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抵武汉调停造反派与军队的冲突，王力、谢富治深入街头煽风点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推上浪尖；百万军民荷枪实弹街头大示威；毛泽东生平第一次乘飞机脱离险境……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的1967年武汉之夏……
云谲雾诡袭武汉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引发了席卷全国的“造反夺权”新高潮，由林彪、江青一伙背后指挥的“揪军内一小撮”活动促进了造反派对军队的冲击。于是乎，不仅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就连武汉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扰袭。
1月23日，毛泽东致信林彪，提出军队应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夺权斗争火焰越烧越旺。
2月初，武汉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队内外造反派强占汉口红旗大楼，接管《长江日报》社，并于2月8日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叫嚣“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要“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
2月7日，造反派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诳称《长江日报》社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的，企图混淆视听，造成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态势。
《二·八声明》出来后，造反派四出冲杀，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闹得乌烟瘴气，激起武汉军民的强烈不满。武汉军区在征得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旋即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
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正声明》无疑给了造反派当头一棒。
其实，毛泽东在那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就深表反感，认为这背后“一定有坏人”。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们为了稳定军队，进而稳定局势，很快拟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报经主席批准公布。八条命令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迅速传遍全国。
（一）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持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五）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六）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
军令如山！几百万人民解放军紧急行动了。
3月17日清晨，武汉几百名军队造反派聚集在军区礼堂，贴出“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唱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战歌，“威风凛凛”地等待着孔庆德副司令员回答他们的要求，等到的却是孔副司令“解散一切乱军造反组织”和一批逮捕名单的庄严宣布。
一个个打砸抢骨干、乱军头目旋即被铐上手铐，押了出去……
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武汉地区的形势一度得到好转。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极大地干扰了林彪、江青一伙乱中夺权计划的实施。4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经王力修改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影射武汉、成都等地军队领导压制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恰在这时，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林彪更是出尔反尔，竟置自己同意的《军委八条》于不顾，4月6日。与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公布了与《军委八条》相抵触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这两个东西一出，武汉军区更加左右为难。武汉的造反派则“勇气倍增”，在十条命令公布的当天就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叫嚣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为“工总”翻案等，矛头直指武汉军区。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造反派时有针对性地指出：“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武汉局势急转直下。
这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他们觉得中央对武汉的情况不甚了解，有必要汇报一下为好。周恩来很快同意了这一请示。
4月19日，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江青询问陈再道武汉是否真有5万人绝食，得到否定答复后，她马上作了检讨，说自己是听了一面之词。接着，江青又指出，武汉的“国民党渣滓”确实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叫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随即表示让戚本禹在21日负责接见。
谁料，江青第二天突然翻脸，她看了登有中央文革驻汉“记者”说的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19日会议指示的“情况反映”的《文革快报》后，在上面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陈再道、钟汉华查明情况后迅速给中央文革写了书面报告，承认自己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19日会议的要点，但当时作过“不准再往下传达”的规定，记者所听到的不过是负责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的风，并没有借中央文革名义去压造反派的意思。
21日凌晨两点，中央文革派人没收了陈再道、钟汉华手中19日会议的记录，并告诉他们取消了21日的接见，这就意味着中央文革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中央也突然改变了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态度，以致于他们身在北京，竟未像其它军区领导一样接到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通知，而是在4月27日被冷冰冰地通知：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陈再道、钟汉华返回武汉，看到的是群众间的派系激烈对抗，“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愈演愈烈，造反派提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不断挑起事端，甚至绑架钟汉华，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施行谩骂、围攻和殴打。
事出有因，造反派之所以闹得这样凶，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背后操纵的结果。林彪在3月以后就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吴法宪遂奉旨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电话，要他们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中央文革派往武汉的北航红旗造反派成员也召集武汉造反派头头开会，明确提出“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5月初，《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秘书先后接见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并面授机宜：你们的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
二是不要把李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人总部翻案。
自此，武汉地区一时歪风四起，派性武斗急剧升级，惨案不时发生。
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检讨了自身工作中的某些不足，希望各个群众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却被造反派诬称为“假检讨，真反扑。”恰在这时，中央文革摆出一副貌似公允的面孔，将对“工人总部”的背后支持转变为对“百万雄师”的公开责难，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经康生授意炮制后，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又于6月26日给武汉军区发来一封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这封电报看似“公允”，其实是有意暗示武汉造反派要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股股云谲雾诡一时间向武汉地区缓缓袭来……
“我是不打倒他的”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陈再道立即行动，并于7月初电告周恩来：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已选好，可以赴京汇报。后因毛泽东决意南巡大江南北，武汉地区代表赴京汇报也就被取消。
7月14日清晨，周恩来和李作鹏等人乘飞机抵达武汉，为主席打前站。
当天中午，到四川解决两派群众组织争斗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个人，也以“中央代表”身份赶至武汉。
当晚，毛泽东在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陪同下抵达武汉。
周恩来为主席打前站，一则是想看看武汉地区的形势到底是不是像中央文革所说的那样漆黑一团；二则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以稳定武汉的局势，为主席横渡长江提供良好的环境；三则想利用主席巡视武汉的机会，将武汉问题妥善解决，以促进全国形势的逐步稳定。
7月15日、16日，毛泽东在武汉两次召集随行赴汉的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和谢富治、王力等人开会，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各地问题的汇报，着重商讨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造反派骨干之一）。“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作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连续几天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陈再道等人的汇报。18日下午，周总理作了总结性发言，在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犯了错误的同时，也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
随后，周恩来又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等人当时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种“错误”，周总理就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接着，他还着重提到：毛主席离京时就讲到要去武汉保陈再道。
当天晚上，周恩来要回京，临行前特意带陈再道等人会见了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陈再道问道：“你们怎么样啊？”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还是想不通地回答道。
见陈再道这么回答，毛泽东就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接着又叮嘱道：“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
经主席这么一说，陈再道等人心里踏实多了，陈再道及时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解决武汉问题。
“百万雄师就不听文革的！”与陈再道一起来会见主席的王力赌气似地说。
毛泽东看了一眼王力，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接着又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群众，做思想工作。
过了一会，毛泽东又略有所思地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看来，毛泽东对有些事情正处于信任与怀疑之间徘徊。
当陈再道等人起身告辞时，毛泽东还亲自送他们到走廊上，并招呼服务员同他们握手，同时还风趣地对服务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哦是不打倒他的。”
听主席这么一说，陈再道会心地笑了。
后来在留驻上海期间，毛泽东还对随行的杨成武说：“陈再道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接着，他又要杨成武报告周总理，要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接到京西宾馆保护起来。
很明显，毛泽东保陈再道的态度非常明确，而林彪、江青一伙则是要置陈再道于死地的。
不该来的“亲人”在赴汉“中央代表团”成员中，王力可称得上是不速之客，周恩来原本就没打算让他去武汉。
7月13日晚，周恩来打电话给留驻重庆的谢富治，叫他迅速赴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工作。王力正好和谢富治在一起，听到该消息后，他连忙与关锋在电话里密谋一番后，坚持与谢富治等人以“中央代表团”名义赴汉。
当时，周恩来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造反派又听文革的，让他去或许更能做好造反派的工作，也就同意了王力的“请求”。但为了避免一些矛盾，周恩来当时也作了中央代表团暂不要公开露面、不要作倾向性表态等规定。
谁也没有料到，在抵达武汉的当天夜里，谢富治、王力就违反总理的指示，由刘丰带着上街去看大字报了，并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武汉造反派就举行了盛大游行，称谢富治、王力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欢迎他们来解决武汉问题。武汉军民更加忧心忡忡：谢富治、王力到武汉，连一些高级干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在7月15日至18日的汇报会上，谢富治对陈再道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
接着，谢富治又摊牌似地说：“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陈再道等人与他们进行辩论，不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谢富治一伙蛮横地说。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立即反驳道。
“你这是反对林副主席！”谢富治凶狠地对韩东山嚷道。
谢富治和王力公开身份后，加紧四出活动，他们不断接见造反派代表，发表讲话支持他们。7月17日晚，谢富治和王力一行还跑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将百万雄师“头头们”的名单弄到手。王力还板着脸对百万雄师领导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领导立即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成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
“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王力蛮横地说。
“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百万雄师领导并没被王力的“威严”所吓住。
随后，百万雄师立即贴出大标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啦！”
“我们不是阿斗！”
有些标语还直接点名批评王力，要他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
7月18日晚，和主席会谈后，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到机场送走总理。他们并没按主席的指示行事，不但不做工作，反而在群众组织中煽风点火。远在北京的叶群也打电话给刘丰等人，要他们“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
谢富治和王力更加无法无天，他们在当天夜里就窜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佩戴着造反派的袖章，俨然一副造反派“领袖”相儿。
王力还在大会上叫嚣：“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给造反派输精打气。
王力讲完话后，谢富治又要刘丰等武汉空军负责人出来“亮相”。
刘丰受宠若惊，不久前还埋怨抓造反派抓得太少，这时却摇身一变，连声称自己是小学生，希望造反派帮助自己。
第二天，造反派出动许多广播车，用高音喇叭四处播放王力等人在造反派总部的讲话录音及王力所作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听到这些播音后，武汉军民群情激昂，百万雄师群众更加愤慨不已，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顿时贴满了武汉街头，揪出王力的声浪愈益高涨。其中有一份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将王力披露得淋漓尽致：“王力窃居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3200万人民，与各兄弟省市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很明显，谢富治、王力这两位不该来的“亲人”所进行的倒行逆施，进一步加剧了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反感。
一场武汉军民抵制“文革”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革命壮举即将爆发了。
扬子江畔的怒吼面对日益扩大的事态，武汉军区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由于造反派的作梗和王力等人的操纵，混乱局面与日俱增。
7月19日下午，武汉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武汉军区领导为了尽快稳定局势，就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王力趾高气扬，俨然以训人的口吻对陈再道等人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接着，他就从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说起，口惹悬河地说到1967年军队的支左。
胡说什么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破坏工人运动的组织，而工人总部“造反有理”，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他还危言耸听地强调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区（即武汉军区）没有看到这点，因此发表了《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就这样说个没完没了，一直讲到晚上11点多钟，把武汉军区说得一无是处。
恰在这时，百万雄师和独立师、29师的战士们已经起来“造反了”。一部分百万雄师群众已在汉口游行示威；另有部分人乘数十辆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将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王力到水院的“四点指示”究竟有何用心？王力又凭什么将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何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事发之后，军区领导立即要求谢富治、王力出面接见百万雄师代表，谁知王力只是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拒不接见群众，事态进一步扩大。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0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并当众宣布必须当面质问谢富治和王力“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4个问题，如不答复，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上午7时许，陈再道刚进谢富治的房间，百万雄师的群众就冲进来了，声称要找王力，吓得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吱声。陈再道劝大家到外面去谈，结果谈得很融洽，谢富治也答应下午接见群众。
一看这种气氛，王力也壮着胆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这时，以独立师和29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并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
王力趁乱跑进屋内，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胆怯，便赖着不走，北航《红旗》的几个人也大耍造反派的威风，辱骂群众，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
在一片哄声中，王力被抓了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谢富治则靠“老干部”这张“王牌”躲过了这关。
接着，百万雄师调出200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独立师近千人也转入游行行列。独立师数百名军人全副武装，佩戴“百万雄师”袖章，并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他们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在街上示威。
机关干部和在校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像江水一样汹涌而过。
游行示威者高呼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当天下午，“百万雄师”还召开了7万人大会，向王力示威。
7月21日至23日，武汉军民又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武汉大街上还出现了“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等大标语，矛头直指中央文革。
一时间，反对谢富治和王力的吼声响彻武汉三镇上空。
各地群众也纷纷声援武汉军民的抗议活动。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游行时，黄石市就派来三十余辆卡车参加。同一天，百万雄师还收到湖北省二十余个县、市的声援电，并得到了辽宁、四川、陕西等地群众组织的声援。
7月22日，四川省成都某红卫兵组织在致陈再道的信中说：“最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行动，希望您用您现在的权力。要知道他们像剥蒜一样，把革命的老干部清除。一不做，二不休，为革命先烈复仇，为成千上万被游街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这就是名震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全部过程。正直善良的武汉军民本想通过这种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方式壮大声势，引起中央的重视，使中央能采取正确的方针，不偏信王力等人的“汇报”，正确解决武汉问题。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这样做，恰恰是林彪一伙所期待的。
王力“失踪”之谜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武汉支一派压一派的一系列活动直接点燃了“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索。“七二〇事件”爆发后，他被一些群众抓到武汉军区大院评理，后来就一度“失踪”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七二〇事件”爆发的当天，周恩来就由京重返武汉，他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副司令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找回王力，未找到。
第二天，周恩来又叫陈再道去找王力。也未寻着。
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7月20日下午，军区领导叶明担心从群众手中劝放回来的王力再次被抓走，不好交差，就叫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将王力带走。
张昭剑为了达到自己的投机目的，竟隐瞒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连哄带吓地对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正在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叫喊着要抓王力。”
王力听他这么一说，吓得面如土色，只好乖乖地跟着张昭剑在二十九师师部的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躲藏起来。
在山上，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军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
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经这一”提示，张昭剑便下定了投靠王力一伙的决心。
张昭剑还对外封锁有关王力的消息，当陈再道派人去二十九师找王力时，只透露王力在安全地方，不讲具体情况。
7月21日中午，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获悉王力在二十九师后，便找到张昭剑。
刘丰深知劝将不如激将的道理，他在大骂一通武汉军区后，就直接了当地对张昭剑说“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
善于投机的张昭剑心领其意，立即回答说：“我听空军的。”并将王力移交给刘丰。
“失踪”一天的王力终于露面了。
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李作鹏、刘丰护送王力到达山坡机场，王力乘飞机回京。
“武老谭”的遭遇“武老谭”即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季钟之华等人，是武汉造反派要揪出的所谓“武汉地区翼震林式的人物。”
“七二〇事件”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等武汉军王领导人发起组织的，固然由谢富治、王力公开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所引发，但主要还是武汉军民对将百余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组织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这原本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死死抓住陈再道不放，有意将责任归咎于陈再道和钟汉华，将“七二〇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搞兵变”、反革命暴乱等，蓄意扩大事态。
周恩来于7月22日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希望尽快稳定武汉局势和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
但是，李作鹏和刘丰等人有意作梗。当天，李作鹏就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受李作鹏操纵的东海舰队还发表了《严正声明》，杀气腾腾地指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第二天，刘丰在电话里对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〇’是林彪匠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
张昭剑随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并扬言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7月23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〇事件”。并以“开会”名义电令陈再道等人进京。
7月24日凌晨3点多钟，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刚住进北京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就遭到数以万计的北京文艺口造反派成员的围攻。造反派将京西宾馆围个水泄不通，高呼“打倒陈再道”、“向陈再道讨还血债！”“不揪出陈再道决不收兵！”等口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很是纳闷：陈再道等人刚到北京，是谁这么快就走漏了风声？
警卫战士在门口挽起胳膊，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均无济于事。造反派已拥到楼前，情况十分紧急。
傅崇碧急忙请示总理，周恩来很快作了三条指示：
第一，冲京西宾馆是错误的；
第二，必须马上退回去；
第三，我可接见他们。
傅崇碧等人重返京西宾馆，用广播反复播念周总理的指示，并找造反派头头做工作，仍不奏效。
傅崇碧急中生智，当即命令卫戍一师副师长：
“把冲进楼里的人赶出去！把陈再道等人锁进电梯里，切断电梯电源。出了问题，拿你是问！”
这时，造反派已冲进楼里搜人了。
傅崇碧猛然想到：要解围，必须请戚本禹、谢富治不可，他们和这些造反派组织的关系密切。旋即又请示周总理出面。
周恩来派秘书将谢富治、戚本禹等人“请”来后，严肃地说：“现在，造反派冲进了京西宾馆，我写了意见，叫卫戍区的同志去做工作，他们根本不听。好了，这事情我不管了！京西宾馆冲坏了，你们要负责！”
谢富治、戚本禹见周恩来发了火，连忙答应去京西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他们一去，造反派便很快“撤走”了……
周恩来事后问傅崇碧：“陈再道同志现在在哪里？”
“锁在电梯里，电梯断了电。”
“你这个办法好。”总理苦笑着说。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不久，三军造反派在林彪、叶群指使下又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他们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
叶群则亲自布置将“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和“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贴满北京街头。
她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去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数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清静、美丽的京西宾馆一时被闹得乌烟瘴气……
7月26日上午，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
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五人受审似地站在第一排。
谢富治首先发言，他煞有介事地指出：“七二〇‘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民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吴法宪接着发言，他气势汹汹地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吴法宪信口雌黄，竟胡说什么“陈再道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对这些胡言乱语，周恩来实在听不下去，就有意三次打断吴的发言。
谁知，吴法宪反而说得更卖力了，并攻击徐向前说：“徐向前早在2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帅听到这里，气愤地说：“这个话我讲过，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说完便写了张条子递给总理，愤然离开会场。
陈再道在会上据理申辩，大声地说：“有人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
话还没说完，吴法宪就领着刘丰等人冲过来，扒掉陈再道等五人的领章帽徽，对他们进行了一顿拳打脚踢。
事后，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当场表示：“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
会议从中午开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接着开。
陈再道低头弯腰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熬不住了，便对康生喊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意在能让他们坐下来“开会”。
话还没说完，康生就凶狠地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就不是反革命了。”
接着，康生又东扯葫芦西扯瓢，越讲越起劲，危言耸听地说：“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经康生这么一说，陈再道他们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了。
讨论会变成了斗争会。
第二天，陈再道和钟汉华就被撤销了职务，“倒陈”有功的刘丰则连升三级，当上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更大的阴谋“七二〇”事件爆发的当天上午，林彪亲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从北京坐专机飞往武汉。
邱会作贴身的汗衫内，放着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密信。林彪写好后，又将信转交江青阅目，江青也随即在信上签了名。邱会作临行时，江青叮嘱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此信用专人、专机运送，是因为据说林彪获悉“陈再道要搞兵变”，很担心主席的安全，所以要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一下飞机，就要求见毛泽东。五点多钟，毛泽东才在东湖宾馆接见了邱会作。毛泽东边看信边笑，将信将疑，没有下定离开武汉的决心。
其实，毛泽东并不相信所谓“陈再道搞政变”的流言，还针对街上的大游行评说道：“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延至晚上八点多钟，在众人劝兑下，毛泽东才决定前往上海，杨成武等人随行。
可笑的是，明明是林彪自己胁皇毛泽东离开武汉，他却反咬一口，各罪名扣在陈再道等人头上，以此来打击武汉军民。
谢富治和王力于7月x日下午氐达北京时，林彪、江青组织了数厅人到机场迎接。当晚，林彪主持厂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斤取谢富治的汇报，将“七二〇事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翌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
同时，中央文革也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迅速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〇事件’”。
一时间，“江城上妖风呼啸，扬子江面黑浪滔滔”的传单小报，飘至全国各地。
在中央文革看来，武汉军民反了王力、谢富治，必须进行反击，而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组织，打倒陈再道等人，远不能息心头之恨，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取得更大的成果。
8月1日，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随即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他们使用了一个蛊惑人心的概念——“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于是乎，“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呼声响彻中国国土上空。
各地的红卫兵小报纷起响应，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矛头也直指当地驻军的领导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夺军权”风潮。
“揪出××地区的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标语迅速出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成都、沈阳等地。
各地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抢劫枪枝弹药挑动武斗的恶浪高涨。
紧接着，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同志被打成“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惨遭迫害，甚至连一些公社和大队的人武干部、民兵干部也被打咸“陈再道式的人物”受到批斗。很明显，林彪就是想通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将反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为自己攀上权力顶峰扫清道路。
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狡辩，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毛泽东拍案怒道：“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大毒草”。接着，他又在林彪送审的文件上划掉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后退回林彪，并且批示：“不用”。
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极为恐慌。
叶群立即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诳称“红尖兵”文章中原本没提“揪军内一小撮”，是后来别人加进去的。叶群还将主席退回来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了保险柜。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更是出尔反尔，串通一气，将责任完全推给“小三儿”王力、关锋、戚本属，自己则蒙混过“关”。由于毛泽东及时觉察，林彪、江青一伙企图通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打倒一大批军队老干部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庄严的宣告武汉“七二〇事件”爆发后，林彪一伙危言耸听地说陈再道要搞兵变，并利用手中的大权对武汉军民进行“反击”。他们诬称陈再道是“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祸首，将“百万雄师”诬称为“百匪”，将武汉军区独立师打成“叛军”予以解散。许多无辜的群众被称为“百匪家属”、“叛军家属”，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死、打伤。
林彪、江青一伙还以此为契机，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黑浪，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据湖北省委统计，湖北省在“七二〇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军民多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6.6万余人，被打死600余人，确实是骇，闻。
后来在“批林批孔”期间，江青在广州见到钭汉华时，竟假惺惺地说：“我对不起你，我也是上了林彪的当，他是副主席，他上了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林彪当时是想一箭双雕，通过‘七二〇事件’，既打倒陈再道同志，又谋害毛主席。请你转告陈再道同志，向他道歉。”
她认为用这些话就可将自己的罪行一笔勾销。但-
历史无情，作恶多端的人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接受历史老人的无隋判决。
直至粉碎“四人帮”后，被林彪、江青一伙颠倒的历史才重新颠倒过来。
1978年9月24日，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在给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报告》还提到：“长期以来，广大群众纷纷向省、市委反映，要求澄清”七二。事件“的性质。省、市委和军区，都作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报告》强调指出：“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
同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通知，庄严宣告：凡因“七二。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
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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