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公元前497至前465年为越国国君。越国与吴为邻，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后期常与吴国作战，屡屡受挫。勾践的父亲允常执政时自称为王。
勾践继位为王的第一年，吴王阖闾大举伐越，两军在檇李（今浙江嘉兴西南）相遇，勾践大败吴军，阖闾重伤而逃，途中病死。
三年后，吴王夫差兴兵复仇，两军战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越军大败，年后被夫差放归。勾践回国后一意复仇，他卧薪尝胆，磨砺其志，任用文种等人整顿国政，一面对吴国继续称臣，麻痹夫差，一面积极进行伐吴的战略准备。夫差后来去黄池与诸侯会盟，勾践率越军乘虚攻入吴都，迫使夫差乞和。他见吴势一蹶不振，不久又大规模地伐吴，最后灭掉吴国，令夫差自裁。旋即北渡江淮，与诸侯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并使人向周室送去贡物，周王回赠礼品，命勾践为东方伯主，越国于是成为春秋末期的最后一个霸主之国。越国称霸后，疆域扩大，占有今江苏和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北部的土地，勾践在称霸后，疑忌功臣，杀了文种，十余年后病死。
勾践在位三十多年，其间越国经历了极大的起伏。勾践把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霸主之国，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他的韬晦战略和政治机谋。
韬光养晦：生存就是一切
夫椒一战后，吴军直捣会稽，越国存亡不保，危在旦夕，为了谋求社稷之存，勾践派文种去吴营打通关节，乞降请和。吴王以勾践入吴称臣为条件，同意和越，勾践遂安排好国内事宜，与夫人和范蠡一起入吴。夫差命人在阖闾墓侧筑一石室，将勾践夫妇贬入其中，去其衣冠，蓬首垢衣，使其执养马之事。勾践身为一国之王，受到这样的贱待，实在是蒙受了奇耻大辱，但勾践不曾却辞，似乎是心安理得地予以接受。入吴后，勾践在如下三个方面努力表现自己，不仅骗得吴王不疑，而且逐步赢得了其好感：第一，言行卑谨。勾践一见吴王，即肉袒伏于阶下稽首道：东海役臣勾提及檇李战事，勾践立即叩首道：“臣实当死，惟大王怜之！”夫差令其养马，勾践谨执其事，每当夫差驾车出游时，他牵马行于车前，闻吴人在旁边指笑之声，并不理会。他每天担水扫粪、拾柴生火，兢兢业业，故意表现对吴王无限遵从。第二，绝除怨恨之色。
勾践以国王之尊，干的是卑贱的差役，吴王起先也不相信他能忍受到这种程度，还暗地里派人窥察，但见勾践终日劳作，没有半点怨恨之色，晚上亦无愁叹之声，吴王遂以为勾践已失却了思乡之志，对其不以为意，置于度外。第三，竭力换取夫差的好感。夫差染寒卧床后，勾践在大臣范蠡的策划下前去看视，夫差半闭着眼睛问道：“勾践亦来见孤耶？”勾践叩首奏道：“囚臣闻龙体失调，如摧肝肺，欲一望颜色而无由也。……”（第八十回）言毕，夫差腹胀欲泄，勾践对其说：“臣在东海，曾事医师，观人泄便，能知疾之瘥剧。”夫差便后，勾践手取其粪，跪而尝之，声称夫差之病不久即将痊愈，并解释说：“今囚臣窃尝大王之粪，味苦且酸，正应春夏发生之气，是以知之。”夫差为此事受到极大地感动，遂下决心赦放勾践回国。
勾践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英勇抗吴，不惜悲壮殉国；一种是忍辱求存，宁可臣事吴王。大敌当前，勾践选择了以屈求伸的政治战略，这一选择是他本着国家利益第一、长远利益第一的原则做出的，勾践在离越前，群臣相送于江口。《吴越春秋》记载了群臣在浙水之上分别时的祝词，表达了他们当时的心情：皇天佑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
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离牵致，其后无殃。
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悲哀，莫不感伤；
臣请薄脯，酒行二觞。
择的结果使他个人受尽屈辱，但却为国家保全了一线生机。
范蠡曾评价夫差说：“吴王有妇人之仁，而无丈夫之决。”（第八十回）正是利用夫差的这一弱点，勾践才能够施行这一曲线求生之谋。他在吴国锋芒内藏，含韬养晦，刻意追求对吴王的逢迎。
他既要表现出对吴王不杀之恩的感激，又要使吴王相信这种感激的由衷，为此作了异乎寻常的表演。勾践不愧是一位胸怀博大的政治人物，他心志远大，盘算着未来，故对眼前的屈辱之遇有了超脱感，因而能迅速实现由君王到奴仆的角色转换，取得吴王的同情与信任。
勾践心机与行为的背离使他发生了人格的二重化，在内心世界，他图谋复仇，大志不衰；在外部形象上，他感恩事吴，忘乡惰志。勾践的高明之处在于本身做到了二重人格的严格区分，数年中不使二者发生丝毫的混淆与相扰。同时，勾践又做到了二重人格的内在统一，二者在相互刺激中强化自身，它们背离得越远，趋向统一的动量也就越大。二重人格的演化过程构成了勾践的政治复兴史。吴臣伍子胥当时就向夫差指出：“虎卑其势，将有击也；狸缩其身，将有取也。”以此揭露勾践的韬晦之谋。后人曾比喻对敌斗争的这种策略说：“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见《易传·系辞下》）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二重人格的背离性与统一性。
勾践受赦回国后，他不忘前耻，立志复仇。夜间睡于柴草之上，并在住处挂上苦胆，吃饭睡觉前取而尝之，以激励自己的斗志。勾践复仇所面临的现实矛盾是吴强越弱，为了扭转这一状况，他一方面大力发展越国的力量，另一方面又麻痹和削弱吴国。
献不绝，殷勤问候，经过多年的努力，勾践终于创造了在战略上制胜吴国的条件，完成了由屈到伸的准备。
一位出色的策略家
勾践的图谋复仇是从乞降请和时就开始的，他用韬晦之计保存了越国，这一步骤为以后的一切政治行为准备了前提。受赦回国后，勾践着手进行了全面的战略准备，这些准备主要包括以下措施：第一，奖励生育，弥补人口不足。国中女性十七岁不嫁，男性二十岁不娶者，向其父母问罪；孕妇临产时，官方派医生守护。
生男赐给壶酒一犬，生女赐给壶酒一豚。生子三人，官养其二，生子二人，官养其一。第二，提倡节俭，越国数年不收民税，勾践本人带头不吃肉，不讲究衣着。第三，施恩于民，密切与百姓的关系。勾践每出游时，在后车带上饭食，碰到儿童，必让其饱餐一顿，问其姓名。遇人耕地时，自己亲身帮忙执耒，他的夫人自己纺织，与民间村妇一同劳苦。第四，聘请南林处女、楚人陈音等高师向越兵教习击剑和射箭技术，强兵练武，秣马以待。第五，向吴王贡献巨木良材，支持其大兴楼台，消耗国力。第六，向吴王送去绝色美女西施、郑旦，以惑其心志。第七，假称国内荒灾，向吴国大批借贷粮食，充实自己嚼库，空虚吴国。次年还贷时，将蒸熟的粮食还吴，诱吴将其作为粮种，使吴国大片土地在一年中颗粒未收。
勾践采取以上措施的主旨在于强化自己、削弱吴国，以便扭转吴强越弱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勾践的战略措施逐渐显示了自身的重大效果，吴国的失败已在所难免。唐代吕温在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托古言志，写了《读勾践传》一诗，描述了勾践当时灭更生更聚终须报，二十年间死则休。
在对敌斗争中，勾践是很有策略的人物，他对吴国忍辱求存，回国后阴图吴国，都是极富策略的战略措施。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他也具有较高的策略手段。夫差决定放他回国，专门设宴请他，他佯为不知，仍穿囚服而至，夫差让其淋浴换衣，他再三辞谢，方才奉命。离别吴王时，他涕流满面，恋恋不舍，反倒是夫差扶他登车，劝勉回归。他耻为囚仆，深恨吴王，但却故意表现出对囚役生活的习常与满足，表现出对吴王的深情，避免了关键时刻的意外情况。他在国内修兵练武的情况一度被吴国知觉，吴王心生疑窦，曾有兴兵讨伐之意，勾践鉴于战吴的时机尚未成熟，遂派使好言慰问夫差，主动要求出兵帮助吴国攻齐，使吴王消除了疑虑。
吴国伐齐得胜后，勾践亲来吴国祝贺，向吴臣遍送礼品，吴王非常高兴，至此彻底打消了对越的疑虑，专心向中原争盟。在伐吴的战略准备将就未就的关键时候，他臣事吴国更加卑谨，策略地防止了功亏一篑之危。
勾践的策略手段不仅表现在与吴的政治交往中，还表现在军事战术上和对人的激励上。勾践执政之初与阖闾在檇李交战，开始他组织敢死队，多次冲突仍不能战胜强悍的吴兵，次日，他密传军令，让军中所带的罪犯三百人排着队伍，赤着身子，各人将剑按于脖子上走到吴军阵前，领队的向前致辞说：“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上国，致辱下讨。臣等不敢爱死，愿以死代越王之罪。”
（第七十九回）言罢，依次自刎，吴兵见状非常惊讶，注目盼顾，相互议论纷纷，不料越军鸣鼓进军，突然杀到，吴国因此乱了阵脚，大败而走。勾践用罪犯自杀的场面吸引了吴兵的注意力，将其心境转移到两军对战之外，然后猝然进攻，取得了胜利。勾践在后来的灭吴之战中，将越军分为左右两队，令其夜半鸣鼓进军，夹击于在战场上采取出其不意的奇袭手段，这是他军事战术的一个特点。
为了激励军士的斗志，勾践也采取了独特的手段。越国大举伐吴，军至郊外，路上遇见一只大蛙，张目鼓腹，似有怒状，勾践在车上肃然起立，凭轼而敬，身边的人问其原因，他回答说：“吾见怒蛙如欲斗之士，是以敬之。”（第八十三回）兵士闻听勾践之言，私下议论说：“吾王敬及怒蛙，吾等受数年教训，岂反不如蛙乎？”于是互相劝勉，准备以死相报。勾践又向军中宣布：“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有父母无昆弟者，归养；有疾病不能胜兵者，以告，给医药糜粥。”军中皆感越王之德，欢声如雷，出征者与送行的父老兄弟相别时发誓道：“此行不灭吴，不复相见。”勾践用敬蛙的手段表明了越国所要倡导的方向，激励兵士的战斗精神。他继而用示恩的方式激励士兵为自己灭吴兴越的事业而献身。他当年卧薪尝胆，既是对自己的警省手段，也是对自己的激励手段。
可以说，勾践是春秋末年的一位策略家，他以复仇兴越为目的，在方针战略和具体的政治行为中采取了一系列极富策略性的手段，在极为不利的政治背景中，经过迂回曲折的不懈努力，终于为自己目的的实现创造了充足的条件。
过了河就拆桥
危中求存的政治环境养成了勾践阴阳相违的二重人格，二重人格的严重背离和长期存在造成了他特殊的性格。现实社会环境严重压抑了勾践真实的自我，因而他以冷酷的心态看待社会，就是一种假象。当具备了某种条件，虚假的人格不再需要时，真实的自我就要表现自己，其冷酷心就要施加于周围之人。
勾践对夫差曾经表现了最大的顺从与“爱戴”，他为夫差执鞭牵马，后来尝粪诊疾，使吴王曾感动地说：“仁哉勾践也！臣子之事君父，孰肯尝粪而决疾者？虽吾太子亦不能也。”（第八十回）但就是这个忠顺无比的勾践，曾几何时摧垮了吴国，将吴王逼于绝境。夫差在绝境中提出，他愿像当年勾践臣事吴国一样，反事越国、称臣服役，以保社稷，勾践给予拒绝，他仗剑于军前，使人传语给夫差说：“世无万岁之君，总之一死，何必使吾师加刃于王耶？”
（第八十三回）逼夫差自杀。吴太宰伯嚭当年暗通越国、庇护勾践，他在吴国灭亡后满怀希望地奔投越国，勾践让力士将其执杀。
勾践对大臣文种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为人之机险。文种是他当年赴吴为役期间的守国之臣，后来又向他提出制吴七策，是很有才能的忠诚部下，也是勾践长期政治活动中的主要依靠力量。
越国灭吴称霸后，勾践知道文种制敌图霸的才能已无所用之，恐其一旦为乱，无人可制，因而产生疑忌之心。他心戒文种，曾为此而拒绝过发兵援鲁，坐镇守国。文种见其疏远自己，亦称疾不朝。
有一天，勾践去看望文种之病，他解剑而坐，对文种说：“寡人闻之：‘志士不忧其身之死，而忧其道之不行。’子有七术，寡人行其三，而吴已被灭，愿以所余四术，为我谋吴之前人于地下可乎？”
（第八十三回）言罢离去。文种取来勾践所遗之剑观看，正是夫差先前赐伍子胥自刎之剑，这分明是让文种自杀，文种怀着满腔的悲愤伏剑而死。勾践听说文种已死，以为解除了自己的心头之患，非常高兴，他对文种的处置是其机险阴狠性格的彻底暴露。
还在灭吴之后，群臣祝贺作乐，乐工唱词中对越王大加赞颂，其间夹杂有对文种和范蠡两大功臣的称赞，群臣听罢大悦而笑，惟勾谋臣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忍辱妒功。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今不去，祸必不免！（第八十三回）遂深夜遁去。范蠡看穿了勾践的为人，估计到了与其在功成条件下共事的危险结局，早先割断了共事关系，才避免了自身的灾祸。
据传文种在今福建寿宁县东的南阳庵饮剑，死后被葬今浙江绍兴市西北的卧龙山，后又叫种山。葬一年后，冢忽崩裂，有人见文种随素车白马的伍子胥在钱塘江上逐浪而去。清人张诚《文大夫种墓》一诗，提到文种的昔日故交范蠡，主要谴责勾践杀害文种。诗云：赐剑南阳怨未伸，银涛白马并江神。
卧龙何处寻遗冢，烹狗无端忆昔人。
敌国十年三术破，故交一棹五湖春。
君王自有同安乐，不念当初患难臣。
勾践从实用的观念出发，把周围的人才不自觉地分为于己有用和于己无用两类，他用冷酷的心态看待社会，对于己无用的人妄加猜忌，把他们看做自己的潜在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安。对于己有用的人，他也只是一种暂时的利用，绝无终生相交之心。严格说来，他对周围的人没有诚实感情可言，只有在二重人格掩蔽下对一部分人的感情欺诈。勾践当年以蒸熟的粮食向为越救灾的吴国还贷，诱使吴国以熟粮作种，坑害吴民，这丧失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反映了他处事的毒恶阴狠。
勾践在国家破亡的严重关头，选择了以屈求伸的政治策略，他臣事敌国，忍辱图存，而后卧薪尝胆，砺志复仇，终于以自己独特的策略和方式灭掉强吴，称霸列国。越国霸业的确立，证实了勾践含韬养晦的政治策略的成功，也张扬了他机险阴狠的人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