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力、吴铎、戚本禹被揪出后，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忽被解职。毛泽东是否知情？为何周恩来对杨、傅话中有话？
1968年3月下旬，首都北京春寒料峭。一个惊人的信息随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从这里吹向全国：军队高层领导内部发生了重大变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被打倒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正处于动乱之中的各地干部群众茫然不解其故，很想知道真实具体的原因。
事件披露的经过1968年3月22日深夜，北京卫戍区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80多人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
23日凌晨1点多，林彪在会上突然宣布傅崇碧调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限令即刻离京。陈伯达在林彪讲到一些事情时插话点名说：“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傅崇碧到沈阳一下飞机，即被软禁起来。傅崇碧前脚刚走，北京就宣布他犯了“严重错误”，撤职审查。接着，傅崇碧的家四次被抄，亲属被逐出北京。
3月24日晚上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和在京机关、部队团以上干部一万余人来到人民大会堂里，等待着大会开始。会场笼罩着神秘、紧张的气氛。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对一个又一个突如其来的政治事变深感意外，十分不解，颇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感觉。现在，他们在心里揣测又将发生什么新的政治风暴。一些敏感的人想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依次席卷了学校、机关、工厂和农村，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担负着“三支两军”任务、处于斗争旋涡之中的军队本身能够不受到冲击、幸免于难吗？特别是去年的所谓“二月兵变”，几个老帅靠边站后，7月又出现了所谓武汉“陈再道兵变”，“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甚嚣尘上，军队干部看来在劫难逃。随后宣布的消息果然证实了他们的这种担心。
9时30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来到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林彪宣布大会开始，并首先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接下来说出的事情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它牵涉到当时中国军界三个位高权重的人物的命运：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一夜之间突然被打倒，杨成武、傅崇碧被撤职，余立金被逮捕法办。罪名是：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司令吴法宪的权；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公安部长、卫戍区政委谢富治；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等等。林彪在讲话中罗列和历数了杨成武的所谓主要罪行、大批他的山头主义之后，又借题发挥，云山雾罩地大侃了一通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关系的道理。听众除了感到震惊外，越听越不明白。据林彪说，打倒这三个人，是“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是会议决定的。
江青接着讲话。她谎称傅祟碧在杨成武的三次指示下“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和林彪一样，把杨、余、傅和前一段被打倒的王、关、戚硬绑在一起，还遮掩说，中央文革中被打倒的王、关、戚，是“我们把他们端出来”的。
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五次胜利的理论。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伟大胜利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次伟大胜利是打倒刘、邓、陶，第三次胜利是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胜利是把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
康生发言认为打倒杨、余、傅，“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建立了特殊的功勋”，他说，“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是有后台的，还是有黑后台的”。
姚文元最后发言表示，“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各项命令”。
会议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一直开到25日凌晨1时30分。
这天，江青给新任命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写了一封亲笔信，命人送去。卫戍区收发室的同志还不知道傅崇碧已被撤职，说，我们只有傅司令，没有别的司令。把来信退回。江青得知后动怒，下令当天召开卫戍区排以上干部大会，她要亲自去传达中央的决定。随后，卫戍区一位副司令员、一位副政委和傅崇碧的秘书相继被拘留、逮捕或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当天，中央军委办事组宣布改组，杨成武的组长职务没有了，改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仍任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为办事组成员。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林彪集团一手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也就把持了军队的大权。
尽管电台和报刊没有发表任何消息，三位高级将领被打倒的事情还是从军内传向了社会。3月26日夜晚，天安门广场东西两边各出现了一条巨幅标语。一条是：“打倒杨余傅！”另一条是：“打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一时群众之间议论纷纷。
3月27日下午2时30分，中央文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首都军民10万人参加。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都出席了大会。会上，正式宣读了中央的两个命令。第一个是：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第二个是：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黄永胜、温玉成任职的命令（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在大会上，江青作了主要发言。她将杨、余、傅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进行批判，并与极左思潮的代表王、关、戚牵扯到一块儿。她公开造谣说，傅崇碧带武装，没有经过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闯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她还不顾事实真相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但没有收到。结果傅崇碧派了一个人到北京大学去要信的底稿、要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剥夺了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
大会之后，首都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杨、余、傅！”“打倒变色龙扬、余、傅！”“打倒小爬虫王、关、戚！”等大标语和揭发批判杨、余、傅及王、关、戚的大字报，印有“三二四”、“三二七”大会“中央首长”讲话的红卫兵小报满天飞，“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傅崇碧强行镇压北大学生”的谣言被大肆散布，不胫而走，整个北京处于一片狂乱之中。
事件发生的背景杨余傅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但说到底，它是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夺取政权、首先是夺取军队领导权的需要一手制造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自上而下地发动起来后，又自下而上地冲击，波及范围越来越大，斗争愈演愈烈。
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斗争，从北京的大中院校开始，席卷到全国的机关、工厂、农村。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以所谓“一月风暴”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夺权阶段，各地陷入一片动荡和混乱之中。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未受到触动，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1966年10月5日），军队和军队院校也不干涉、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的这种相对平静、中立的状态被打破了。
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不得不一再委军队以重任，靠军队来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保护领导同志的安全、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起初，由于军队按照中央的规定代为保管各地省委的重要档案，提供住所保护地方领导干部，于是不断受到各地造反派的冲0击；后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1966年12月31日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发出《关于广播电台的通知》，规定广播电台一律实行军管；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解放军要支农、支工；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军队实行“三支两军”、逐渐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受到的冲击越来越重，与地方群众组织的矛盾越来越大，军队内部从上到下的分歧和斗争也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军队的高级将领开始起来采取措施维护军队的稳定，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67年1月28日，在当时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的提议下，中央军委制定、颁发了《中央军委命令》，共有八条。《军委八条》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967年2月间，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等党内、军内许多高层领导人，在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等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史称“二月抗争”。叶剑英质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这场正义的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在林彪的主持下，4月6日下达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强调要“正确对待群众”，实际上否定了《军委八条》，支持了造反派冲军队、反军从。全国局势更加混乱，几乎失控，军队和军队干部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
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令中外震动的抗议游行示威活动，数万军民反对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在武汉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错误行为，结果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参与活动的部队被指为“叛军”、“搞兵变”。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尖兵”（即林立果）
的文章，公开鼓吹要“撤军内一小撮”；8月1日，《红旗》杂志以“社论”的形式，煽动“揪军内一小撮”。随后，全国各地发生了大量冲击军队的事端，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毛泽东的严究下，中央文革小组被迫采取舍车保帅的做法，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从内部端出，把他们打倒。
王、关、戚的垮台，使极左思潮受到当头一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起来清算他们的罪行，否定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在北京，出现了学生们为所谓“二月逆流”翻案、外交部91人大字报签名保陈毅、国防科委提出“拥护以聂荣臻为核心的”党委正确领导和北大、清华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在上海，出现了批判江青、张吞桥和造反派的苗头。林彪、江青等大为恐慌。
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但新获得的权力基础还不牢固；另一方面，他们生怕批判极左、批判王、关、戚的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最终会把极左的总根子、总后台——他们自己暴露出来并被抓住。因此，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企图以此来转移斗争的视线，保护自己，巩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权力和各种利益。林彪、江青等大造舆论，很快就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部署付诸实施，杨余傅事件随之应时而生。
1968年3月18日，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上，江青说：“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3月21日，她又说：“从去年冬天……右倾保守主义就冒头了，今年就大肆活动了，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陈伯达、康生等3月中旬也在多种场合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3月22日，“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被撤销了职务，23日凌晨，三人分别遭到软禁或逮捕。
杨、余、傅为什么被当作“右倾翻案风”的靶子加以打击呢？这里面主要是政治斗争上的原因，也掺杂有个人之间的恩怨在内，而个人恩怨也是与政治因素纠结在一起，难以分开的。
林彪、江青一伙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机，野心勃勃地开始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攫取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国防部长，林彪深知军队对于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重要性。因此，“文化大革命”后来发展到冲击军队，要揪军内一小撮，夺军内“走资派”的权决非偶然，它既是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注定要引起的后果，也是林彪、江青一伙必然要实施的阴谋的关键步骤。在军队中，林彪非常看重在现代化战争中举足轻重、机动性最高的空军。他曾对他的死党、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说：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林彪、叶群将儿女放到空军“锻炼”一个很快“培养”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另一个也迅速提拔为《空军报》副总编辑，这并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是要控制空军。正如吴法宪说：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林彪靠诬陷搞掉了他认为不太听话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军委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后，几个老帅对军队的领导受到很大的削弱，林彪对军队的发言权进一步增强。5月]3日，北京军内两大派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纪念演出问题发生武斗。在林彪、江青的支持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控制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搞垮了对立组织，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逐渐被林彪的党羽吴、李、邱所把持。但在北京，军内仍非林彪的一统天下。这时的代总参谋长仍然是杨成武，老帅们通过他还是可以过问军内的事情；
政委余立金在空军不是自己人，要害的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也不那么听话。这三个关键职位，林彪一直想安插自己的亲信，他和江青合伙，终于抓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制造了杨余傅事件，实现了“换马”的意图。
“揪出”杨、余、傅，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可谓一箭三雕。第一，转移斗争的视线，保护自己过关。王、关、戚因揪军内一小撮被打倒，林彪硬说杨成武与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郭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二，寻找替罪羔羊，打击”右倾翻案风“在一批又一批老一辈革命家被打倒、国家机器陷于瘫痪、军队全面介入”文革“许多工作不得不依靠军队同志来做的情况下，身居军界高位的杨、余、傅确实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如揪出王、关、戚，保护老干部等。因此到1968年初，他们已成为林、江一伙的重要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林、江一伙认为，搞掉场、余、傅，不但可以狠刹社会上的”右倾翻案风“而且可以借此进一步打击他们的”黑后台——林彪、江青奈何不得的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老帅，起到打草惊蛇、敲山震虎的作用。
第三，剪除异己，夺取军权。在林彪、江青看来，杨成武、傅崇碧过去是晋察冀军区的干部，是聂荣臻的部下，因此是晋察冀这个山头的人；余立金原是新四军军部教导队队长，老首长是陈毅，也不是自己山头的人。聂荣臻、陈毅被视为1967年“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恰好时隔一年，在1968年2月，北京及全国出现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呼声。13日，外交部91名高级干部联合签名保陈毅；月底，国防科委提出“拥护以聂荣臻为核心的党委的正确领导，被斥为”多中心论，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些活动聂、陈二人并不知情，却被怀疑为幕后指使者，并殃及杨、余、傅。此外，杨、余、傅并不听话，在很多事情上触犯了林彪和江青。林彪在3月24日军队干部大会上大批所谓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借打倒杨、余、傅之机，以黄永胜等亲信取而代之，更多地攫取了军内的权力。
事件发生的缘起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这还得分别从他们三人与林彪、江青的关系说起。
杨成武得罪林彪、江青，主要是两件事情。
其一，对林彪、江青“封锁”毛泽东的指示。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杨成武随行，充当毛泽东与中央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沿途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对“文化大革命”及运动中的很多问题的看法，与林彪、江青一伙大不一样。如：毛泽东计划“文革”三年要收尾，具体说，要在1968年春结束。而林、江则想时间拖得越长、运动搞得越乱、打倒的人越多越好，后来他们在1968年3月制造杨余傅事件，说明他们是有意打乱毛泽东的部署。又如：林彪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在谈话中对林的一些说法表示反感和厌烦。再如：毛对几个老帅评价很高，采取保的态度，对陈再道也是一样，而林、江则恰好相反。杨成武奉命回京向周恩来传达了这些指示，老帅们都知道了毛的有关谈话，而他却没有、也不愿把这些话告诉林彪。叶群一再追问毛对林的评价，杨始终避而不答。
其二，在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上发挥了作用。也是在这次毛泽东视察三大区的途中，自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把持的《红旗》杂志8月1日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小组成员王力8月7日在北京外语学院又发表了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各地冲击军队的现象日益严重。
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全国形势极为混乱。毛泽东后来曾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周恩来眼见局势无法控制，坐卧不宁。他派回京传达毛泽东指示的杨成武携带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和其他有关材料，去向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于8月中旬指出，《红旗》杂志的社论是“大毒草”，王力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毛泽东派杨成武飞回北京告诉周恩来，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林、江一伙与王关戚的关系非常密切，王关戚是江青手下的干将，出事前，林彪正准备将关锋提升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们自然对在王关戚的垮台中来回奔忙的杨成武恨之入骨。
此外，“二月逆流”后，林彪、江青一伙曾要停发几位老帅的文件，杨成武一直顶住，按规定照发。
以上所为，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
余立金主要也是在不传达毛泽东视察时的指示的问题上开罪于林彪和江青一伙。因毛泽东在外巡视有可能要坐飞机，经杨成武建议，中央决定余立金随行。杨、余因此受到林彪和吴法宪的猜忌。余立金中途回京期间，吴法宪、叶群要他向空军党委常委及林彪汇报情况，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指示他没有汇报任务，余立金十分为难，最终未作汇报。在“空军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印发的余立金所谓“罪行材料”中就说：“更加严重的是1967年8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三区’过程中，余立金奉命回北京汇报，他不向林副主席汇报，有意封锁林副主席。”
此外，“材料”还列举了他恶毒诬蔑、攻击、对抗林彪和江青的种种罪证。
在决定“拿掉”余立金之后，给他凭空编造、似乎正儿八经的罪由是：第一，他勾结杨成武，要夺吴法宪的权。这也是杨成武的所谓主要罪行之一。
事情的起因是，1968年3月中旬，林彪在空军的死党周宇驰等怀疑是余立金的秘书最近写匿名信给杨成武，反映他们在空军的恶行，致使杨要求林彪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反诬余的秘书与杨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吴法宪事先未打任何招呼，就把余的秘书抓起来，余十分生气。杨成武认为此种做法不妥，打电话要吴放人，吴不放。杨找吴谈话，吴则根据林彪的指示，“不低头，不让步，不认错”。出于无奈，杨的夫人（杨当时在病中）与余立金去林彪处反映情况，事情未得到解决，反而更加被认为是杨、余勾结，要搞垮吴法宪。林彪在3月24日军队干部大会上说：杨成武“拉了余立金来夺权，同余立金搞得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空军里面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为这事空军采取措施防止出问题，就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了。这本来是一个好心好意，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不但不感谢这个好意，反而乘这个机会反对吴法宪同志。”第二，林彪宣布，余立金是个叛徒。事实上，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既未被俘，也未叛变，这可由他当时的战友作证。这个罪名完全是靠捕风捉影和制作伪证捏造出来的。
傅崇碧的所谓问题，是因为他由于当时担任卫戍区司令员的缘故，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对许多老干部采取了保护措施。这样，自然就要与林彪和江青一伙发生矛盾和冲突。例如，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徐向前、贺龙元帅或加强警卫、或转移隐蔽，妥加保护。又如，在数万红卫兵冲击京西宾馆，要揪出陈再道时，他将陈藏匿在电梯里，安然过关。
再如，他按照周恩来开列的名单，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二三十位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同志从分散在北京城里的各个住处，连夜集中到卫戍区东高地营区保护起来。江青、陈伯达等人一再严厉追问藏到哪里去了，他就是不说。后来他向毛泽东反映了北京揪斗老干部的情况，并汇报了转移保护李井泉等领导干部一事，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和肯定，但同时也就因向毛泽东“告状”和包庇“走资派”而与中央文革小组结怨。江青等一直在伺机报复，而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恰好成为他们打击傅崇碧的借口，同时成为触发扬、余、傅事件的重大导火索，这也是宣布的杨成武与傅崇碧勾结犯下的“主要罪行”之。
事件爆发的诱因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1968年2月底，鲁迅博物馆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请鲁迅夫人许广平代呈。3月2日，许广平写信给毛泽东，说原藏于鲁迅博物馆的鲁迅书信手稿共1539页现不知下落，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设法查找。3月5日上午，许广平逝世。据杨成武回忆，当日午夜，周恩来、陈伯达把查找手稿的任务交给他。根据许广平信中提供的情况，周恩来交代说，叫卫戍区去查，可以提审威本禹，他可能知道一些情况。杨即和傅崇碧带人连夜驱车前往秦城监狱，通过对戚的审讯，证实了许信中的说法。原来，这批手稿是1966年6月30日，原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由从博物馆调走，1967年六七月间，江青又派戚本禹去文化部将它们取走的。接着，经过查询，弄清手稿经由中央文革工作人员之手，最终交给位于钓鱼台的中央文革保密室保密员卜信荣保管。但当事人江青却对这一切佯作不知，也在装模作样地追查手稿的去向。江青为什么拿了鲁迅的手稿不漏底细？因为她知道鲁迅手稿中有涉及她30年代丑闻的内容，传出去对她不利。
3月8日傍晚，傅崇碧打电话给江青通报查找中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江青不在，接电话的是萧力（即李讷）。傅向李讷问明中央文革中有卜信荣此人后，请她向江青汇报一下，他们随后就到。傅即带秘书等3人，分乘两辆吉普车，来到钓鱼台。在钓鱼台门口，他们让负责接待的同志请示中央文革是否可以进去？正在值班的陈伯达秘书电话答复：“可以进来。”
傅等驱车驶入，在办公楼前停下，恰好碰见姚文元，于是和他一块儿走进会议室。谁知这时江青接踵而来，一进屋见有四个军人站着，马上厉声喝问：“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来的？”傅一再说明是来汇报手稿情况的，并说出了最后接管手稿者的姓名。果然，在卜信荣那里找到了鲁迅的四箱手稿。江青大为恼怒和尴尬，她下令将卜信荣抓起来，又贼喊捉贼地说，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盗走了，要傅崇碧立即去审问戚藏在什么地方。就在傅再次去提审戚的同时，江青先后找到周恩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据杨成武说，他在开会中被召到钓鱼台，江青问他知不知道博冲钓鱼台？他回答不知道，并指出傅是卫戍区司令，可以进入钓鱼台。叶群说，傅带了两部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江青又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五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要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陈伯达等也指责说，你不要包庇傅崇碧！这都是你们军队的问题！杨成武眼见江青等居心叵测，不禁生气地说，我不负这个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十多天后，林彪、江青却在3月24日和3月27日的大会上瞒天过海，硬说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一手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把这三位高级将领打倒。
这里也简单说一下所谓傅崇碧镇压北大学生的真相。无巧不成书，也是在3月8日晚，因为江青头天提出要看北大两个群众组织给中央写的一封信，卫戍区支左办公室的哈斯等三人乘车去北大索要，被告之以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过后，哈斯再度带支左办公室两位工作人员返回北大，还是没有拿到这份材料。然而，北大造反派的首领聂元梓却深夜急电江青，称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为此大肆叫嚷了一番。和对鲁迅的手稿一样，江青明明是主使人，知根知底，却为了达到其整垮傅崇碧的目的，有意掩盖真相，在3月27日的群众大会上将此事作为博的重大罪行之一，大加挞伐。
事件平反的情况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坠机，自取灭亡之后，被林彪集团诬陷、打击的军队领导干部逐渐迎来政治生命的转机。毛泽东先后对罗瑞卿、“二月逆流”、贺龙和杨余博等问题表了态。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1974年7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杨、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罗瑞卿，林彪说他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
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我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杨成武、徐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7月底，三人获释，并重新安排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甄别平反，“杨余傅事件”也获得了正确的结论。197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中共中央文件指出：
1968年3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军乱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即“三二四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捏造杨成武同志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排，”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说杨成武等同志有”黑后台“诬陷余立金同志是”叛徒“其后，又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五一六’的黑后台“等等。林彪、四人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同志，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恶果和影响。
中央已经查明，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一冤的平反工作十分关心。1974年7月，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
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和受迫害的同志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落实党的政策。
文件指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迫害致死致残的同志，要公开平反昭雪。有关单位对因“杨、余、傅事件”受株连的同志，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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