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老帅聚集怀仁堂，怒斗张春桥等“左派”，痛快淋漓；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政治局至此停止办公，权力移交“中央文革小组”。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勃然大怒？
为什么谭老怒斥江青却致信林彪？林彪又是如何表态的？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在半年多时时间里，“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党政领导机关和文教部门开始，迅速扩展到工交财贸系统和广大农村，继而又发展成为全国全面性的夺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进行种种阴谋活动。他们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别有用心地搞乱党、搞乱国家、搞乱军队，策动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对于“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党和人民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67年2月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面对全国日益形成的“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严重局势，挺身而出，在军委碰头会上和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7年1月初，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碰头会，会议集中讨论处理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在会上，林彪主张军队要搞大民主。他说：“机关要彻底搞”，“对老干部有的要烧，不但烧，有的还要烧焦……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贴大字报，有的一般的开会批评”。
刚被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也在会上推波助澜，认为人民解放军“滑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说，军队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搞特殊，要军队立即开展“四大”。林彪、江青等人的意见，遭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大多数与会者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军队战备任务很重，必须保持稳定，不应开展“四大”，并对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陨意抓人、抄家、戴高帽子等做法表示强烈愤慨。
1月中旬，围绕批判和揪斗萧华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在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仍然要军队开展“四大”，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表示反对，两种意见针锋相对。这时，叶群借两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的事情，指责萧华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江青说：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是军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陈伯达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像个绅士，要把几百万解放军带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江青说：今天晚上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萧华，你要向群众交待问题。萧华站起来反驳道：我12岁参加革命，我参加革命还是毛主席带出来的，我自认为几十年来从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如果说我在工作中有错误，可以，但是硬说我是三反分子不行。
江青不允许萧华申辩，她拍桌子喝道：你有本事到万人大会上去讲！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军委几位副主席对批判萧华持保留意见，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但会后，会议内容很快被透漏。当晚，造反组织知道了中央文革要批判萧华，就抄了萧华的家，萧华从后门走脱，才免遭揪斗。
1月19日夜，周恩来听了叶剑英、聂荣臻关于江青要开万人大会批斗萧华的情况报告后，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这个会不要开。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陈伯达慌乱地说：总理，头天我多吃了几片安眠药，昨天，在京西宾馆里讲错了话，请你向主席解释一下，江青得知此事，气得摔文件，不满地说：都是总理多事，捅到主席那，让我们怎么收场？
康生则说：萧华躲得了今天，还能进得了明天。当叶群知道毛泽东的指示后，急忙打电话，布置京西宾馆收回19日会议纪录和录音，并让全部销毁。毛泽东、周恩来保护了萧华。
1月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举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公开表示了对中央文革小组19日批判萧华的不满。会上，当谈到许多军队领导干部被抄家和揪斗的情况时，萧华也讲了昨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听了这些情况后，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了吗？叶剑英也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还说：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叶剑英由于过于气愤，拍桌子时拍伤了右手掌骨。这件事，后来成了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罪行”。
中央文革小组在军委碰头会上批判萧华，不过是他们搞乱军队，煽动揪斗军队领导干部许多事情中的一件。当时，军队已陷于混乱，许多部队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各地频繁发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情，军队指挥系统已经很难正常运转。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军委碰头会议就军以上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以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建议：一、大军区、省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期分批进行，要同地方文化大革命错开，何时开始，要经中央军委批准；二、坚持文斗，不武斗，不许抓人，不许动手打人，不许戴高帽子，不许游街，不许抄家；三、军队不许夺权；四、在外地串连的军队人员一律返回本单位；五、运动一定要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六、不许冲击和占领军队领导机关。
1月24日下午，徐向前亲自去林彪家里，反映当时军队的混乱状况，提出自己的意见。林彪最后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即《军委八条命令》。林彪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想利用“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打倒反对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想乱到否定自己“权威”的地步。
文件起草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军委八条很好，批示照发。随后，中央军委又连续发布一系列的指示和规定，这些指示和规定对稳定军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反映了军委碰头会议大多数人员稳定军队的意愿，这个命令的颁布是军委领导集体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后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在军委碰头会上，军委领导集体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无疑是坚持党的原则的二月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全国全面夺权，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已处于瘫痪状态。此时，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全国夺权形势的发展。他发现在全国全面夺权中，普遍存在着夺权的组织中领导干部很少，有“打倒一切”的问题。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甚至有的地方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没有有经验的领导干部站出来支持夺权和掌权，“文化大革命”无法继续进行，甚至无产阶级政权有失去的可能。为此，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打倒一切”的谈话，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党的领导还是要的，批驳了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并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独断专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2月5日，张春桥一手筹划的“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陈伯达还试着为“上海人民公社”起草了章程。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说，上海成立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公社，这就发生了国际上重新承认中国的问题。像这样大的问题，不请示就擅自作主，发号施令。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搞独立王国12月5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除中央常委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出席外，叶剑英、江青、王力参加。在会上，周恩来反映由于一些人被打倒，书记处负责的日常工作没人抓。毛泽东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在这以前，中央1967年1月11日致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已经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署名。从此，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拿出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2月3日关于“湘江风雷”的情况报告所作的批示，对陈伯达、江青、康生说，为什么匆忙发出这个指示？也不送给我看。毛泽东进一步批评说，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这怎么行……一直到现在还没建立起制度。不只是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而且对我也不报告，文革小组没有经过正式会议作出过决定，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也没有报告。
2月6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运动发动起来了，你们有功，你们现在骄傲。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毫无经验，没有领导过罢工，没有指挥过打仗和群众运动，只是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陈伯达对我从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看得起的人。江青和陈伯达从来没有劝过我，一个要节省一点，一个对干部要宽大一点。毛泽东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你们不也是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吗？抓人只能抓反革命，不能抓犯错误的人，陶铸、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朱德等等。毛泽东接着说：今后，每周到我这里谈一次。在座的，再加上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关锋、戚本禹，不要另外搞三四个常委的小组。平常我要多看些材料，一周一次会。日常工作总理多做一些。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擅自作主，不请示报告和肆意打倒老干部的做法进行严厉的批评后，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并叫王力马上打电话叫张春桥、姚文元来北京。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引起了老同志们的共鸣，这些谈话成为引发二月抗争的重要原因。所以，二月抗争发生后，毛泽东曾经指出，这些老同志是“借我批评文革的东风”。
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由当时主管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在2月11日和16日的会议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们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叶剑英质问陈伯达等人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军队吗？谭震林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二）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谭震林对张春桥等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李先念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陈毅说：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但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三）要不要稳定军队。叶剑英严正地谴责中央文革小组：你们把堂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
毛泽东得知在怀仁堂会议上争论起来以后，让汪东兴去怀仁堂参加会议，了解情况。当汪东兴到达时，会议已临近结束。散会后，周恩来向汪东兴介绍了会议情况。汪东兴回去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2月17日，谭震林在激愤的情绪支配下，写信给林彪痛斥江青等人，对他们随意打倒老干部表示了极大的愤懑，并表示了自己抗争到底的决心。他在信中指出：江青不听主席的指示，真比武则天还凶。
江青一伙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许多高级干部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周恩来对谭震林等人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反对打倒一切的意见是支持和赞同的。他根据毛泽东1月、2月份的几次讲话精神，发表了自己的意见。2月17月、18两日，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和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的会议上讲话时说：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都是大权，政权里有财权等，这些权不能夺……群众解散了党组，党组可以由群众宣布解散吗？党组还得恢复。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谈到要保护老干部，反对打倒一切的作法。
从周恩来、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发表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二月抗争是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一次努力。
2月16日，怀仁堂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向江青汇报了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江青在听完汇报后说：这是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是错误路线代表；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不久，毛泽东处通知：叫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立即到人民大会堂。
2月16日晚10时左右，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了下午怀仁堂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的情况。张春桥汇报完，毛泽东沉默了很久以后说，这个问题性质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刘、邓上台，在上海就是要陈、曹上台。
现在是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煤炭和铁路。
2月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从毛泽东处回到钓鱼台后，3人又一同去见江青，张春桥向她转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张春桥说他和姚文元17日回上海。江青对张春桥说，你晚一天回去，明天你同总理谈一次话，主席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你要总理把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2月17日下午，在钓鱼台16号楼会议室，张春桥根据江青的旨意找周恩来，告诉总理昨天的怀仁堂会议是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已报告主席以及主席作了什么指示，最后提出要总理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提出来讨论。
2月18日后，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江青要王力跟她一起去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王力是按照他和张春桥、姚文元整理的材料向林彪汇报的。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并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这次会议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由周恩来同陈毅谈话，由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传达会议精神。
2月16日，怀仁堂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是因为，毛泽东主观上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错误做法及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批评，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涉及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些当然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
2月19日，在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谭震林等人之后，林彪在谭震林2月17日写给他的痛斥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并把信转送毛泽东。毛泽东批：“已阅”。
2月19日凌晨，康生在钓鱼台向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谈毛泽东2月18日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的情况时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又说：这场路线斗争胜利了。而后，康生又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授意康生在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的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主要发言。
2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的问题。
会议确定了参加批评会的人员名单：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萧华、杨成武、叶群、谷牧、汪东兴，被批评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也参加，名单由周恩来报毛泽东和林彪批准。
会议议定，开会时间由周恩来决定和通知。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印发了会议文件《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议》。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猛烈地攻击提意见的老同志。康生说，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还指责周恩来那天主持会议，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陈伯达则在会上提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继续，并且同社会上的反革命复辟有联系。
在批评会上，李富春主动承担责任，说副总理们的意见在他家里议论过，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指示是他向副总理们传达的。康生说他是“俱乐部主任”。在会上，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被迫作了检讨，周恩来也被迫作了检讨。3月21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军以上干部会议的参加者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毛泽东、林彪汇报了政治生活会的情况。会后，江青、康生、陈伯达都声称这次“路线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2月27日；陈伯达给毛泽东报送了《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支持了谁？》的材料，他在材料上沘：“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2月N8日写了批语：“从上到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陈伯达把这个批语和材料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看。
同时提出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口号。江青、陈伯达等人借机把老一辈革命家的正义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借批判“二月逆流”，于2月、3月间开始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浪潮。
1967年3月间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4月间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江青、陈伯达、隶生等继续把矛头指向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说他们“是刘、邓路线的代表”，攻击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3月间，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舌中提到：最近，我写了个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批示，从上到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夺权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目前，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在夺权的斗争中，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会议期间，江青提议在军以上干部会上印发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文件，提了几次，毛泽东都不同意，他最后明白地说，因为牵涉到总理，所以不发。江青不死心，4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授意王力在小组会上讲讲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江青说，本来主席已经同意在这个会上发怀仁堂会议文件，后来考虑国务院那个文件涉及总理，才决定不发，这件事是要叫这个会上的人知道。王力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他说二月逆流从上到下都有。二月逆流，在中央就是有人直接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十六条也反了，群众教育自己也反了，说是形而上学。他们自封代表老干部，说老干部统统打倒了。去年11月到今年1月，是革命形势大发展，叫做一月革命。这时形势好得很。无产阶级司令部批评左派组织的一些毛病，中央文革也检查自己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以为抓到了一根稻草，就进行反攻。有的坏人就跳出来了，这种人本来就是坏蛋，就是刘、邓路线的忠实走狗。王力的这次讲话上了会议简报，江青把简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
二月抗争虽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老同志们提出的有些意见是和毛泽东1月、2月间几次谈话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还是采纳了老同志们的某些意见。例如：规定夺权后要成立党的组织，没有党的组织的要成立核心小组；要稳定军队；要保护老干部等。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又一次对“二月逆流”进行了批判。在全会的分组会讨论开始前，江青、康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首先提出要批判“二月逆流”的参加者，确定将这些人编到各个小组中去，布置各组向这些老同志追问的问题。江青每天晚上在碰头会上都要听取汇报，然后布置各组第二天批判的内容。
在分组讨论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组织围攻批斗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振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和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全会第一小组会上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围攻和诬陷。他们说，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二者合流”，“是一个集团”，“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诬陷叶剑英、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党乱军”、“要夺军权”。诬陷谭震林是“叛徒”。江青等人把上述罪名强加给受批判的老同志，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交代和检讨。
10月26日，林彪在全会上讲了话。他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这之后，康生则在全会小组会上说：“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批了段时间以后，有些人提出来没有什么好批的了，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话。江青知道后说：不行，要批深批透，要批到他们都认错为止。周恩来将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再批了。
10月31日，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他说：对于“二月逆流”这件事……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十八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就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我们在北京的人看，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味，他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
10月31日，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说：“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1971年9月间，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以后，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加者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一一引者注）‘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毛泽东为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平了反。
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在追悼会开始之前，毛泽东对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毛泽东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1972年12月间，毛泽东又问及了谭震林的近况。周恩来立即写信给当时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谭震林不久回到北京。
彻底为“二月逆流”平反，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1978年11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得到与会者的拥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郑重宣布，为因“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1981年6月对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公正的评价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作的斗争，彻底否定“二月逆流”的诬称。
邓小平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造成持续十年之久的大灾难。在这十年中，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也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反复英勇的斗争，历经几起几落，但是，一直没有停止过。二月抗争无疑是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的艰难曲折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捍卫党的原则的正义斗争载人史册。
（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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