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革命委员会这一政权组织即是其中之一。老、中、青三结合，造反派（革）、老干部（干）、革命军人（军）三结合的体制，实是全面的军事管制，它在共和国政治体制演变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呢？
在“革命委员会”出现之前，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委员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这里把文化革命委员会定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组织性质的权力机构。它同后来的作为一级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当时已显露出作为一级权力机构的端倪。在这个文件的指导下，1966年下半年，全国各地成立了大量的群众自发组织，其中有些组织采用“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如“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这些组织显然不是一级权力机构。作为一级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的出现，乃是1967年全面夺权的产物。
1966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内容，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1967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
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宣告夺权。6日，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1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说：“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林彪、张春桥等人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推波助澜。1月23日，林彪在确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方针时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1月22日，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全面夺权”的局面已经不可避免了。
夺权以后，新产生的政权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这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革命委员会”作为夺权后以新生事物出现的一级权力机构，最早出现于上海玻璃机械厂。1967年1月初，上海玻璃机械厂夺权以后，一部分“革命造反派”面对厂里生产无人过问的情况，建立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当时建立“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出发点是好的，其主导倾向是针对革命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力争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了这个主导思想。1967年1月20日，上海《文汇报》又以《革命生产委员会显示强大生命力》为题，报导了“上海玻璃机械厂第三车间工人成立革命生产委员会以来，把革命和生产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生产面貌焕然一新”的经验。可是，当时一些临时负责人，根本没有要长期夺权的思想准备，所以，当名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成立后，许多人便放弃了对厂级“革命生产委员会”筹备工作的领导。
正在这时，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提出“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新的政权机构。社论不仅号召要向走资派夺权，而且实际上又提出了新机构中要有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文章报道了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并称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创举。1月24日，上海玻璃机械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布接管原厂级革命生产委员会筹备组，并宣布原先的候选人名单作废。然后，由全体造反队员讨论提名，提出了17人的名单，由他们组成厂革命生产委员会。
上海玻璃机械厂的经验在全国引起了反响。
1967年1月17日，北京光华木材厂的“红色造反者”开始夺权，废除当时工厂实行的“三级一长制”，并在后来成立了厂部、车间和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和革命生产勤务组。显然，这是学习上海玻离机械厂经验的结果。
随后，1月22日，青岛市23个单位组成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宣布接管了青岛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力。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解放军到地方支“左”，成为“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又一个重要前提。1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说：“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时，就已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社论指出，在夺权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里首次提了新建立的政权要以“三结合”做为基本组织形式。同日，黑龙江省成立了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一“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这是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政府机构中，第一个以“革命委员会”命名的机构。2月2日，《人民日报》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黑龙江省的经验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上海夺权后，张春桥把筹建上海市领导机构的情况报告了陈伯达，其成员有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王维国等人。这个组成包括了革命干部、军队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部分人。陈伯达将《红旗》杂志第3期社论中的内容告诉了张春桥，又向张春桥透露：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善于投机钻营的张春桥马上找了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把新建立的机构叫做“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议当即获得赞同。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针对新建立的政权名称不统一的状况，2月12日，毛泽东为此事专门召见张春桥。姚文元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国家体制的改变，又牵涉到外国是否承认问题）。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上海一时改不过来，可以过一段时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2月24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海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从“革命委员会”出现的历史背景和全过程来看，“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必然结果。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群众砸碎旧的领导机构，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新型的领导机构，其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由于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其社会后果是严重的。毛泽东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判断是：相当一部分“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走资派’手里”。
既然这样，那么进行全面夺权也就势在必行了。毛泽东没有对“走资派”作出过明确的解释，党和政府的文件也没有规定“走资派”的具体标准。“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以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曾经被打成了“走资派”。实践证明，“走资派”是一个任意陸很大的非科学概念。结果只能是打击一大片，伤害了大批干部。
“革命委员会”开始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权力机构，但是在全面夺权浪潮的推动下，这一“新生事物”日益向前发展。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形式进一步完善。从量的覆盖面上，”革命委员会逐步扩展成为既是省以下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又是各企事业和农村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
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做出决议，要求市、区县的最高权力机构、工厂企业的权力机构、学校的权力机构，都要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
从质的内涵上，“革命委员会”内部“三结合”的组织结构，在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内容，也越来越完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各级政府机构，是由革命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农村人民公社以下由民兵代表代替解放军代表。在工厂企业中，是由革命干部代表、民兵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在各大中专学校，是由革命学生代表、革命教职员工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后来，到了1968年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的3万人组成“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宣传毛泽东指示，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这以后便赋予了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以新的含义，即革命干部代表、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工人宣传队代表。后来，随着军队支“左”范围的扩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的“三结合”便具有了普遍意义。
这种革命的“三结合”，对于稳定当时各单位的形势，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用政治领导体制科学化的标准来衡量，是值得研究的。“三结合”的三者之间怎样有机地结合，哪部分人在政权内部居于重要地位，在制度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上发表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论述了这个问题。社论指出：三结合中。“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必须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作用”，革命干部应该“在这个机要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人民解放军代表也要起重大作用。这里除要求革命干部起核心作用较为具体外，其他都是笼统的提法，而革命干部起核心作用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实际上，在“革命委员会”建立的初期，由于军队代表以局外人士的面目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同地方上的一些复杂事件牵连较少，军队代表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地方干部代表则因为刚刚“亮相”或“解放”，心有余悸，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处干附庸的地位。后来中央决定“三支二军”人员撤回部队，要求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革命干部的作用才开始发挥出来。
至于“革命群众”代表，由于他们本来就不是经过群众正常选举担任领导的，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很难开展工作，事实证明，这种“三结合”不是从是否懂业务、有能力、有群众基础等条件来考虑的，而是以“夺权”作为政治背景来衡量，同时又没有经过正常的民主程序加以确认，所以是不科学的。
在“革命委员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外，大多数“革命委员会”一般是在当地军管会、军区（军分区）或主要是由部队支“左”人员组成的“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的。至于“革命委员会”内部成员的产生，则同最初一样，其基本特征，是排斥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程序。
“革命委员会”成员一般不通过选举产生，是经过所谓“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才推选出来的”。这种推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造反派组织的状况和审查机关的主观意志。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4000多名委员中，包括其中大约半数左右的群众代表，都没有经过民主选举。而当时把“革命委员会”成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看做是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的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是完全错误的。
在当时，谁都可以拉一帮人，成立一个组织，做为群众组织的代表。显然，这为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掌握权力造成可乘之机。
在当时各级党组织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取代了各级党组织，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但是在一些比较早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和重要单位，开始逐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大政方针。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
《指示》就中共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10月19日来电请示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要求各地都应这样做。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各地征求意见。文件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来实施党的组织领导。
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相继建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总结“革命委员会”的经验。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除了把“三结合”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大加赞扬外，还把精兵简政作为一条重要经验。在省、市、自治区等各级政权机构的“革命委员会”中，一般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同时，对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精简。例如，当时大多数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全部工作人员只有200人左右，为原省委、省人委工人人员的1/30.在工厂，一般设革命、生产和生活三个办公室。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把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作为实行“精兵简政”的典型树立起来，并加上编者按，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到1974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又以《来自灵宝的新经验》为题，再次介绍了灵宝县“革命委员会”实行“精兵简政”的经验。灵宝县“革命委员会”仅设立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和生产的指挥部四个科室，机关实际工作人员47人，通过这种精干的机构，实行一元化领导。
当时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在人数上确实比以前的机构减少了许多，但这决不是积极意义上的“精兵简政”，这是因为：第一，这样简陋的机构设置和不切实际的人员精简，是无法应付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各种需要的。对于一个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国家来说，这种不适应就更加突出。
实际上，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开始相继增设机构，增加工作人员；第二，这种精简造成“革命委员会”内部机构设置极其不合理。在各级政权机构的“革命委员会”中，一般设政治、生产、保卫、办事四个机构。这种设置强化了领导机构“突出政治”、“阶级斗争”的职能，而大大削弱了各级政府组织领导生产和社会经济的职能。一个生产指挥组，包括了农、工、商、林、渔、牧、副各业，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三，这种“精简”是以排斥一大批革命干部为基本政治背景的。
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起，到1968年9月初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经历20个月，全国（除台湾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党的九大以后，开始了恢复各级党组织的工作。197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提出要陆续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党委，并要求新党委成立以后，不另设重叠的办事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基本上就是党委会的办事机构。后来各级党委成立后，新党委和原来的“革命委员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党委的第一书记基本上都兼任“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革命委员会”这种体制把以往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一元化发展到极端，成为一种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混沌体。这种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只适应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而不适应管理现代国家的要求。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中共中央开始重新考虑部队的“三支二军”问题，这直接涉及“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问题。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二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决定：“三支二军人员撤回部队；凡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管、军宣队、支左领导机构撤销，少数军队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三支二军“人员撤回后，各级地方党委成员适当调整。更多地挑选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此后，大部分参加到”革命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陆续返回部队，特别是企事业等基层单位的军队代表。但也还有一些军队代表留在地方，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和省市一级的”革命委员会“担任主要负责人。不久，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这以后，”革命委员会内部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干部、军队、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政权形式，已经不作为普遍原则存在了，而被新的意义上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形式所取代了。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这实际上第一次对“革命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通过立法的程序加以确认。
实现政治权力运行的程序化，是政治体制科学化、制度化的重要内涵。无论是横、纵向权力的划分，还是政权形式的改变，都应经过必要的程序，由一定的立法机构确认。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新建立的政权形式“革命委员会”，在建立8年以后，才通过立法机关把“革命委员会”作为一种政权形式确定下来，这是极不正常的。
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的整顿，其中包括对“革命委员会”内部结构的整顿。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工作进行整顿的开始，“革命委员会”内部结构的一些严重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第一，“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些“造反派”头头闹派性，破坏安定团结，干扰生产的正常运转。如前所述，在“革命委员会”建立过程中，大批“造反派”骨干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去。
这些“造反派”头头进入“革命委员会”后，他们与社会上的一些人相结合，以原来的造反派组织为基础，成立新的帮派势力。这成为“革命委员会”内部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长期难以安定团结的重要原因。第二，“革命委员会”中懂得业务的知识分子较少，无法承担起科学领导和管理各项工作的任务。为此，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措施，调整了“革命委员会”内部结构。第三，把派性严重的造反派头头调离“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岗位。
邓小平在1975年2月25日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碍大局。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会后，铁道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重新配备领导班子，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采取组织措施，并法办了33个煽动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和坏人。第四，在“革命委员会”中，特别是科技界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中，要增加知识分子的比例。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指出：“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可以提为所长。此后，科学院等单位先后提拨了一批科技人员担任领导职务。遗憾的是，这些对”革命委员会“内部结构的调整，后来都被当做”右倾翻案风加以批判。
197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本年10月份至12月份分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由“革命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选举新的“革命委员会”。之后，从1977年10月至1978年2月，各省相继召开了省人大，选举产生了各省新的“革命委员会”。这改变了以前完全依靠“革命群众行动”产生“革命委员会”的非程序性、非民主性的错误做法。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是我国的地方政权机构；
要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改选各级“革命委员会”。今年内全国的省辖市、自治州、县和公社，都要分别召开人代会，选好新的“革命委员会”。地区一级是省的派出机构，不设“革命委员会”。工厂、生产大队、学校、商店以及机关和其他企、事业单位，除了实行政企合一的厂矿企业外，都不是一级政权，不再设立“革命委员会”，而应分别实行党委领导下厂长、大队长、校长、经理等的分工负责制。会议通过的宪法也做了相应规定。这实际上把国家的政权形式同各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区别开来，为以后最终取消“革命委员会”做了一定的准备。
1979年7月1日，五届二次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决定的决议》，决定取消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名称，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最终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从以上可以看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它的被取消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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