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见“文革”阻力上上下下严重存在，便以大批判开道。于是突然间“我的一张大字报”愕然写出，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命运由此注定……
1966年，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第10个年头。春去夏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到处是一派热烈，紧张、兴奋、不安的气氛。人们在狂热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却也都多少不等地带着一些迷惘和疑问，就连主持中央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明确表示：“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晓得。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问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但是，这一天成为后来历史大书特书的一笔并不是因为它是建军节，而是因为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开始举行了一次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央全会。
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可是。在1962年9月24日至27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4年以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序幕才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徐徐拉开。
“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曾如是说。
让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慢慢追溯吧。
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事件1965年仲夏，华夏大地笼罩在一片躁热之中。就在中国人民战胜因“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灾难，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时，国内的政治氛围却变得似乎越来越严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逐步升级，党内高级领导层内出现的政治分歧日益扩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不断发展。在我们党过去长期的战斗岁月中，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一篇报告、一项决策就可以使全党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夺取胜利。毛泽东是那样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信赖，以至后来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曾形象地写道，生活在那些非凡的年代里老一辈共产党员们的头脑中只有严肃地检查着自己，只有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而从不对他的任何指示有独立思考的想法。
因为毛泽东在思考，而他个人的思考往往高于全党的其他同志。所以，当毛泽东后来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时，党内并没有过多的异议。在过去几年里，毛泽东据此发动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全党同志也是认认真真地去执行。
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些举措都是小打小闹，不足以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社会改革理想。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决心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他所谓的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始了。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进步只能靠“波浪式”推进逐步实现。为掀起这场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政治“大革命”，毛泽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毛泽东的这些举措，为林彪、江青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诚支持而实际上另有野心的人物的活动提供了机会。这些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
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
50年代末期，毛泽东曾说：“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张文伯先生在湖北时，建议我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正是这种“不放心”的心态，加上他本人一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敏感，以及1962年以后对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的估计，终于使得林彪、江青这些窥伺时机的野心家得以利用，借《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推波助澜，点燃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内乱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著名的明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吴晗受毛泽东提倡海瑞和魏徵精神鼓励，应人邀约，陆续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海瑞罢官》的文章和剧本。作为一个对政治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吴晗在这些文章和剧本中特地加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示与在庐山会议上被诬为“假冒”海瑞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划清界限。《海瑞罢官》上演后反映很好，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部优秀剧本日后会给剧作者招来杀身之祸。
1965年11月10日，经过江青和张春桥的秘密策划，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文中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与“退田”有关，因而是影射“单干风”，“翻案风”问题的。后来，老谋深算的党内野心家康生进一步“发现”了主题“罢官”与彭德怀撤职一事的关联。
毛泽东也对《海瑞罢官》定了性。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今日的海瑞——彭德怀招魂。
但是，中央一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不了解《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政治背景，都不同意这种不讲道理，纯学阀腔调的文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下令，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凡是点名批判的消息和报道。要向北京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点党性来。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他十分关注着北京的动向。得知姚文在京受阻，非常不满。
他下令上海出单行本，责令北京予以转载。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北京各报随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学术专栏发表，加上经周恩来亲自审定的编者按尽力把这场过火的斗争局限在学术范围。为了正确引导学术争鸣，彭真召集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经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报经毛泽东同意发向全国，试图限制当时过火的倾向。
1966年3月至4月，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这期间，在康生和江青等人的鼓噪下，毛泽东否定了刚刚经过政治局讨论的《二月提纲》，并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接着，林彪、江青合伙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阅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摘掉这条黑线”毛泽东认为，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真问题，借以揭开“盖子”。会前，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讨论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
为了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通过《**********》外，还通过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撤职的决定。中央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期间，一些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大会上或小组会上批判了彭真等人，有的同志做了自授批评。对于批判彭、罗、陆、杨等重大问题，尽管党内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中，人们还是将信将疑地接受了既成事实。
5月18日，林彪在大会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五一八讲话”，大谈特谈政变，制造紧张恐怖气氛。
此后，中国的政治气氛强烈低压，令人难于正常喘息。
5月18日凌晨，邓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离开了人间。
5月23日，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的秘书田家英自杀身亡。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为领导的这个小组名义上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是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毛泽东决心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埃德加·斯诺曾在1970年12月18日问毛泽东：
“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摘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罗，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实际上，早在1962年到1965年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已经发生了意见分歧。首先是对“三面红旗”“持何态度，其次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最后是关于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问题。随着分歧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逐渐加深，一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忧虑不断发展。
《**********》一下发后，江青、康生等人将会议的信息迅速散布到社会上去，报纸上展开对北京市委尖锐的攻击，许多重要负责干部受批判靠边站。被陈伯达率领工作组于5月底夺了权的《人民日报》，极力把极左影响推向全国。5月25日，一张攻击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在北大校园赫然出现。6月2日，《人民日报》继前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发表了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批判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这张大字报，还发表了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整个北京以至全国在6月上旬即开始极大的混乱，许多学校，机关，以至工厂的正常秩序眼看难以维持、纷纷要求上级派人加强领导。在此明间，毛泽东不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虽然对毛泽东的一系列举动不甚理解，但对“文比大革命”还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待。觉得还是应该坚定地站在第一线，积极加以引导。他认为：“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因此，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总是想方设法加强党的领导，希望运动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他在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后，于6月初和邓小平一道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由中央各部派出工作组进入北京各高等院校，并决定由团中央派工作组负责中学“文化大革命”，协助各单位党委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同时，还制定了“中央八条”指示，提出运动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等，试图扭转越来越混乱的局面。
派工作组，这是当时的一般客观要求，也是我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一种工作方法。对于这一措施，毛泽东开始也是同意的，如5月底由陈伯达率领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的工作组，6月初到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即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同意派出的。甚至到7月初，毛泽东在刘少奇、邓小平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的请示报告上，还明确批示同意他们的待办，并指示“应当迅速”将他们主持起草的中央、国务院通知发下去。在这个通知中，就有分别不同情况派出工作队的意见。虽然在6月中旬，他在杭州会议上曾说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一类的话，但是直到他回北京以前，一直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的意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的那次会议上，只有陈伯达对这个决定表示反对。他给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递了一个条子，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以后，他于24日、25日，连续发表了批评工作组的讲话。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事实上，不仅工作组被指责犯了错误，几乎所有的党委后来也都受到同样的指责。当然也有例外，当时陈伯达等极少数几个工作组就没有受到指责。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撤出全部工作组。工作组一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把“一切权力归文革”的口号一喊，于是各级领导纷纷靠边站，许多单位党委也名存实亡了。
当时全党所以赞成派工作组，一方面表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抵制和斗争。当时许多老同志提出：我们国家1965年形势很好，1966年5月以前形势也不错，为什么突然要来一个所谓“大的政治变动”？刘少奇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的“不晓得”和周恩来后来接见部分院校红卫兵代表时所说的“真没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领导集体和毛泽东之间的认识差距。所谓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所谓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对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来说主要是不赞成“乱”；对于毛泽东来说则是主张“不要怕乱”，通过“乱”来达到“治”；
对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则是惟恐天下不乱，趁机混水摸鱼。这就是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一段时间内，中央领导层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分歧。
就是这样，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发展，中央高层领导中的“路线斗争”也日渐白热化。
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信江青，透露了他对于这场党内斗争的大思路。他说：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出于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深深忧虑，联系到近几年，特别是5月以来中央第一线的种种令他不满的表现，他认定刘少奇就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决心将其在政治上铲除，以防止身后中国有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斯大林的教训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太深刻了。
但是，即使凭毛泽东在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崇高威信，要想从政治上摘掉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深受全党信赖的党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并非易事。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但是多数同志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多数同志很明显对《通知》中的观点有抵触情绪。毛泽东1967年5月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曾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内意见的深刻分歧。毛泽东深切感到运动有阻力，他自己的一套举措不能畅通，“文化大革命”有可能被人为地压下去，这就促使这位有着巨大意志力和富于迎接挑战精神的巨人下定决心非作进一步的解决不可。毛泽东的这种性格特点在过去的岁月里曾使全党每每化险为夷，不断胜利，也曾导致党在1957年后犯了很多严重错误，而在现在，则是把全国人民引入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
为了使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至“夭折”，毛泽东决定采取更为有效的大动作，最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扫清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障碍。
“造反有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先声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决意通过召开党的全会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
为了确保这次仓促召开的中央全会能够实现毛泽东预想的意图和效果，从7月27日开始，先举行了几天的预备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7月24日、25日的讲话，以期从思想上为大会统一认识。预备会议开得并不轻松，不出毛泽东意料，会议代表的意见并不像以往历次党的会议那样统一集中，中央领导层内对毛泽东规定的大会事项依然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的礼炮声中正式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到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首都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包括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47人列席了会议。
除中央常委外，与会人员编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活动。会议原定议程是讨论和批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刘少奇、陈伯达先后讲话。邓小平说：“会议的开法刚才主席讲了，要开五天，今天算是第一天，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以后开三天小组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邓小平还提到这次大会还要为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彭、罗、陆、扬中央书记处和政府职务，增补陶铸和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补行党章规定的手续。刘少奇主要讲了两大问题：一是工作组问题，他叙述了陈伯达提出意见，但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的经过，然后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二是简要叙述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陈伯达则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陈的发言貌似公允，实际上是利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政治分歧搞政治投机。
就在大会开幕的当天，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于1966年5月29日。据发起者事后回忆，这个组织的成立纯属偶然。在国内一派炽热的政治气氛中，5月29日晚，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的废墟上举行集会，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在确定小组的名称时，有人建议叫“向日葵”，还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取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6月1日，毛泽东批准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同一天，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3个字后面有100多人签了名，名列其首的是清华附中高年级学生卜大华。“红卫兵”的名字反映了这一时期青年学生的狂热而又纯洁的心态，于是，尔后北京各中学纷纷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7月4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该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但这两张大字报遭到工作组的反对。
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请那天到会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把这两张大字报转呈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了信。信中肯定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组织回了这封寓意深刻的信并在大会印发，显然有他战略上的考虑。鉴于预备会议上的种种“阻力”，毛泽东决意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推动运动朝他预想的方向发展。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到钓鱼台，让他们看了这封信，红卫兵们顿感热血沸腾，惊喜万分。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也由此扩展到全国各地。
8月2日和3日，举行大会发言。在发言中，有的同志就工作组问题勉强地作了自我批评；更多的同志在发言中谈了对工作组的认识，实际对撤工作组并为此大动干戈想不通。
8月4日，大会发生了异常情况。
按照大会原定日程，8月4日下午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后再改开小组会，全会定于8月5日通过《十六条》宣告结束。结果，8月4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感到震惊的讲话，全会日程也由此而延长。
毛泽东在会上严厉地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
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他表示，这次的问题，”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毛泽东还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明确称赞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毛泽东的讲话，使人感到震惊。他如此严厉地在党的会议上指责中央集体，并且这番话显然一反他过去提倡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和风格，使与会大多数代表感到惊骇之余，又有一种大祸临头的不祥预兆。
但是，更使人惊骇的还在后面！
“炮打司令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骤然升温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宣布撤销1966年6月20日中央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同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如下批注：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这个批注，也作为全会的文件发给与会者，连同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道被指定在各组传达和讨论。
8月4日至6日，小组会上没有重要的发言——
没有有分量的自我批评、批评、评论，也没有对毛泽东讲话的热烈拥护。大家并不清楚究竟要发生什么，也不甚明了自己应该怎么办，但会场的气氛已变得非常紧张。一些人表示，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思想上震动很大，感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跟不跟主席革命的问题，主席把话讲透了，我们应该想透。绝不要走到相反的方面去。”刘少奇、邓小平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主席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刘少奇还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压下挤。”他最后表态“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但是，尽管如此，8月6日以前，除很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是在检查自己的所谓“问题”，并未把矛头指向刘少奇等同志。
尽管党的副主席已经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犯了错误”，但事情并没有完。
8月6日，毛泽东要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到会。在此之前的8月4日，林彪曾连夜从大连打电话给中央，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看法和方针。
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来，大会的气氛又进一步骤然升温。
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亲自写大字报批判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这是绝大多数与会者根本没有料到的。语气之严厉、观点之鲜明，更使大多数人惊得目瞪口呆。
尽管事先已经听了毛泽东7月24日、25日及8月4日的讲话，又经过了几天来的讨论，在思想不通的情况下尽量上纲上线，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彭、罗、陆、杨”不是已经解决了吗？现在用这个字眼意欲何指呢？
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接过了大字报的解释权。阴谋家们一看时机成熟，便猖狂发挥大字报的火力，把斗争矛头迅速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的大字报刚一发出，中央文革小组的“大秀才”陈伯达就写了《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并作为大会文件下发。陈伯达写道：“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路线引回到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党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国际无产价级的伟大胜利。”这位“左”派“大理论家”接着说：“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法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列宁也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由俄国发动，而由德国、法国、英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现在历史是否可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国来实现呢……难道这不像人们所说的国际的希望在中国吗？”
老奸巨滑的康生说话并不多，但他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高深莫测，点中“要害”。他说：“在今年5月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曾经说过，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呢？我认为是超过了。”“有的常委不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久有感觉。”康生的阴险、无耻、奸诈，从这几句话也就可见一斑。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粉墨登场。张春桥一出马便不同凡响，他说：“他（指刘少奇）讲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我在1964年看了记录……完全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口吻，作秘密报告的口吻。”江青紧随其后，当有的同志发言说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我们这些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时，她说：“我反对这种混淆是非的意见”，“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
同志们注意这些用词：‘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发人深醒’。主席一般不用这样的词。“关锋在发言中对江青的话进一步发挥：在我们党内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后一个司令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司令部，修正主义的司令部。现在要打的就是这个司令部，必须把这个司令部打垮。”姚文元也在他《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中模仿江青的口吻说：《炮打司令部》打的是什么？是用马列主义的炮弹，打掉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8月8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讲话中，他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现在重整旗鼓再进攻。”林彪还说：“我们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使他们威风扫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毛本席是统帅，你们作战斗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林彪还借此机会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声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不重视毛泽东思想，犯了很大的错误。林彪的讲话，在全会上作了传达。后来，全会又印发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野心家们推波助澜，会议形势为之大变。
即使在毛泽东大字报发出后，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所说的炮打只是对准我们司令部里面犯错误的同志，并且多是批评刘少奇所谓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有抵触、不服气、自以为是，等等。林彪，江青等人发言后，大会便接受了这种提法：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既是“司令部”，就不止是只有一个“司令”，于是，大会一度开始出现不正常的个人攻讦，邓小平、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及其他许多同志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搞得人人自危，狂热纷乱。后来甚至有人建议中央组织专门小组审查刘少奇同志的所谓“问题”。
值得提出的是，即是在几个野心家们疯狂煽动，把毛泽东的严重错误推向极端时，大会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批判也只是集中在刘少奇身上，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激烈。在小组会上惟一攻击邓小平的是谢富治。这时尚无人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并列为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首，毛泽东本人也没有点名或当面指责邓小平犯了什么错误。
“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中央全会正式承认在不正常状态下，全会接受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判。然而，事情不能到此结束。早已发出的《**********》只是在大政方针上确定了“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至于具体怎么搞，人们并不清楚。作为一贯重视理论指导作用的毛泽东认为，要搞这样一个“政治大革命”，不能没有一个具体的章程。这一任务，应由八届十一中全会来完成。8月8日上午，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拟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吸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中央全会的正式承认，更加合法化了。
《十六条》的起草从1966年7月初就开始了，在毛泽东主持下，最初参加撰写的有陈伯达、王力等人。初稿先后经过20多次修改，毛泽东又委托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加以审订。陶铸等人与周恩来商量，删去了初定稿中的“黑帮”、“黑线”等提法和若干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最后报送毛泽东。8月7日，毛泽东同意了经修改后的第31稿为最终文本，决定第二天在大会通过。
《十六条》沿用了“四清运动”时曾伤害了不少基层干部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并把它引伸到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十六条》还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十六条》还规定：“干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它们“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的代表，“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十六条》还号召：“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抓革命、促生产”。“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单从字面上看，《十六条》也有一些合理或比较正确的主张。比如把干部分为四类，认为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大多数；指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区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有错误的人，严格区分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明确规定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党委讨论批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动形而上学等等。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出发点，还是想把我们党和国家搞好。这同林彪，江青一伙利用“左”倾错误把我们党和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有本质的差别。但是，整个说来，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根本错误，作为具体贯彻这一根本错误方针的《十六条》的规定，占主导地位的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方面。而且正是由于根本指导方针的错误，比较正确的条文事实上也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况且《十六条》的基本方面是高度评价“革命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鼓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出“一斗二批”的任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没有对一些具体政策和提法订出判别标准，对许多涉及原则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未作明确而有力的规定和保障，没有配套的详细而准确的解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是非混淆，各行其是，各取所需，局面混乱。实践证明，这个文件对导致“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局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
与会者对于《十六条》的通过很难说当时有几种心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大多数同志思想不通，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是由于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积习已深，由于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权力和个人威望达到了高峰，全会已无力挽回“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的趋势，而只有接受和照办。
8月9曰，《十六条》公开发表。
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群众接待站。就是在这次接见中，他发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妇孺皆知的“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会的议程仍没有结束。
尾声中的惊雷——林彪跃居党内“2号位置”8月10日下午，在继续批判刘少奇的同时，开始讨论全会公报。八届十一中全会似乎就要最后落下帷幕。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虽然心事重重，但也准备收拾行装，回去慢慢消化会议精神了。
出乎中央第一线和到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外，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这是把全会的“胜利成果”在组织上予以最后落实。
这并非事出偶然。从8月7日开始，会议一方面对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地步。本来，毛泽东在会前（7月25日）曾经指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措词。但在会议期间制定的一个贯彻这一指示的文件中却说：“林彪同志提出这些话是正确的”。“这些非常生动、通俗和鲜明的语言，在群众学习和斗争中发生了积极作用。”“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反党黑帮”反对这些提法，是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
8月7日中央批发了这个文件，要求各地“遵照执行”。
文件刚刚下发，就有同志在会上发言建议：“党内还是要大讲特讲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是最高原则，与对外宣传区别。”当场许多同志表示赞同，并且认为，“最高指示”等作为群众语言要一直保留下去。
与此同时，对林彪的褒扬也不断升温。有人发言称颂林彪“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一贯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最紧，跟得最好”，认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必须是主席最好的学生”，“这样的人只有林彪，这已是众望所归。”此时中断养病的林彪本人也不再怕风，不再怕光，频频亮相，劲头十足，大有机不可失，舍我其谁之慨。一些已经揣摸到毛泽东意图的人更是望风而动，乘机提出：我们党，毛主席是最高统帅，林彪同志是副帅。
今后的一切大政方针，都要由主席和林彪同志来决定，其他人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因此，在大会举行选举前，林彪将取代刘少奇已是昭然若揭了。
8月12日召开大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首先通过了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6名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以取代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以后陆续病故的中央委员林伯渠、陈质、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6人。接着大会通过了撤销“彭、罗、陆、杨”职务和补选陶铸和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为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事变动决定补办了法定手续。大会还决定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最后，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1人，次序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2人：谢富治，刘宁一。
全会并未重选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却于会后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这次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的不满。后来，毛泽东本人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利用个人权威，通过法定程序否定和取消中央第一线，把大权集中到个人手中，这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应当指出，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甚至决心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摘掉”固然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毛泽东本意来说，并没有将刘少奇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打算。所以，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件事表态时只是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位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至于到后来毛泽东同意刘少奇是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结论，则完全是江青、康生等人极力蒙骗的结果。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造成了两位战友之间的历史悲剧。
按照惯例，8月12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在这之后，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话，他说：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
九次大会大概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毛泽东还说：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毛泽东表示：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以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毛泽东最后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林彪在周恩来讲了若干具体事项后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强调：“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会议解决了重大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个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今天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全会闭幕以后，按说这次重大政治斗争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在毛泽东看来，通过的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实际上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思想上仍然不通。思想不通，实际行动中就很难主动积极地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8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找一些人谈话，打通思想。林彪则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他讲了两大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和“干部问题”。第一个问题，林彪强调：“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战略措施。”在第二个问题里，他宣布：“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按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
他还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距很大，错了赶陕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多么“悦耳动听”的言辞！多么“虚心”，多么“诚恳”。多么“周密”的施政演说呵。但是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最后总是给予那些玩弄历史本身的人以无情的讽刺。5年之后，外蒙大漠里呼啸的黄沙向人们诉说了历史的真理。
几年之后，那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疯狂攻击刘少奇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紧随林彪之后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与此同时，党对自己的历史也作出了勇敢科学的分析：“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经过十年浩劫的严重曲折之后，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屡受批判的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完成由毛泽东开始探索，后经10年中断的中国富强与民主的历史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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