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智慧已经得到了充分肯定。我们注意到纽约大学英语系教授劳伦西斯·洛克雷吉（Laurences Lockridge）在其《浪漫主义伦理》（The Ethics of Romanticism，1989）一书中曾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mold）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批评为例，肯定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所具有的生态伦理价值。他说，虽然阿诺德认为浪漫派“懂得不够”（did not know enough），但是他仍然把华兹华斯看成是继莎士比亚、弥尔顿之后的最伟大诗人，因为他向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批评”（a criticism of life）和“怎样生活”之困惑的解决方法（the means of dealing with the puzzle of“how to live”）。学教授、著名生态批评学者乔纳森·贝特则直接把“浪漫主义”与“生态学”联系在一起，他在《浪漫主义生态学》（Romantic Ecology）一书中写道：“华兹华斯的《远足》最初吸引读者的是其‘伦理思想’（its ethical content——引者）……因为它体现了华氏哲学思想的最高境界”，他强调指出：“华兹华斯诗歌里对自然神圣性的尊重，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生态伦理’（an ecological ethic），在价值标准严重迷失的今天一定要加以重新肯定。”阿诺德和贝特的观点启发我们从当代生态伦理的角度研究曾历经褒贬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必要性，也使我们看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形象的生态伦理价值。
不可否认，法国大革命催生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但究其真正的根源，那更应该是兴起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虽然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扫清了前进的障碍，但“心态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法国大革命虽然具有追求自由、追求公正和社会进步的先进理念，但它那种追求社会进步的极端方式使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清醒地认识到其根本的局限性，而由此把拯救人类的理想投向了文学，期待通过自然复归人性本真、减缓工业革命带来的人性异化，来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标志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深化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愈加崇尚科学和理性，相信科学技术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福利和满足；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也日益侵蚀着人们的思想，人们追求实用主义，膜拜行动和成功，致使他们所创造的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充满着盘剥的、算计的、冷冰冰的机械论世界。德国法兰克福派思想家阿多诺（Theodor Wistuqrund Ador-no）曾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浪漫主义思想史家亨克尔更是明确声称：“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诗意的丧失。”可以说，19世纪初的英国除了以往恬静、诗意的乡村风光遭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精神世界已经在本质上发生了质的转变：人们不再安于宁静平和的淳朴，而是极力追求着物质上的贪欲。面对这样一个异化了的、异己的、功利的世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以其诗人的敏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深思考着、探索着拯救人类的良药。这些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从本书第三章找到答案。
诗人们期待以感性、艺术和审美的标准来代替科技理性的标准，以诗歌的原则来占据政治话语，以其内在心性和审美表达来反抗早期工业革命所建立的机械的、冷冰冰的理性世界，以一个诗意的精神世界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罪恶，从而为生命的存在找到一个终极的价值根基。浪漫主义诗人们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人们价值标准的改变，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超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时间与永恒的对立。由此，诗人们把社会问题根本改变的希望寄托于人类自身的心灵革命，即人性本真的复归，虽然心灵革命不能直接变革社会，但它至少可以使那些企图变革世界的人获得感性的审美解放，进而真正创造出理想的、自由的、富于人性的和谐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工业革命是经济层面上的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革命，那么，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则是在精神层面上进行的一场革命，而这种内在的心灵变革应该是所有变革的根本和关键，尽管它的实现有些困难。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纯真人性的探索，对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共生的远景思考，不仅彰显了一种人类精神生态的价值追求，同时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历史发展的现代生态整体主义智慧。彭斯《小田鼠》对人性残忍的批判、布莱克“羔羊”与“老虎”对立进步的哲理表达，以及后期雪莱笔下“云雀”、拜伦异国山水对自由精神的向往等，都让我们感受到诗人们对生态整体的关注、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虽然其艺术表达方式和自然形象的选取不同。华兹华斯《序曲》第八章“爱自然通向爱人类”也许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诗歌思想：自然乃人类本身，要爱人类自身这个“小我”，首先必须爱“自然”这个“大我”，自然界万物在诗人眼里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在自然之物，而是我们人类的“fellow-beings”，具有人性、灵性和神性，二者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相互交融的整体。浪漫主义诗歌以自然为主题，歌咏自然的美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重要，批判人类肆意掠夺自然的功利主义，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工业社会下正确的自然伦理标准，是一种具有伟大现实意义的生态智慧。
浪漫主义诗人通过“自然与上帝、自然与人生、自然与童年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层面上，显示了一种超越时代的伟大智慧。柯尔律治《笔记》第三卷中“整一是‘人类思想和人类情感的最终目的’”，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诗人自然界一切为一体、天下万物都是保持生态整体和谐的平等成员的自然伦理观。根据柯尔律治的生命理论，万物归于“太一”，单个生命构成普遍生命，生命是一种流动过程，往返于两极之间，沟通着个体与普遍。人作为生命个体和普遍生命具有内在统一性，在本质上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在生命的运动中实现着个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而且自古以来就维系着这种和谐关系，只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宝座，而情感与信仰则受到普遍压制，才使得人与自然发生了二元分离。诚然，在宇宙中，信天翁虽然只是一个幼小的生物，但是，它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一样伟大，是与人类共生的平等的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伤害它也就等于伤害人类自身。因此，人与其他物种之间应始终保持一种和谐相亲的关系。诗中老水手正是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之后，才对生命价值有了一种全新的感悟。他所“感悟到的真理远远超越了宗教教规，而成为一种对宇宙万物和谐的肯定”。柯尔律治之所以故意把人放在大自然的对立面，首先批判的是人类无视自然存在、肆意毁坏自然的狂妄行为，然后通过老水手的忏悔来凸显人与自然同为上帝子民、同为大地生态共同体平等成员的自然伦理主题。柯勒律治的这一生命理论吻合了利奥波德《大地伦理》的精神实质：生态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也就是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济慈《夜莺颂》里表现的生态失衡、现实与理想断裂的不可调和，《秋颂》里美丽夏日和随之而来的秋收的喜悦所代表的和谐生态无不彰显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生态理想。雪莱把对自然的无限尊崇和争取自由的思想情怀巧妙地结合起来，凸显人类只有达到了精神自由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和谐生存的伟大主题。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虽然对自然素材的选取和艺术表达的方式各异，但尊重自然的精髓深深扎根于他们伟大的诗篇中，诗人们把大自然万物看做是与自身平等的成员，把大自然看作万物共生共存的理想家园。他们不仅仅从自然审美角度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审美诗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然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了哲学高度，表现了一种超越历史发展的、与现代生态批评价值标准吻合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确实因隐居于英国北部湖区而得名，但实际上，他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隐士，而是在迅猛而来的现代工业文明以及法国大革命这一特定背景下走向淳朴自然境界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不仅向人们奉献了一幅幅美丽的英国风景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然的背后发现了某种精神或生命力的作用。阿布拉姆斯就坚持认为，华兹华斯的后期转向在本质上仍然是前期革命理想的继续，只不过对法国革命的幻灭使他将前期的启蒙理想内化成了后期的审美革命。这种审美化了的革命并非是他们革命理想的退化，相反是他们革命理想的一种真正提升。在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后，浪漫主义诗人认识到暴力革命只能引起社会的更大的混乱和道德危机，只有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进行改造，才能使人们被法国大革命所搞乱了的人性得以恢复，而人性的最高标准并不是通过人类理性来获得，而是蕴涵在神秘美丽的大自然中，唯有自然才是人性的最高标准和最终归属。因此，浪漫主义诗人向自然的回归与中国诗人隐遁自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人性倾向，前者的目的在于从自然中寻找真理，而后者的目的则是与自然合一。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生活在英国从农业文明急速地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作为有着敏锐观察力和良好社会道德的诗人，他们较早地看到了隐藏在工业文明繁荣背后的危机并以诗歌的形式表现着人类物欲膨胀、急功近利的人性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冲突的自然生态环境危机。他们追求和谐自然，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物欲膨胀，强调人的自由天性和自由情感，倡导精神生态，反对科学理性和物质文明对正常人性的'残，致力于物质文明重压下人性的拯救，将人的自然天性还给人自己。虽然说这种近似乌托邦式的思想运动在现代化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难以完全实现，但是，它毕竟从思想层面上影响着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启蒙运动和英国工业革命片面追求理性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使得英国社会的发展实现了由追求纯粹的功利性向追求审美、追求富有人性的生命体验的转变，为英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深厚的伦理价值基础。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征总的来说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利的标准。”这种审美标准是以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生态整体的良性建构为最高实在，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生态伦理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与现代生态环境自然观具有理论上的共性，因而使得浪漫主义诗学思想具有开放式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意义。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关注人性的精神生态意识，关注人类生存的整体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道德规范的生态伦理思想，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伟大生态智慧，它不仅影响了19世纪后期乃至20世纪英国内外文学家们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它为工业化时代人类面临生态危机、人性危机时的价值取向提供了道德标准。我们重新关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观作为现代工业文明重压之下进行人类审美思考的精神源泉，尤其是借鉴其超越现实、超越功利、不断接近诗意生存方式的精神追求，期望人类的价值标准能继续沿着浪漫主义所开辟的审美批判精神前进，以批判的姿态不断克服和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局限，为社会进步、为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