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从大树底下回来的时候，父亲还没有睡醒。祖母坐在炕沿用手推了推父亲，父亲的眼皮张了张，眼睛也没睁开，他说：“我瞌睡得很，叫我再睡一会儿。”祖母说：“你不要睡了，我有话给你说。”
父亲穿上了衣服，他一边扣纽子，一边说：“我还没有睡醒哩。”
祖母说：“二龙没了。”
父亲抬起头来看了看炕那头，看了看像自萝卡那么大的枕头，枕头上不见了儿子毛茸茸的头颅，只有那小小的脑袋枕过的印儿依然清晰可辨。
“没了？”
“是天快亮的时候没了的。”
“噢噢。”
“你和仙娥是咋弄着的？怎么把娃给……”
祖母没有把话挑明。祖母要说的话，应该是：怎么把娃给捂死了？
“噢噢。”父亲不再说什么，又和衣躺进了被窝。我在父亲的耳旁大声呐喊：母亲怎么就把我捂死了？母亲不该把我捂死的！我要活我要活我要活……父亲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身子直向被子里面缩。
还得从我的父亲罗世俊说起。父亲是民国20年出生的。民国18年，关中大旱，三料子没有收成。民国20年，老百姓还没有缓过气来。
正月里，一场罕见的大雪过后，地里的麦苗儿一大半被冻死了；二月里，又是一场黑霜，凤山县的小麦几乎被杀光。民国21年的夏天又薄收了。到了秋天，霍乱、伤寒、瘟疫像风一样刮过来，脆弱的生命一经扫荡，便如同枯枝败叶随风而去。刚过半岁的父亲是在九月十三日松陵村的关帝庙会后染上伤寒的。祖父给他的儿子连喝了几服中药，一点儿也不济事。我的亲祖母整天哭闹着要叫祖父另请一个大夫给父亲看看，祖父大概碍于面子，或者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坚决不叫别的大夫插手。父亲时好时坏，终于挨到了初冬。祖父凭他的经验判断：儿子没救了。他吩咐长工将儿子抱出去放在材子外面的土壤里，免得再传染别人。好心的长工没有将父亲抱出去扔掉，他将父亲藏在喂牲口的短麦草中了。等祖父出诊时，他用麦面糊糊给父亲喂。三天过后，父亲能大哭大叫了。长工一看，这孩子活过来了，就把他交给了罗家。
父亲终究没有长成一个伟岸的男子汉。1949年，祖父给18岁的父亲完婚时，瘦小的父亲还没有母亲滋润，尽管母亲在那一年只有16岁，可是，她的个头和父亲不相上下，脸圆嘟嘟的，反蛋子很响亮，块头看起来比父亲还大。大概由于母亲的反衬吧，父亲身上的长袍马褂显得松松垮垮的，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夫妻对拜时，父亲腰一弯，由于头上的黑色礼帽有点大，掉在了地上，母亲撩起盖头布偷眼一看，弯下腰去，拾起来礼帽，落落大方地给了父亲。
酒席还没有散，有人就放出了话：罗炳升把“凉货”做下了，把醋煮下了——给儿子娶如此健壮而丰满的媳妇，不等于要儿子的命吗？祖父听到风言风语后，捋一捋山羊胡子，笑眯眯地说，不要闲鼓劲了，勺大碗有规则哩。按祖父的说法，鞋永远以脚为标准。
果然，从结婚的第一天起，父亲就处于招架的位置。他不光要招架母亲的身体，他还要招架女人的乖庚，招架女人的咄咄逼人和蛮不讲理。母亲的性格像十月的天，说变就变了。
我知道，我的母亲是从小就娇生惯养的。母亲的父亲是个生意人，在县城里开了一个铺子，经营日用杂货和布匹。母亲生在县城长在县城。刚会张口吃东西，母亲嘴里就去过冰糖和点心。3岁半时，就认识纸币和银元了，对于银元和纸币上的头像，她闭上眼睛用手一摸，就能分辨出是袁世凯还是蒋中正。她和县城里的那些小孩子游戏的一个内容就是，拿上银元或铜板在手心里摇上几摇，然后，再猜是反面还是正面。从幼年起，她的手心里就印满了钱币，沾染上了钱的气味。
外祖父把银元打一个洞，用朱红色的毛线绳子一系，给她戴在了脖颈上，不知是图吉利还是为了逗女儿玩。而母亲常常将细毛线弄断，左眼闭实，睁大右眼，从银元的细孔中向外看，她的目光被那细孔缩得只有麦轩那么细，所目击到的事物也被捋得变了形。十一二岁时，母亲身后吊着一根乌黑发亮的毛辫子，站在柜台后面就能大大方方地替父亲做生意，她的账算极清，不动算盘不动笔，眼睛一眨巴，吸一口气，在心里一咕哝，响亮地报出了1斤2两黑糖应付多少钱，而且，几乎没有出过差错。
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很执拗，她所需要的东西非要到手不可，不满足她，她就闹，坐在地上，双脚狠劲地蹬，将鞋蹬掉，将袜子的后跟蹬烂，将一双脚蹬得血迹斑斑。不然，就哭，一哭就是一整天，一直哭到嗓子嘶哑、喉咙冒烟，方才罢体。母亲8岁那一年，外祖父将她送到了县城里的中心小学，她只读了两年书就开始逃学了。外祖父骂了她几句，她从杂货铺子里逃走，在城壤里一个幽暗发潮的墓穴里蹲了一天一夜。外祖父派人将她找回来后，拿起鸡毛掉子抽打她，她从父亲手里夺下鸡毛掉子，自己在自己身上抽，在头上抽，在脸上抽，然后，她用双手抓自己的头发，拔下了一撮又一撮，这还不够，她一声不吭，用脑袋往墙上撞。外祖父被母亲残酷、残忍的自虐吓怕了，从此，不再训斥她，一切随着她的性子来。她的个性像没有调枝的树木一样疯长。她就是她，谁也改变不了她。她从小就展示着无所顾忌、随心所欲的性格。
还是个儿童，母亲就喜欢向男孩堆里钻。没有男孩儿个头高，没有男孩儿劲儿大，可是，和男孩儿打架，她的手很躁，跳起来，用小小的手掌够着打比她大几岁的男孩儿的脸。那些年龄虽大、胆子很小的男孩儿常常会被她惹哭的。
到了秋天里，她约几个少年人，出了县城，到南关的果园去偷农民的桃子、杏子。她不是图嘴馋，父亲有钱给她买水果吃，她只是为了寻求刺激，为了满足自己的“野”性。她进了农民的玉米地，将刚刚吸上了浆可以煮着吃的玉米棒掰下来，不是为了拿回去尝个鲜，不是的。
她掰玉米棒，只是为了图痛快，为了听玉米棒从玉米轩上分离时那撕心裂肺般的声响，听那烂泥一般的声音。那声音使她兴奋，使她骚动。
更令她心里颤动的是她糟踏过后的一片狼藉，她一棵玉米棒也不拿，看了看扔在地上的可怜巴巴的嫩玉米，兴高采烈地走出了玉米地。
月亮圆的晚上，她坐在护城河畔，双手托着腮，凝视着银盘似的月亮，一直看到月亮升上了中天，才站起来。有时候，看着看着就流眼泪。谁也摸不清，她在想什么。有一天晚上，她眼看着月亮被乌云吞走之后，回到父亲的小铺子里，无缘无故地给一包白糖里面搏上了鼻涕，并吐了一口痰。那一晚，她睡得很安然。她的个性长进了肌肉，长进了骨头，长进了身体的每一处，也长进了脸盘。她的脸蛋也许由于个性鲜明而鲜活，而滋润，出落得十分秀丽可爱，鼻梁挺直，双眼大而有神，一副白里透红的鸭蛋形脸，确实算得上漂亮女孩儿。
小本生意，没有多少赚头，外祖父惨淡经营，精明自如地应付，日子还算过得去。商人之所以要把女儿嫁给罗家并不是求罗家在经济上能支持他。外祖父和祖父坐堂的铺子在两隔壁，他知道罗大夫在凤山县是远近闻名的，他盘算，就凭罗炳升的手艺，谁来当皇帝都不愁吃愁穿的。而父亲长得清清秀秀的，简直就是个秀才，商人喜欢的就是这种年轻人，因此，不论外祖母同意不同意，他要把女儿嫁给父亲。
其实，父亲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教书的秀才或者革命干部的。并不是他生不逢时，在县城读了一年初中，父亲就进了北山跟着游击队一起搅和。假如他能搅和到底，解放后，不说干上县团级，混个科级是绰绰有余的。可是，父亲在游击队里搅和了没几天，祖父骑着骤子进山了。他提着一把顿头，用慑头威逼着叫父亲下山。父亲不敢塑嘴，就跟着祖父下了山，结束了刚刚开始的革命工作。在祖父的眼里，这一帮子“屁红子”算不上正派人，他亲眼看见，这一帮人进了他隔壁的杂货铺子要盐要糖要布匹，拿上货物，打一个白条子就走了。开铺子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的，拿了人家东西不给钱和土匪有什么两样？即使儿子成不了什么大器，也不能叫他当土匪。再说，儿子那生性也干不了土匪，就是当土匪也当不好。儿子怎么能和这一帮人搅和在一起呢？他不能让儿子不务正业走在歪道儿上。我猜测，当时，祖父肯定是这样想的。
祖父将父亲撵田家，不再叫他去读书，他把伯父和祖母叫到一起，给他们吩咐：从今以后不再雇短工，家里的地就由这兄弟俩耕种。做了农民的父亲整天在地里挖抓。他长得单薄，干农活儿就十分吃力。
冬日里天短夜长，三更刚过，他就爬起来套上了木钻辘大车和伯父一起给地里拉粪，赶天明，拉6回粪，太阳还没有出来，这兄弟俩就卸了车。伯父负责垫圈、绞水、喂牲口，父亲啃几口干馍馍，喝几口凉水，提上扁担，去村子后面的北山里割柴。吃毕午饭时节，父亲担着一担山柴进了院门，放下柴担子，去吃饭，吃毕饭，和伯父一块儿去麦地里将拉运的粪土用锹扬开，一天的日子在十分劳累中过去了。
从当农民那天起，父亲就没有睡过一个晚上的好觉。难怪，他总是睡不足，睡不醒。
祖母第二次把父亲喊起来了。父亲一看，祖母略带忧伤的脸庞上有一丝惶怒。“二龙就埋在房子门背后。”
“噢噢。”
“娃‘翻乱’时，你答个声。你是他老子。”
“蚂蚌活了3个月，没经冬过夏，还‘翻乱’啥？”
“娃不甘心。”
“谁甘心？我甘心吗？”
祖母的这一句话把父亲叫灵醒了，他的睡意全消。父亲说，他就是活到老活到死也不甘心。父亲抱怨他的命太苦，抱怨祖父把他当作外人看，抱怨祖父断送了他的前程，抱怨他不该生在这个家庭。父亲似乎有一腔永远也吐不完的怨和恨。显而易见，父亲是懦弱的，他将抗争变成了抱怨。等父亲唠叨够了，祖母说：“你老不能想着你，你，你到了顾儿子的时候了，不能对儿子不管不顾。如今只有大虎一个了，娃长得单薄，身体又不好，你要多疼爱他。”父亲说：“我没有命吗？”祖母说：“儿子的命也就是你的命，你知道不知道？”祖母到了40岁就很明白，一个人活到头，什么也留不下，留下的只能是自己的血脉，这血脉就像木匠手中的活儿，是好是坏，永远留着匠人的印记。因此，祖母很看重怎样的做长辈。父亲干笑一声，木然地看着窗户纸。发黄的窗户纸上裂开了几道口子，一只早起的苍蝇在纸上旁若无人地爬来爬去，寻寻觅觅。父亲挠了挠头发“照你说，我是活该？”祖母说：“我不和你争这个了，大虎是你的儿子，你应该疼爱他。”父亲说：“应该应该。”他说得很讥讽，他脸上的意思是：叫我疼爱儿子，有谁疼爱过我呢？当然，父亲是有他的一腔苦楚的。父亲离开母亲时才9岁。那时候，祖父和祖母正陶醉在欢愉之中，祖父的心目中就没有儿子的位置，他被“河南担”迷住了，整天和这个“河南担”颠莺倒凤，哪里还顾及儿子呢？父亲从小没有饱吸过母爱的乳汁，又和他的父亲很隔膜很疏远，清瘦的身体就如一座营房，里面除了驻扎的一连孤独以外，还有一个加强排的孤单。即使把那营房拆除了，那么多的孤独和孤单也未必会撤走。况且，祖父长年在外行医，父子俩很少有机会招嘴，即使在一起，说不上两句话，父子俩就执拗了。可以说，父亲就不知道父爱是怎么回事。
父亲19岁上就有了我的哥哥罗大虎。对待自己的儿子，父亲比祖父更淡然，更冷漠。不是他得儿子早，不懂父爱，不知道疼爱儿子，不是的，他的血液中缺少爱人的细胞，他只知道自己，只想自己，父亲和祖父一样，心目中没有儿子的位置。我的哥哥罗大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父亲的天空下。我了解我的父亲，我知道，父亲的天空下只是堆积着孤独、脆弱、自爱、自怜、冷漠这样一些瓦砾一般的字眼。缺少的是父爱、温暖、依靠、自信、坚韧。
哥哥满月那天，按照关中西府的习俗，由祖母抱着出了院门，径直走到村子南头的石碾子那里，在碾道里前转三圈，后转三圈，出了碾道。这时候，在街道上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哥哥的干爹。
午后的街道空寂而冷清。料峭的春风从街道北头灌进来，将在土墙上、屋檐角以及树枝上悄悄爬动的日光吹得微微发颤。哥哥在小被子里蹬动了一下小腿，她，我的祖母，叫了一声虎娃，将哥哥搂紧了。
从碾道到院门口的那段路显得短暂而急切。尽管，祖母的步子细碎而轻盈，距离义无反顾地在缩短，时间一如既往地在行进。祖母东瞅西瞧，远远近近不见一个男人，哥哥命中怎么连一个干爹也没有呢？可能，这是祖母最担心的。她不由得再一次左顾右盼了。她用脚步小心翼翼地丈量着这一段缺少情意的路程，丈量着哥哥今生今世的运气。
她不是在走，而是在挪，简直跟戏子在舞台上睦步一样。我是看见了的，眼见为实。一只乌儿，一个影子，疾飞而过，在太阳光中划过一条弧线，蹲在了大槐树的枝丫上开始呜咐，那是一只喜鹊。祖母抬起了眼，还没有看清喜鹊是什么样子。从院门里走出了一个人，他和祖母打了一个照面。这人是大身胚，面部极其温和，眼睛里带着笑意，穿一身黑色的粗布夹衣。祖母在哥哥的屁股上轻轻地一捏，我的哥哥罗大虎尖声哭了。哥哥当然不知道由祖母导演的认干爹的这出戏正在彩排之中。祖母在惊喜之中，叫了一声“赵……”她几乎叫出了赵兴劳的名字，祖母？看赵主将劳正在衣服口袋里摸索，赶紧说，娃可碰上了一个好干爹。赵兴劳摸出了5分钱的纸币给哥哥塞进了小被子里。
赵兴劳被祖母请进了家。午饭的席桌刚撤了下去，厨师给赵兴劳另做了一桌饭。祖母、父亲和母亲陪赵兴劳吃了午饭。就在那天，赵兴劳认了哥哥做干儿子。尽管，赵兴劳这个30多岁的农民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依然高兴做干爹。赵兴劳是很爱娃娃们的，似乎有十个八个甚至一二十个娃娃他也不烦。他那温和得几乎带点忧伤的面孔上的笑意，是娃娃们惹出来的，一看见娃娃，他心中的所有忧愁和烦恼就消逝了。
虽然做了干爹，两家也不怎么走动，其中一大部分原因在母亲身上，母亲总是嫌赵兴劳的女人脏，在县城里长大的母亢和松陵村的好多女人不合群。做小姑娘时，她的穿戴就别致，好多女孩儿都模仿她。
母亲喜欢整洁、干净，喜欢别出心裁，即使一身粗布衣服，她也剪裁得十分得体，往往在衣领上或袖口上点缀一些小巧的饰品，使村里的女人们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每逢在街道上碰见我的哥哥罗大虎，赵兴劳总是要抱起来亲一口，逗一逗。我的哥哥罗大虎奶声奶气地叫他干爹，赵兴劳就用短琵在哥哥的脸上扎一扎，惹得哥哥直叫唤。
干爹毕竟是干爹。哥哥8岁那年和几个少年人去偷摘生产队里的豌豆吃，被村里人拿住了。其他几个孩子受到了严厉惩罚——捆在村子里的大槐树上用树技打反蛋子，哥哥被赵兴劳放了一马，免去了皮肉之苦。赵兴劳是干爹不说，他是松陵村的大队长，他说了算。我的哥哥罗大虎不领干爹的情，我看见，他跑到树下去说，他也偷了豌豆，叫人把他捆起来。祖母一看，连拽带拉地将哥哥领回了家。哥哥进了院子，抱住一棵树哭泣，他身子一抽一抽的，仿佛接受树校的抽打。少年人第一次品尝内疚的滋味。这内疚是干爹行使他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产品，他知道，干爹不是一般的农民。
有干爹庇护的日子毕竟是温馨的。
在很孤寂的时候哥哥不免拿干爹和自己的父亲相比：干爹的天空是晴朗的，而父亲的天空时不时地挂着阴云，这就是区别所在。
到了哥哥10岁那一年。赵兴劳进了罗家的门，他毫不含混地对祖母说，从今天起，大虎就不要叫我干爹了。不做干爹？这是为啥？
赵兴劳很爽快：不为啥，不做就是不做。
我的哥哥失去了干爹。他的心目中并没有失去一个身材魁梧、十分强壮的庄稼人。这个庄稼人曾经给了他父亲般的温暖。
那是个干枯而寒冷的冬天。星期天的半夜里，我的哥哥罗大虎被村子里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叫起来了。睡眼惺松的哥哥穿上棉衣，拉开了房子门，抬头看天，没有月亮，天上的星星干雨点似的不知疲倦地向下飘落，落在院子里，无声无息地熄灭了；被零乱的星光楼过的蓝天像竹筛子的底，可以一眼看穿。没有钟表，不知道是什么时辰。
夜很沉，如同沉到水底中的石头，抓也抓不住，挪也挪不动。冰凉的空气仿佛冻了大半个冬天的高粱秤，干瘦而生硬。哥哥趁着星期天进山割柴火，那一年，他读小学5年级。进山割柴本来是大人们干的活儿，口岁的哥哥知道了替父母分忧，知道了愁吃愁穿。祖母进了灶房，她给哥哥做了一碗面条。哥哥半夜起来没有食欲，他揉揉干涩的双眼，像嚼木渣似的，将一碗面条塞进了肚子里。吃罢饭，哥哥提着镰刀扁担和小伙伴们出了松陵村。刚上了坡，哥哥他们就放开喉咙唱歌，唱一首叫做《社会主义好》的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唱歌，使哥哥他们浑身发热，头脑清醒。几个少年，故意把声调扬得很高，几乎跑了调。黎明前的黑夜，沉默的山坡，仿佛在洗耳恭听，在充分吸纳少年人天真无邪的歌声。
哥哥他们四个少年到了黑山沟时，天上的星星还没落光，黎明前的黑暗像猪吞食似的在四面山谷中响动。黑黯般的山头高大而冷峻，山里静得能听见亮光在苗草的枯叶上挣扎。哥哥他们摸黑割了几把柴火，在沟底的水渠边点上了火，烘烤着被汗水汗湿了的棉袄。哥哥背靠着火，他把后衣襟撩起来，热气顺着他的脊背爬上去，在他的全身荡漾。哥哥扇动着后衣襟，笑着，跑着。第一缕晨光从山顶上投下来以后，哥哥他们就在茂密的柴草中挥起了镰刀。那是一个没有落雪的冬天。胳膊、双脚、双手以及身体的所有部位所接触到的地面、柴草和空气都是干燥的，发出的响声干裂、干巴、干脆，缺少水分。镰刀稍微一动，从柴草中扑出来的酸涩的气昧和热闹的尘埃像一群苍蝇一样在眼前头乱飞。哥哥他们停下镰刀，眼望着对方吭吭哧哧的傻笑时才知道，他们的脸花了，汗水和尘埃搅在一起，将脸蛋儿涂了一遍，只露出一双眼睛在讪笑对方。
半下午，饥肠辘辘的哥哥提着镰刀和几个伙伴走到水渠边，他们趴在冰凉的土地上，嘴巴按在平静而冷清的渠水里吸吮着，以至把曝起来的嘴张开，大口大口地喝啊喝。喝足了，准备吃一块带来的馍馍再上路。收拾柴担子时才发觉，装馍馍的口袋不见了。他们还不知道，馍馍口袋是老鹊叼走的。他们在割毕柴火的山坡上找了几个来回，也没有找见。几个少年，相互说，算了，不找了。他们不看对方的脸，一看，就弯下腰笑。自己的脸究竟有多花，自己不知道，只能从对方的笑声中去感觉。这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哥哥他们将柴火捆在一起，扎在扁担上，向黑山梁上走。走了几步，哥哥开了个头，少年们又唱开了社会主义好。肩上压着担子，又要喘气，又要唱歌，那歌词仿佛拦腰而断“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哥哥他们简直不是唱，而是念，五音不全地念，像老和尚念经一样念，念社会主义好，念着念着，都笑了。
黑山梁那漫长的“之”字形山路在哥哥他们的意识中很艰难地缩短着，走三五步，就大汗淋漓，心跳发慌。这时候，没人再唱歌了。哥哥第一次知道了饥饿是怎么回事。哪怕肩膀肿得有三寸高，他们也顾不上疼，只要有一口馍吃，吃一撮馍馍渣子也行。哥哥的一只手不停地在衣服口袋里掏，尽管留在衣服口袋里那米粒大小的馍馍渣子也掏出来吃了，哥哥还不甘心，还抱着奢望。在我的猜测中，饥饿肯定是一把大手，在哥哥他们的肠胃中无情地抓，把他们的肠胃掏空了，他们的前胸和后背几乎是贴在了一起。哥哥唾了一口，又唾了一口，却连一口唾液也唾不出来。哥哥的舌头在嘴里翁动着。哥哥将柴担子撂在地上，毫无款式地躺在山坡里，两腿抖动。走不了几步，哥哥他们就得趴下来歇一歇。橙黄色的太阳光也像腿抽筋一样，从哥哥他们的身体上爬过去，向山顶上蠕动ω最后一缕亮光在一瞬间变幻成了深红色，淡灰色，映照在四个少年稚嫩、污脏、坚实、倔强的面孔上，不一会儿就消失了。接下来，黄昏、薄暮沿着路旁的石头、柴草款款而行，在毛茸茸的山脚下，在干枯而清爽的气味中，在哥哥他们的头顶变得浓郁而厚重。等哥哥他们爬上黑山梁的山顶时，黑夜已把山的音旦角落塞得严严实实的，黑暗像人吃得过饱，从嘴里向出溢。发红的上弦月仿佛煮得过了头的面条儿，细细地挂在西边的天上，还没等哥哥他们解一解眼馋，就落下去了。尽管，哥哥他们已饿得眼睛发花，谁也不愿把柴火撂掉，提着扁担下山。哪怕他们饿死挣死，也要将这一担柴火担进院门；哪怕放下担子，伏在亲人的胸脯上大哭一场，或者吃饱了肚子再撒一下娇，也算得上少年人的荣耀了。他们伸展四肢，面向天空，眼睛眨动着。哥哥看见，有一颗星星落在了他的柴捆子上，他爬起来，在柴捆子上摸了摸，什么也没有。哥哥未曾失望，他又在柴担子四周的地上摸，还是没有摸到那闪光的东西——被哥哥视为星星的东西。就是这亮光给哥哥增添了力量，擦亮了他的幻觉，他总算看见了光明。哥哥喊了一声：起来！走！大家便挣扎着爬起来，担上柴担子向前挪。
哥哥引了个头，又唱开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没有人响应哥哥。哥哥只好闭上了嘴，不再唱了。哥哥从柴捆子里抽出来几枝柴草，边走边嚼。哥哥的伙伴们也开始吃柴火了。他们将牛也不吃的柴草吃得有滋有味。只要牙齿嚼动，只要有什么东西能咽下去，哪怕是石头、黄土，甚至牛粪、羊屎蛋儿，只要给胃里能填一些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什么味道是什么分量，能把饥饿的意识稍稍压一压，哥哥他们就嚼就咽。抓到什么都想吃，是未曾饱受饥饿的人难以体昧的。走到山口时，约莫三更天了。松陵村在山脚下面，假如是在白天，站在山口就能看见山下面广袤无垠的田地了，就能看见村口的那棵大松树了，惋惜的是在漆黑如炭的晚上，松陵村仿佛是在十万八千里以外，哥哥他们恐怕只能暗暗地向往自己的家圄。他们担在肩膀上的似乎不是柴火，只是时间，一秒、一分、一小时。哥哥他们似乎没有一点力气和时间较量了。时间在这时候成为哥哥他们最强大的敌人了。哥哥他们将柴担子一撂，躺倒在满是碎石子的山路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有一个小伙伴像猫念经似的念叨“社会、主义、好……”大伙都跟着念叨“社会、主义、好……”
就在这时候，有三个成年人走进了我的视线，他们正在从坡下面向山上爬，他们边走边吆喝着儿子的名字。这三个父亲是进山寻找儿子的。在父亲的行列中没有我的父亲罗世俊。这三个少年的父亲睡了一觉起来，发觉儿子还没有回来，他们慌了。这三个父亲拍打着我家的院门，叫父亲和他们一块儿进山寻找儿子，父亲冷冰冰地说他不去。父亲说，狼吃了我也不管，割柴就不知道回来了？
假如我的祖母那天吃毕早饭不去大营材的姑家；假如我的祖母能赶天黑回到松陵村，她肯定会同这三个父亲一同上山的。可是，祖母那天没有回来。
四个少年在昏睡中被喊起来了。他们一看见大人，不由得哭了。
惟独我的哥哥没有哭，因为他没有看见父亲。如果这时候，父亲能进山来，即使父亲不替哥哥担柴，只要他给哥哥一句好言语，哪怕用目光抚慰他一下，哥哥也许会将担子担下山的。可是，父亲缺席了。我们的父亲呢？假如我的哥哥罗大虎面临着被洪水卷走的危险，假如我的哥哥罗大虎被山口的几只恶狼团团围住需要人搭救时，父亲也会缺席吗？父亲是哥哥的依靠，靠住父亲的胸脯，少年才会心正胆正。如果我们没有父亲，哥哥罗大虎也就没有指望了，我们有的是父亲，父亲为什么不来呢？哥哥长长地趴在山路上。他浑身瘫了，不仅没有一点力气，连一点儿指望也没有了。他蜷缩在一块儿，蜷成了一团。立时，哥哥觉得冷得不行，他挣扎着担起担子要走，被那三个人挡住了，他们将他的柴分开捆在了他们的柴捆子上，担下了山，到了村口，才重新给哥哥收拾好了柴担子。下了坡，四个少年手挽着手，用干涩嘶哑的音调唱起了“社会主义好”。不知是谁的父亲呵斥了一声。唱啥唱？黄柏树下弹琴——苦中做乐。四个少年松开了手，不再唱了。
哥哥进了院门，放下了柴担子。院子里沉静得如同石头一般。被父母亲的门窗紧闭在外的家园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空气比山里的风还要冷例、坚硬。哥哥的走动声哥哥的呼吸声似乎比悠悠岁月中的一丝尘埃还要轻，连任何回音也没泛起。哥哥一点儿也不觉得饿，他进了房间，一头栽倒在炕上便睡着了。睡梦地里，他被他的同学喊起来，去了学校。
那天晚上的五更天，村里村外发生了什么，这个院子里发生了什么，父亲一点儿也不知道。似乎，他也不需要知道的。尽管，我趴在父亲身边大叫：“爹！爹！哥哥回来了！”尽管，我的叫声像针一样在父亲身上刺了几下，父亲还是没有醒来，他睡得太沉了，太沉了。一个睡着了的父亲，我凄凉地想，一个睡着了的父亲会使儿女们心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