铸范蠡铜像以志纪念。
范蠡的政治活动是在越国，辅佐越王反亡为霸、转衰为兴，构成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全部内容。从《左传》上看，范蠡首先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他以自己简约深邃的理论指导了越国战略策略的制定，并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将其身体力行，越国霸业的创建显示了他作为春秋末年政治理论人物的特色。
顺应“天时。”
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范蠡非常重视客观环境和外部条件的作用，甚至将其看成是政治行为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主张“随时以行事”，“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他反对背离客观实际的任意妄为，提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认为“争者，事之末也”。把违背天时的主观用事看成是不好的行为。越王勾践即位后，与他商议伐吴之事，他根据自己应天顺时的思想，提出了如下的治国理论：“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他首先认为保守成业应该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从而持盈保泰，他反对勾践不顾客观情况而伐吴，勾践未听他的劝谏，兴师战吴，败于会稽。勾践在丧败之余召他商议，他这次着重强调了“定倾者与人”，认为安定国家，免除危难必须取得人心，人道好谦，倾危之中，应当“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提出了向吴国卑词乞和、以身为质的策略方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向勾践提出向吴王尝粪诊疾，以取欢心的建议。勾践去吴三年回到越国，与范蠡商议复仇之策，范蠡这次着重强调了“节事者与地”的思想，认为成事应当法地，地有包容万物的全面性，在万物的自然发展中成其功利。他主张越国应当等待天时的变化，如果“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后来，勾践一度急于伐吴复仇，范蠡劝谏说：“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他认为伐吴的时机尚未成熟，劝勾践说：“夫吴，君王之吴也，王若蚤图之，其事又将未可知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向勾践提出了修兵练武的主张。
范蠡特别强调政治行为应从客观情况出发，顺时应天，以此“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主张将人的能动性与客观实际相配合，以取得事情的成功。但总的来讲，范蠡的思想理论特别注重对客观实际的遵从，他认为客观环境具有不断变化的必然趋势，“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人只有等待客观环境变化到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条件下积极努力，事情才能成功。
范蠡将自己应天顺时的思想用于军事斗争，制定了待时击敌的策略，勾践伐吴报仇时，两军对阵，吴国出兵挑战，范蠡力劝勾践勿战，以等待战机。他解释说：“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必顺天道，周旋无穷。今其来也，刚强而力疾，王姑待之。”他提出了天地万物赢缩转化的观点，认为敌军刚来，锐气正盛，应等其刚阳之气耗尽后以兵攻之。
范蠡应天顺时的思想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消极等待，其中包含了在成熟时机下的积极进取。他认为：“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他将这种思想用之于对吴国的最后处理。吴国战败后，派人向越国乞降请和，欲效法昔日越对吴的故事，勾践起先准备许诺，范蠡劝谏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他认为办事应以天时为功用，不应违背天时而自遭惩罚，并提醒越王要防止吴国像越国一样由衰转盛，主张乘时灭掉吴国，勿使再兴。越王同意他的见解，但又觉得不好推却吴国的使者，于是范蠡出面对吴使说：“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以上均引自《国语·越语下》）他认为客观情况如果具备了胜敌灭敌的条件，就应当抓住时机，消时是一个赢缩转化、阴阳互变的运动过程，人应该辨清形势，努力不怠，在情况不利的时候尽其阴柔，耐心等待，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积极努力，争取成功。根据这种思想，他向越王提出过治理国事的三条原则，提出过待机击敌的军事策略和灭掉吴国的主张，对越国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忠且不愚
范蠡是春秋末期出色的政治家，他受到过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很有智谋，在辅佐越王的实践中，真正做到了忠与智的统一。
勾践赴吴为质前，非常伤感，范蠡前去劝勉说：“臣闻‘居不幽者志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古之圣贤，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岂独君王哉？”（第八十回）勉励勾践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不利的遭遇。勾践临行前，他又对越国诸臣讲：“吾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国之忧，臣吴之辱，以吾浙东之士，岂无一二豪杰，与主上分忧辱者乎？”激励诸臣为越国的事业奋斗到底。范蠡随勾践去吴期间，他朝夕侍于君侧，寸步不离，有时越王与夫人坐于马厩之旁，他执鞭立于其侧，君臣之礼不去，连吴王夫差也感动地说：“彼越王不过小国之君，范蠡不过一介之士，虽在穷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寡人心甚敬之。”（第八十回）有一次，夫差召勾践入见，勾践跪伏于前，范蠡立于后，夫差对范螽说：“寡人闻‘哲妇不嫁破亡之家，名贤不宦灭绝之国’。今勾践无道，国已将亡，子君臣并为奴仆，羁囚一室，岂不鄙乎？寡人欲赦子之罪，子能改过自新，弃越归吴，寡人必当重用，去忧患而取富贵，子意何如？”夫差以富贵为诱饵，对范蠡公开劝降，范蠡稽首对答说：“臣闻亡国除，出给趋走，臣愿足矣。尚敢望富贵哉？”（第八十回）他在夫差面前承担了败国责任，实行自我贬损，以此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吴王的劝降。夫差见他不降吴，很不高兴地对他说：“子既不移其志，可仍归石室。”范蠡回答：“谨如君命。”夫差本想以囚禁生活相威胁，范蠡却故意将他的话视为君命，表示坚决遵守，使夫差再也无话可说。在吴王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面前，范蠡机智地表现了自己的忠贞立场。他在劝勾践为吴王尝粪诊疾时，勾践起先不肯，他对勾践说：“夫欲成大事者，不矜细行。不如此，何以取其怜乎？”（第八十回）正是靠他这一策略的实施，吴王才下定了赦放勾践的决心。据说勾践自尝粪之后，常患口臭，回国上朝时臭气尚存，范蠡知城北山上生长一种名叫蕺的植物，有腥味，可食，便让人采下蕺草，举朝皆食，诸臣上朝后俱有口臭，也就觉不出勾践的口中气息。范蠡用这种方式淆乱其气，维护了君王的威信和尊严。
范蠡曾以应天顺时的理论来指导越国的政治实践，他同样用这种思想来指导个人的生活行为。越国灭吴称霸后，勾践在祝贺的宴席上听到有赞扬大臣之功的歌词，面失喜色，范蠡以他机敏的洞察力看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私叹说：“越王不欲归功臣下，疑忌之端已见矣！”（第八十三回）次日他入辞越王说：“臣闻‘主辱臣死’。向者，大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隐忍成越之功也。今吴已灭矣，大王倘免臣会稽之诛，愿乞骸骨，老于江湖。”
越王恻然泣下，他以戮其妻子相威胁，拒绝范蠡离去，范蠡回答说：“臣则宜死，妻子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顾矣。”晚上乘扁舟而遁。范蠡懂得，只有在敌国存在的环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谋臣的价值，敌国破亡了，客观环境变化了，谋臣的价值自然就会丧失，一个没有价值的智谋之士必然被君王视作威胁统治的心头祸谋臣，在成功后的必然选择只能是弃官离去、隐居一方，以避免成为下一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越王另一功臣文种后期的遭遇从反面说明了范蠡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据传夫差爱妾西施被范蠡离开时一并带走。明人高启认为范蠡并不是迷恋西施的倾国之色，而是包含着热爱越国的一片苦衷。他在吴江县作《三高祠三首》，其中云：功成不恋上将军，一舸归游笠泽云。
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
但更多的人确信，西施归越后，勾践夫人暗中派人将西施绑上大石，沉于江中。也有人认为是范蠡将其沉于江中。清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林黛玉之手感叹西施的命运不及当年效颦的东施，作《西施》一诗，看来是相信沉江一说，认定范蠡是独身离吴的。其诗曰：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然而，范蠡以自身所具有的才智，是绝不甘心于终身隐居、老死江湖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他的价值和地位，他把自己的才智投之于政治之外的经商贸易活动，他在这个领域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价值。越为临海之国，非农业的生产经营必然形成他们的商品交换活动，范蠡早先就有很强的商品意识。当年勾践阴图吴国，欲将西施献于吴王，范蠡奉命聘西施入城，国人慕美人之名，出郊争相观看，道路被人流拥塞，范蠡将西施停于馆舍，布告说：“欲见美人者，先输金钱一文。”他设柜收钱，顷刻而满，西施在郊外停留三天，收获金钱无数，他用美人展览所得的金钱来充实国库。商品意识加上他的才智，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不少钱财，现在，他弃政从商，专搞贸易，实际上是进入了另一个熟悉的活动领域，据在政治活动之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