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是20世纪英国作家中极具独创性又引起极大争论的一位。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创作了大量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学批评和游记等。由于作品中大胆的性描写，他在有生之年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20世纪50年代，评论界开始出现“劳伦斯热”，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确立。20世纪末，随着生态批评的深化、人类生态意识的加强，人们开始对劳伦斯作品重新认识和思考。尽管评论界对劳伦斯的看法仍然不一，但他们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生活在英国社会转型期的劳伦斯拥有与众不同的视野，他试图通过人性中最根本的行为性的描写，反映现代人的异化感和精神危机，并以现代主义者的良知和勇气公开呼唤自然人性的复归，积极探索一种浪漫主义诗人理想中的和谐生态。
劳伦斯认为，现代工业文明不仅严重破坏了人类“诗意栖居”的自然环境，更压抑和'残了现代人的心灵和本性，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劳伦斯对大自然和有机的农业社会情有独钟，曾试图寻找能使现代人安居乐业、修身养性的世外桃源，其足迹遍及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充满生机的风景与欧洲日趋衰落的机械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仅使劳伦斯的意识受到极大的冲击，也使他的视野更加宽广。作为一名现代主义者，他对自然与人性推崇备至，他一方面清楚地看到是可恶的工业文明破坏了自然环境，使得人性失去了和谐；另一方面，他相信自然的力量，并认为人性中具有一种巨大的原始能力，这种原始的自然力量是一种抗拒机械文明的原始力量，它通过与自然的和谐相融，实现人性的复归，最终帮助现代人走出困境。
劳伦斯的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1913）以肮脏、贫穷的矿区生活为背景，主人公沃尔特夫妇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以及保罗的情感障碍揭示了机械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残，而且生动描绘了作为人体内原始丛林第一标志的性意识以及心灵的黑暗王国与工业文明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小说中凸显的夫妻感情纠纷反映了机械文明时代男人和女人之间、自然本能与现代意识之间的必然冲突，保罗的情感障碍实际上是工业社会中人性扭曲的一个典型病例。劳伦斯在《若西汉矿乡》中写道：“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兴盛时期，有钱阶级和推动工业发展的人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是，他们将工人投入丑恶、丑恶、丑恶……”作为一名现代主义者，劳伦斯自始至终关注工业社会与人性之间的严重对立，并不遗余力地探索人物骚动不安的精神世界。劳伦斯认为，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工业社会的非人化倾向，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精神状态已经严重异化，现代作家对此决不能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因此，劳伦斯的小说几乎都将人物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作为焦点，对自然环境的惨遭破坏、对现代人性的异化和身份危机予以高度关注和全面观照。
《虹》（The Rainbow，1915）主要通过第三代人厄秀拉的成长与追求，揭示英国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问题。厄秀拉在性关系上的连遭挫折，不仅凸显了工业化社会中人类寻求建立自然和谐两性关系的难度，同时更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疏远、隔绝与对立。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厄秀拉不满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冷漠虚伪，充满对现存秩序的叛逆精神；她蔑视基督教教义，痛恶所谓的民主制度，反对狭隘闭塞的家庭生活。可是，她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对自由精神的积极探索却屡遭挫折。厄秀拉少女时期与女教师英杰的同性恋经历，实际上正是她对传统规范的有意反叛，是她探索过程中的迷误和歧途。在随后与工程兵少尉安东·斯克列本斯基的热恋，也体现了她那自然本能与信仰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她一方面对作为英国海外工具安东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满怀仇恨，一方面又对安东体现的男性自然力量充满热爱和渴望。由此，小说最后凌空而起的虹既象征着未来生活的美好，同时也揭示了工业化时代厄秀拉的期盼只能像虹一样虚无缥缈、遥不可及。
作为续篇的《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1921）是《虹》所表现的那种探索的继续和发展。作品以两对男女青年（伯金与厄秀拉、杰拉尔德与古德伦）的感情波折为主线，以一对男子（伯金与杰拉尔德）朦胧的同性恋为次要情节，并且以伯金与贵夫人赫梅尔妮以及古德伦与德国颓废艺术家的暧昧关系为插曲，充分反映了工业社会中年轻人错乱的性意识和严重的身份危机，深刻揭示了英国年青一代严重的异化感和身份危机。劳伦斯一开始就通过厄秀拉和古德伦姐妹俩的对话说明造成现代人两性关系混乱和身份危机的社会根源：“这简直是一个地狱中的国家……所有一切都污秽不堪。”这里的煤区小镇是“一个黑暗、死气沉沉而又充满敌意的世界”，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人类必将精神空虚、茫然若失。作品中杰拉尔德集纨绔子弟的骄奢淫逸和实业家的精明冷酷于一身，追求效率和利益，崇尚地位和权力，可谓是现代工业和机器的化身。“他全身已经麻木”，“无法同其他任何灵魂建立任何纯粹的关系”，他的身躯“就像一棵内部组织受过霜冻的植物”，失去了人应有的自然本性，最后竟然在风雪弥漫之中如痴如醉地走向阿尔卑斯山深谷，被冻死在铺天盖地的冰雪之中，这是他那“非人的机械原则”对他自身产生的毁灭作用。
劳伦斯同浪漫主义诗人一样视一切自然的为最美好的。他认为，两性关系是人之生存之根本，是人之自然情感的自然表达，因而应该是最美好、最有生气的东西。在他看来，“性与美是同一的，就如同火焰与火一样。如果你恨性，你就是恨美。如果你爱活生生的美，那么你就会对性报以尊重”。劳伦斯在小说中对性行为的描写几乎贯穿始终，并且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 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中达到了极致。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曾因对男女性关系的自然主义描写而一度遭到查禁，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获得出版。其实，从现代生态批评视角来看，这部小说的寓意是严肃的，它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机械化对自然和人性的'残破坏，并探求实现身心统一、美满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新生和回归自然的途径。《查》仍然选择战后满目疮痍的矿区为背景。克里夫特·查特莱因伤瘫痪，失去了生殖能力。这位精力萎缩、感情贫乏的旧贵族兼新富豪回到英格兰北部矿区经营煤矿，从事写作。他的夫人康尼不得不过着守活寡般的空虚寂寞生活。与此同时，庄园里饲养雉鸡的猎场工人梅勒重新点燃了她心中爱的火焰和对生活的希望，她最后弃家出走，决心与梅勒在乡间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说，坐在轮椅里那个横行霸道的怪物查特莱爵士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牺牲品，他生育能力的丧失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和'残。康尼勇敢地迎着晚风从死气沉沉的男爵府邸走向孕育生命的园工小屋，她与梅勒之间热烈的、完美和谐的两性关系象征着生命的复苏和人性的回归。他们的性爱不仅代表了一种巨大的再生力量，也是作者为死气沉沉的英国社会找到的一条起死回生的出路，尽管这种求索之路有一定局限性。可以说，在现代工业机器和资本主义文明重压之下，如果哈代表现的是充满着矛盾和悲剧意识的自然意识的话，那么，劳伦斯表现的则是对美好生活与和谐人性的积极探索与争取。
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生态理念已作为一种生存智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现代文明的膨胀，对自然榨取的恶化，人们开始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心灵上的生态问题。劳伦斯是一位具有强烈生命意识和“人类关怀”意识的作家，他通过对两性关系的探索，寻求人类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的理想存在状态。“生存还是毁灭”——这个曾经困扰“哈姆莱特”王子行进的难题，在现代人这里并未因文明的不断进步、科技的日益发达和社会的飞速发展而得到丝毫缓解。文明的进步伴随着人的自然性的失落，先进的科技带来的是人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和破坏，社会的飞速发展窒息了人的精神空间，割裂了人与其生存环境应有的和谐，人类再次陷入“生存还是毁灭”的困境。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成为人类寻求自救的必经之路。生态理念作为一种从生命最原始、最本真状态出发，尊重和维护生命之间复杂微妙的相互关联的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具有宇宙本体意义。在劳伦斯的生命意识里，性既是生命之源，又是一种抗拒机械文明的自然力量，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和谐、美满的性关系应该是人性解放的重要前提。尽管劳伦斯的济世药方令人感到窘迫，但在人性遭到严重'残和扭曲的时代，他的思想和作品无疑具有明显的反叛性和革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强调人性的复归，赞美肉体的魅力和崇尚完美和谐的性关系，既是劳伦斯美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现代主义事业的基本内涵。
生活在英国社会转型期的劳伦斯，对世界、人性和文学的见解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一方面继承着浪漫主义自然观传统，同时又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表现着人与自然的关联，探索着实现人类精神生态的途径。劳伦斯了解英国矿工生活，当过职员和教师，在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流行之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欧洲大陆之时，他在其小说和文论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也是与众不同的。他虽然赞同弗洛伊德关于本我与自我之间的对立，无意识和有意识两种精神活动的冲突，但是，他绝不赞成文明的发展必须以压抑人的无意识的本能和欲望为代价，并强调如果文明的发展需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那么，还不如不要这种所谓的文明。他认为遭到压抑的欲望本能不是罪恶，真正的罪恶应该是那种压抑的行为。他反对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性压抑，因此，探索一种所谓“新的两性关系”，试图以实现一种“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来摆脱工业化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就成了劳伦斯作品的普遍主题。可以说，这种探索是一种更加积极的、具体的、现实的探索，它把前期浪漫主义诗人试图通过回归自然来拯救人性异化的那种似乎乌托邦式的浪漫追求，带到了人类生存的最根本方式中，因而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大机器文明取代了农业文明，既创造了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同时也疏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打破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人失去了作为人的完整性、自然性和和谐性，这是作为现代主义者的劳伦斯所深恶痛绝的。由此，劳伦斯从两性关系的视角来寻求人性的和谐和自我的完整，追求生命和谐美的终极价值。劳伦斯认为两性关系是一切行为的基础，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基本的，它影响着宇宙的秩序，可以改变世界。他在作品中渗透着浓郁的生命气息，祈唤人性的复归和宇宙秩序的和谐，寻求人类“诗意的栖居”的理想化生存状态。他笔下的人物从这种生命的相互关联中获得启示，在生命节律的感应中不断地生成。在对劳伦斯《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四部重要小说作一番粗略浏览之后，我们发现劳伦斯那颇具现代启示意义的创作主题：人和自然中普遍存在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使人与自然形成有机整体。工业化进程割断了这种有机联系，造成了西方文明的堕落。要改变现状，必须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曾永成在《文艺的绿色之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生成于自然”、人是“自然属人的本质的生态化结晶”的观点来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实际上与浪漫主义自然观本质上一致。浪漫主义自然观认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共同来源于一个源头，人只有与自然相融，才能回归自然天性，并在自然中得到净化和提升。因此，自然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外在之物而存在，而是更具有生命的气息，是植根于人的根柢的生命，并与人的自我、人的文明休戚相关。“自然的节律形式不仅通过感应给我们的生命注入活力和秩序，而且也是我们在感应中感悟到生命的智慧和意义，这种意义和感悟又进一步激发和调适我们的生命节律，使之升入审美的境界。”劳伦斯出生于英格兰北部诺丁汉一个煤矿工人家庭，而恰恰在他生活的时期正是英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的时代，他的家乡小镇一边是清脆葱绿的森林农田，一边是黑烟滚滚的煤矿，这种传统的农村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对立深深地影响了他，劳伦斯热爱自然，痛惜田园式古老英国的消失。他憎恶工业化机器文明，因为它不仅破坏了乡村的自然环境，也损害了人的自然本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对比起来，劳伦斯比浪漫主义诗人在对待工业文明恶果的问题上有更深的感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劳伦斯的作品在超越了浪漫主义诗人的乌托邦期盼、哈代的忧思和困惑之后表现的是积极的探索。《儿子与情人》中保罗母亲的婚姻不睦、保罗恋母情结造成他失去感情和理智的和谐，《虹》与《恋爱中的女人》中厄秀拉在性关系上的连遭挫折，以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尼与查特莱爵士，无一不以恶劣的自然环境为背景。劳伦斯通过恶劣环境下两性关系的描写，旨在警示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的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密不可分，进而积极探索拯救人类灵魂、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
首先，劳伦斯与前期浪漫主义诗人一样认为自然与人一样是一种生命形式的存在，自然与人水乳交融、不可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共融互补并存的，正如劳伦斯自己所言“我是太阳的组成部分，如同我的眼睛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我的血液与海洋融为一体”。没有自然的和谐，也就没有人的和谐。《儿子与情人》描绘了在两个世纪之交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家庭的生活情况，煤矿工人成天在黑暗、闷热、潮湿的坑道里冒着生命危险开凿岩石，他们逐渐变得粗暴蛮横起来；只有举酒消愁才能使他们忘却恐惧、忧愁和疲惫，只有粗声恶语打骂妻儿才能发泄他们心头郁积的怨恨。与此同时，他们的妻儿对着抽屉里最后一个铜板发愁，为将要出生的婴儿发愁。生活是无穷无尽的贫困、肮脏和恐惧。《虹》中工业文明入侵之前的布朗温一家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宁静的玛斯庄在埃利沃斯河的陪伴下恬静安详，掩映在花木丛中的布朗温一家“小径旁开满了嫩黄的水仙花，绿叶黄花茂盛得很，门前屋后丁香绣球花和水腊花争芳吐艳”，布朗温一家人在田间自由自在地劳作。春天，他们感受播种生命的喜悦；秋天，“鹌鹑呼地飞起，鸟群像浪花般的飞掠过的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天、地、人构成的和谐的生活画面。布朗温家族与自然这种“血液的交融”，使人们感受到生命节律跳动的脉搏，他们的生存状态呈现的是平和安宁的美，但又不乏生命的活力，“他们会感到生命活力的冲动”。然而随着运河的开凿、铁路的架设、矿山的挖掘，他们听到的是令人头皮发麻的马达的轰鸣和令人心惊肉跳的火车的鸣笛，闻到的是“西风吹来坑道的硫质燃烧味”，“新筑起的运河坝穿过他们家的土地，弄得他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家的地方”。可见，恶劣的环境只能给人带来压抑和烦躁，对自然的占有和掠夺只能给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生成于自然，且依存于自然，人只有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心灵才能获得自由和美的愉悦。当自然被侵吞，留下的是丑陋的矿坑，到处一片萧条，人们也就因疏离自然而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幽灵，生命失去了活力和意义。
《查》的战后满目疮痍和主人公康尼的性爱经历，同样突出了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现代工业对自然的破坏导致人性的扭曲。小说第二章当康尼跟克里福德来到拉格比时，她看到的英格兰是一个“铁与煤的世界，铁的残忍、煤的黑烟，还有那驱动着一切的无穷无尽的贪婪……这里的人与这个地方一样，憔悴、难看、阴沉，也与这个地方一样不友好……深渊是无法逾越的，深渊两边不会产生沟通……多么奇怪的人性扭曲啊”。劳伦斯突出“铁的残忍、煤的黑烟”，警示人们铁与煤已经蚕食到人的肉体和灵魂。煤矿工人已经变成“半个人，一个全然没有美的生命、没有知觉总是在井下……当煤炭召唤他们时，他们成千上万地出现，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他们是矿物世界那怪异变形的元素生物！他们是分解矿物的生物”。在劳伦斯看来，工业化已经彻底扭曲了人的自然天性，人只是为贪欲而生存的生物，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虽然劳伦斯的描写有点过于自然主义的白描，但站在人性危机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感受到的是他对大自然与古朴的人文传统在一步步地遭到工业革命的蚕食、被贬损的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以及处处感到孤独、异化和被剥削的人群的有力批判。
劳伦斯一方面无情批判自然的惨遭破坏带来人性的扭曲，另一方面，与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强调自然的和谐实现着人性的和谐，人置身于大自然中会受到自然生命节律的感应，涌动着一种生命的意识，享受着自然神性的恩泽。《虹》中童年的厄秀拉因家庭氛围的不和谐而变得压抑和孤独。但是，庆幸的是，她喜欢独自在山林里漫步，倾听涓涓溪流，忘情地与小鹿聊天，观看溪流经过石头时欢快的舞蹈。正是这种与自然的相亲和相融，使得小姑娘陶醉于自然生命的纯粹之中，感受着自然的律动，体验到一种美的存在，从而舒缓了她那备受煎熬的内心世界。而当厄秀拉与斯克里宾斯基的爱情遭遇挫折时，她仍然是让自己回归自然：“林子里的地上躲着一颗颗橡树子，橡实壳被胀破遗弃了，橡实仁裸露出来，绽开胚芽。”厄秀拉就是一颗颗橡树子，是光洁裸露的橡实仁，它们扎根于大地，吸收自然的滋养，“绽开胚芽”、逐渐成长。厄秀拉在自然中获得一种生成的力量，这种原始的生命意识、微妙的生命节律是人与自然共有的，是由自然生成为人的生命基础。在劳伦斯作品中，无论是飞鸟游鱼、森林溪流，还是日月更迭、四季轮回，都与人的生命息息相通，自然界哪怕是平凡又极其细微的变化都可以渗透到人的生命意识里。劳伦斯置人物于自然之中，使人物在自然的世界里去找寻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契合点，从而实现自然与人的心灵融合，共同传达生命的韵律。
劳伦斯探求两性关系的和谐也总是与太阳、月亮、大地、波涛、海洋及风雨寒暖等自然力量相结合，从两性交往中的微妙感觉、男女之间的细微心灵触动以及性行为中微妙的体验，来揭示人的生命延续与自然的生命延续具有本体上的一致性。《查》中康尼与梅勒的第一次性爱就是在松柏环绕、绿叶遮天的一堆枯树枝为床的一片荒野上完成的。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使得她感到自己就“像是一片森林，充满了朦胧愉快的春天的呻吟，发芽吐蕾……像一个盘根错节、树叶交织的幽暗的橡树林，神秘的花蕾在展开”。树林是康尼和梅勒的理想世界，是他们重温人类原始时代的纯真、自然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人类已失去的“伊甸园”，摆脱了现实生活的奴役，脱离了肮脏的、污染的“烟雾与钢铁的可怖世界”。自然带给康尼和梅勒的是一种牧歌式的愉悦、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一种能释放内心欲望的灵丹妙药。《虹》中蜜月中的安娜和威尔“就像两颗埋在黑暗中的种子那样远离世界，突然像一颗剥掉了壳的板栗那样。他闪闪发光的裸体掉到了柔软丰腴的沃土上……在屋里柔美的宁静中，赤裸裸的栗核无声地抖动着，沉醉了”。在劳伦斯看来，性“就如同照耀着草地的阳光”，是男女之间最自然也最微妙的关系，是“一种活生生的接触，没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接触，我们就不成其为实体”。厄秀拉与斯克里宾斯基赤裸全身奔跑在黑夜的高原上，不仅是身体与自然的相融，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解放，体验着一种最原始的、最质朴的美与自由。这种生命的交流在劳伦斯笔下外化为一种自然的律动、一种与自然一致的人的生命流程。人正是在这种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达到“物性”和“心性”的和谐，从中体味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查》中查特莱和康尼的婚姻矛盾，象征着工业机器与自然人性的矛盾冲突，是僵化的陈腐的贵族制度和冷若冰霜的工业机器的象征，代表的是'残人性、破坏两性关系的机械文明。而康尼和梅勒之间在荒野大自然中实现两性关系的完美与和谐，则象征生命的复苏和人性的复归。劳伦斯要传递的是：自然是人的精神源泉，要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就必须不断地与自然接触，只有在自然中人才能恢复自我。劳伦斯认为，健康、纯洁的性爱，既是可贵的生命之源泉，也是一种巨大的再生的力量，是人类重返自然、走向再生的出路。
劳伦斯通过人类心灵的动态描述，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关联和人对自然的依存性，以及人在自我生成中追求主体内在“心性”与外在“物性”和谐的迷惘和困惑，渗透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平等意识、关怀意识和拯救意识。劳伦斯苦心营造的是沟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理想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理想之桥、希望之桥。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们的生命就在于同周围活生生的环境建立一种纯洁的关系”，然而这种美好的秩序因人的生成性而永远处于动态的变化与生成过程，它建立在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以及不断超越自我的现实基础之上，这种纯洁的关系是由精神的升华而生成的新的和谐，而绝不是对原有秩序的简单回归。如果说人与自然界的共生互融达到的是“物性”的外在秩序的和谐，那么人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还需要一种内在的“心性”的和谐。这种和谐来自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来自于人的完整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内在的“心性”可以视为一种精神生态。在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中，精神占有主导地位，他直接决定人的行为。因此，关注精神生态不仅仅是为了使精神主体能够健康成长，同时也是为了使整个生态系统能够在“精神变量”的协调下平衡、稳定地演进。劳伦斯对两性关系的探索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股永远涌动着的力量，他只是通过这种途径寻求一种和谐宇宙秩序的建立，追求一种终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