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所有大的作为，都是中央的集体决策，但阶级斗争不需要正当的理由与证据，刘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是诬陷与迫害的产物，是谁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敢对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施加“莫须有”的罪名呢？
1966年6月到1967年年初，中国刮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风暴。
从1966年6月到9月，“资反路线”这个概念还没有提出，但是实际上已经在批判“资反路线”了。
背景是：毛泽东认为“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号召“向中央进攻”（毛泽东1966年3月下旬的谈话，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二），认为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号召“清洗”他们。他对中国社会现状十分不满，要建立一个如他在《五七指示》里所勾画的理想社会。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主要论点已经形成，并决心凭借个人的崇高威望发动“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这是毛泽东在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里加的文字）一一“文化大革命”。他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使所有干部都受到检验，使亿万群众提高识别好人和坏人的能力，受到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锻炼，取得“反修防修”的经验，使中国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这一切凝聚为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天下大乱”。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对中央集体已经不信任了，他的若干意图秘而不宣（1967年5月，林彪在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时插话说：
“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没有犯错误。”这个“底”，中央集体当然是不知道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得很清楚，这是对党内（特别是中央）和国内的状况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其症结在于，在全党对社会主义时期各种问题的认识都不成熟的背景下，在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左”倾错误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主观主义的主张。中央集体则正在筹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仅没有思想准备，而且在实际上持不同意见。他们在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错误批判和处理中已有切肤之痛，深感党内生活已经极不正常；但是由于领导制度的弊端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已经难于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们不了解毛泽东的若干意图，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开展（《**********》笼统而含混。刘少奇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处于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又不能置之不理，因而只好按照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刘少奇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见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载1980年12月5日《工人日报》）、党的传统经验和毛泽东的某些意图来进行工作。中央集体努力坚挣党的基本原则，但是不得不顾及毛泽东的某些意见，既有所抵制，又有所贯彻。这样复杂的前景，便演变为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资反路线”的斗争。
陈伯达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何而来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1966年6月上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的内容主要是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混乱情况和广大师生的派工作组的要求，决定的问题主要是派工作组和作了若干规定。
这要从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说起。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利用《**********》的错误秘密怂恿的产物。中央集体反对这张大字报，北京新市委和北大广大师生也很不赞成，而毛泽东却予以极高的评价。这件事深刻地反映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方针、方法等问题上的分歧。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和在《人民日报》的登载，点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顷刻之间全国许多大中学校贴出指责和反对党委（或党支部）和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使党委（或党支部）陷于瘫痪状态。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受到冲击，情况日益恶化。
领导瘫痪，情况混乱，工作组问题随之而来。
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是慎重的。他多次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打电话汇报请示，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他和邓小平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回京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作出“内外有别”等规定（规定有八条，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斗争会只能在学校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没有形成成文的指示），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在这以前，毛泽东曾批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和北大。
派出工作组曾经被认为是典型的“资反路线”，需要着重分析一下。北京派出工作组将近1万人，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广大师生也有此要求（康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他在1966年7月28日接见学生时说：“当时有些校部、校党委瘫痪了，垮了，各校向北京新市委要求派工作组……工作组去时，学生很欢迎，敲锣打鼓。”）。据说毛泽东说过不要匆匆忙忙地派工作组，其实客观情势决定了非马上派出不可。工作组派出之时，谁也没有说过这就犯了错误，毛泽东也没有说过。（江青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说：“对于派工作组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张春桥1966年8月6日接见天津学生代表时说：“运动搞了两个月，我们才看出派工作组不合适，毛主席在运动搞了四十多天就看出派工作组不适合领导大专学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体现了党的领导，坚持了“内外有别”等正确原则，遏制了造反，这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主要方面；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错误的方面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根本原因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样搞而又受了毛泽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某些言论（这些言论一般是概念不明、界限不清的）的影响。毛泽东3月下旬的谈话，重要精神之一是反对“右派”；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首先向党委造反者。毛泽东主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些工作组就把有这样那样问题或所谓“问题”的同志看成“牛鬼蛇神”而加以打击。毛泽东号召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一些工作组就狠狠打击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工作组在若干问题上是根据毛泽东的言论、《**********》、《人民日报》社论行事的，在若干问题上按照中央第一线的指示行事，在另一些问题上又各行其是，情形极其复杂。
北京大学发生了乱打乱斗所谓“黑帮分子”的六一八事件，刘少奇等同意北大工作组的意见，否定了这个事件，毛泽东却充分肯定了这个事件。这类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又反映了指导思想上的对立。毛泽东从这时起就开始否定派工作组了。他在7月18日回到北京后，多次严厉地批评派工作组，否定中央集体的决定。工作组的错误当然可以批判，问题在于毛泽东不仅恰恰否定了工作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方面，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派工作组。
把工作组的“左”看作“右”，认为工作组“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所以总的说是以更“左”的观点来批判的，并不是批判了真正的错误。究竟为什么要否定工作组、否定派工作组呢？为什么否定工作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内外有别”等原则这些正确方面呢？毛泽东的回答很清楚：工作组“阻碍运动”。否定了工作组和派工作组又由谁来领导运动呢？答案只能是：毛泽东要打破常规地使“天下大乱”，而根本不顾及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根本不同意“内外有别”等原则。由此可见，毛泽东与中央集体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天下大乱”与有组织有领导有限制地开展运动（这时已经不得不开展了）的分歧。由此可见，党内根本不存在什么“资反路线”，存在的是对党的领导的坚持和对造反运动的遏制——实际上也就是对“天下大乱”的抵制。
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是人为地制造了无政府主义。专断地决定撤出全部工作组，造反派受到莫大的鼓舞，以更激烈的言论和行动造反。党委（或党支部）既已瘫痪，工作组又已撤出，各学校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又“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很快处于无领导的状态，无政府主义开始泛滥。从6月28日起，江青、陈伯达等人多次提出各校要成立“文革委员会”一类的组织来领导运动，因群众分裂而成立不了。个别学校有过“文筹”，没有权威，领导不了运动。这种无政府状态正符合“天下大乱”的要求。
二是错误地否定了中央第一线。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发表了十分激烈的讲话，指责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镇压学生运动”，“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认为不准串连“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8月5日，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实行白色恐怖”；又在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所作的批注中号召“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这些都是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作舆论准备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届十一中全会错误地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次改组的实质，是取消努力坚持八大路线的中央第一线。
三是狂热地掀起作为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的红卫兵运动。批判了“镇压学生运动”，就坚决支持红卫兵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5月29日在清华附中秘密组成的。清华附中红卫兵6、7月间先后写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篇文章，其主题就是文中的八个大字：“造反有理”、“越乱越好”。团中央和工作组认为它是反动文章，中央文革小组却将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推荐给八届十一中全会，又赞扬了红卫兵的造反精神。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给他戴上了红袖章，由此红卫兵运动作为批判“资反路线”的产物而风起云涌。红卫兵一成运动就冲向社会，冲向全国，进行大串连。毛泽东因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同而支持大串连。短短的三个多月中，到北京串连的达一千几百万人次，在全国各地串连的还不知有多少。花费了数以亿计的金钱，演出了一场自己搞乱自己、自我戕害的闹剧——这就是与“资反路线”对立的革命路线！
这些重大错误当时都被看成批判“资反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就必然要导致更大的错误。
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林彪10月1日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都经毛泽东审阅过），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公开号召全国对其进行“彻底批判”，这时说：“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了。”
在这以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以后的四十多天中，有几个矛盾突出：（一）学校师生在对工作组的看法上的分歧突出。观点不同，形成派别，斗争激烈。尽管具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批判了工作组，号召造反，但是由于党的长期教育或怕将来再来一个“反右派”等原因，大中学校中的多数人仍然认为不能全盘否定党委和工作组，反对乱揪乱斗，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没有预料到的。（二）无政府主义突出。特点有三：一是上头大搞无政府主义。江青等所谓“中央首长”到处讲话，任意推翻中央的决定和国务院的规章制度，煽动“矛头向上”。二是乱揪乱斗，死揪工作组长、围攻省（市、区）委一类的事情到处发生。三是打人、抄家成风。
打人大概始于北大六一八事件，随着六一八事件被视为“革命事件”而在事实上被肯定。周恩来、陈毅、陶铸等苦口婆心说服学生不要打人，可以说毫无效果。抄家始于破所谓“四旧”，破“四旧”是根据林彪5月18日的讲话，由《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的号召。中央报刊实际上赞扬过抄家，抄家所得还曾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视为“红卫兵战果”，抄家之风自然愈刮愈盛。（三）
生产下降突出。8、9月间生产不断下降，铁路交通运输因红卫兵大串连而骤然变得十分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继林彪10月1日讲话和《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之后，10月5日中央又批发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决定”，宣布取消“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并于10月9日至28日召开了20天的以批判“资反路线”为主旨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批发了林彪、陈伯达在会上的长篇讲话。从此，造反派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如火如荼，错误愈陷愈深，完全混淆了是非。
（一）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就没有什么“资反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刘少奇等实际上已经靠边挨批，既没有提出任何主张，更没有干预运动，哪有什么“资反路线”需要“彻底批判”！当时说“路线错误”由派工作组演变而来，这是说不通的：1.派工作组即使算作错误也早已纠正。工作组早已撤出。周恩来8月22日在清华大学讲话，10月9日接见清华红卫兵代表时讲话，都说过：“中央问题在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说过：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2.学校中多数人保党委保工作组与少数人反党委反工作组的斗争，表面看来由派工作组引起，实质上是坚持党的原则与奉行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斗争。即使从来没有过派工作组这样的事，也会发生这类斗争。
全盘否定党委和全盘否定工作组是错误的，人们当然要起来抵制。由此可见，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支持反党委和反工作组。3.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以后的种种矛盾，显然由批判“资反路线”所引起，不是派工作组造成的。当时批判“资反路线”不摆事实，不讲道理，说不出“资反路线”的纲领，说不出为什么矛头向上、大乱特乱是正确的，说不出“路线斗争”何以“更尖锐、更复杂”了。这也难怪，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资反路线”，只好含糊其辞。
（二）本来就“左”了，又批所谓“右”，批“镇压革命”，规定“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南辕北辙，越批越“左”。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很多正当的顾虑，陈伯达10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却批判“怕字派”。陈伯达说：“怕字派说，群众乱来，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怕字派说，群众把他们习惯的秩序打乱了，使他们的事情不好办。怕字派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生产计划就没有保证了……”这些明明是正确的反映，却硬要批判，又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贬之为“怕字派”。
（三）10月5日紧急指示实际上规定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全国各级党委的领导由此中断。否定各级党委的领导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党的领导。陈伯达等人作过许多辩解，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这显然是片面的。紧急指示何以作此规定？中央何以迫不及待地加以转发？
无非两个原因：一是要让一切党组织在运动中经受考验；一是认为党组织在运动中已成“绊脚石”，不能领导运动。这两条无疑都是极其错误的。说到底，即要“天下大乱”，就只能依靠造反派，而不可能依靠各级党委；正是要依靠造反派“火烧”、“炮打”各级党委，所以，在军委、总政作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党委领导后，中央对此指示立即加以转发。
（四）把“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到“路线”的高度，作出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论断，公然宣扬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批判过的“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公然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
这一段与上一段的不同，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刘少奇的态度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有人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毛泽东要周恩来去劝阻（周恩来1967年4月19日参观工艺美术革命造反展览会时说过：“八届十一中全会贴刘少奇的大字报，主席叫我去解释。”）北大在8月20日以后贴出一批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陈伯达奉毛泽东之命于8月24日去北大阻止。而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则听任造反派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在前一段，不许《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社会上传播。陈伯达8月24日在北大讲话，周恩来9月10日在首都红卫兵座谈会上讲话，都说禁止传抄。
而在这一段，陈伯达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毛泽东批发了这个讲话，《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迅速传遍全国。态度的变化，表明错误的发展。
毛泽东在思想上是矛盾的。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一方面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认为刘少奇和许多干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明确表示：“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另一方面又支持红卫兵对广大干部的冲击，认为冲得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煞车。这是矛盾的。他过去的正确思想还在部分地起作用，他不赞成打倒许多干部，而他为彻底改变现状的愿望所驱使，又支持冲击。
这二者是不能调和的。而他最终坚持了“天下大乱”的方针，亦即错误思想占了上风，所以在全国开展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
在全局性的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必然要自食其果。当然，各种矛盾都趋于激化。（一）红卫兵内外矛盾重重，纵横交错，更难解决。（二）两派矛盾更加突出。学校、机关、团体、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甚至大军区机关迅速出现两派，水火不容。
群众斗群众成为普遍现象。（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发展到冲击一切的程度。全国各级领导干部大都遭受了残酷斗争。这是“统统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的必然结果。领导干部的极大多数，本来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现在更有了恐惧感和恶感。（四）炮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件屡次发生。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的大字报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正确反对的，也有以“左”反“左”、以右反“左”的），这就是所谓“十一月黑风”、“十二月黑风”。江青一伙对此十分头疼，也不唱“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高调了，下令抓人。（五）生产大幅度下降。
严峻的问题是怎么办？可供抉择的方案无非三个：一是拖下去，二是改过来，三是大干一场。拖下去矛盾不会自然解决，此案不可取；改弦易辙，绝对不可能；只有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林彪特别是江青一伙要大干一场，为了制造“理由”而人为地把刘少奇的问题大大升级：不止是“五十天”的问题了，而且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
这是林彪、康生12月初在中央常委会议上说的。他们是否揣度了毛泽东的意图，不得而知，但可以断言，最后决策者是毛泽东。
《十六条》关于工矿、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其他几个关于工矿、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被推翻了，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矿、农村。这是走向全国大动乱的严重步骤。这个批准，蕴含着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思。本以为工人站出来事情就好办了，其实大谬不然。实践证明，矛盾不是减少了，而是大为增加。这时虽然也在枝节问题上纠正错误，如批准了北京市委11月19日关于禁止抓人拷打的通告，批转了哈尔滨师院搞好团结的经验，然而，既然否定了各级党委的领导，既然提出了“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既然把“文革”扩大到工矿、农村，全面夺权、全国动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运动的发展，出乎人们意料。周恩来一再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1966年10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2月13日接见科学院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陈伯达说：“有些发展情况，预见不到。原来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估计到红卫兵运动。”（1966年10月24日在《人民日报》社对学生的讲话）王力说：“好多东西在十一中全会时都没有想到”（1966年11月18日对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的讲话）。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也没有料到。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原定学生放假半年闹革命，10月下旬决定放假一年。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也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受到相当广泛的抵制。
周恩来的特殊的斗争（李富春1966年12月3日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说：“总理讲，我不入虎穴，谁人虎穴？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和陈毅、叶剑英、陶铸等的抵制，这里就不说了。广大党员和党外群众的抵制，相当集中地反映在一个引人注目、发人深思的现象上：到了1966年年底，造反派在全国多数地区、多数单位还是少数派。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人们拥护“文化大革命”（也不得不拥护）；而党的长期教育和种种顾虑，又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了若干错误做法。
各级领导干部搞不通，跟不上，自不待言。奇怪的是客观条件不容许他们跟上，因而他们的抵制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形，就是客观上的而非主观上的。
例如，关于贯彻《十六条》，周恩来说过：“八。八决定（按即《十六条》）公布后，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到全国，不少党政干部还没有思想准备，红卫兵就起来了，接着大串连，炮轰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1966年10月22日接见“多数派”代表时的讲话）周恩来又说：“十一中全会后，各地省委回去后，会议精神还没有传达，我们的红卫兵已经冲进去了。省委还没有传达讨论，没有很好地领会，就冲进去，使他们来不及讨论。”（1966年11月27日在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势所不能，就只好不贯彻或不全面贯彻了。关于贯彻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情况尤有甚焉。1966年10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布置了会议精神的传达。他说：主席提倡各省回去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赞成公开开会，不开秘密会。
你们下车以后，可能被捉去；所以要发一个通知，对红卫兵讲清楚，让你们好好传达，集中力量开好会。
中央发了通知，一些红卫兵竟然置之不理。王力1966年11月18日对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讲话时说：“三级干部会议开不起来，红卫兵不让他们检查。”一些领导干部一下火车、飞机就被红卫兵揪走了，有些省、市、自治区的会议被红卫兵冲掉了，这样就根本谈不到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认真贯彻。广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有抵触的，但也确实存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情形。毛泽东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认为冲得好，他说：“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正是红卫兵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冲击会场造成了严重干扰。毛泽东的指示自身发生了抵悟——
这是毛泽东的思想上矛盾的反映。他要来一场“最伟大的革命变革”，但是他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革法。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主观主义的，不可能有正确的方针、步骤、方法。1966年的实践说明，运动领导上杂乱无章、自相矛盾、随波逐流。号召与支持造反引起重重矛盾，又归咎于“资反路线”，张冠李戴，因而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出现了既要各级领导干部贯彻而在实际上又不让他们贯彻这样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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