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农历年二月十五日清晨，我的祖母马闹娃身子靠住村口那棵高大的白皮松站立的姿势和十几年前凛然地伫立在松树底下的姿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是看见了的，眼见为实。那时候，祖母的年龄如同草叶上的露汁一般晶莹闪亮，20多岁的少妇，不是未成熟的生柿子，也不是熟过头了的醋胚子，祖母的成熟恰到好处，这也是她的魅力所在。她的身子紧靠住大树，双臂反背过去，头颅仰起来，胸脯自然高挺了。祖母的上身是水红水红的红缕褂子，下身是草绿色的裤子，圆口鞋是枣红色的缎面子，鞋底白生生的。她的头发油亮乌黑，脸蛋儿白净细嫩。老远看，祖母犹如一面色彩斑斓的旗帜，在树下迎风飘扬。
一瞬间，站在士兵们身后的宋连长眼睛发瓷了，眼珠子如同干枯了的知了壳一样。他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他半张着嘴，愣怔地盯住祖母，那样子，像哭不是哭，像笑不是笑。祖母一看，宋连长还没有下命令叫士兵们撤退，她“哧啦”一声，撕开了红续褂子的纽扣，那对丰满的奶子几乎从大红色的胸兜上方跃出来了。祖母双手插在腰间，一副凛然的气势。宋连长眼睛一眨巴，口水如同4月里繁繁地挂在枝头的洋槐花一样，他拧过身去在一个士兵的民蛋子上踢了一脚，粗话出了口：日你娘，还不给我撤，等啥哩？几十个士兵正在眼馋着祖母，他们一看，自己的连长发了脾气，只好恋恋不舍地从树下向后退去了。刚才还紧张的空气刹那间变得像稀泥一样了。谁也没有注意到祖母流泪了，几滴眼泪砸在树下，树下的地皮也在发颤。
这几十个士兵是宋连长带到松陵村来的。
宋连长他们驻扎在周公庙。
我先说一说周公庙。周公庙在松陵村的西北方向，距离松陵村只有二里半路，一展脚就到了。
周公庙是周王朝的奠祭之地，建于唐武德初年。《诗经》上所说的“卷阿”就是指的这里。抗战时期，国民党陆军学校第八分校的官兵进驻周公庙，一住下来，就是好几年。由于给养不足，士兵们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立冬已过，许多娃娃兵依旧穿着夏天发的短裤子。于是，周公庙附近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就成了军校官兵祸害的对象了。老百姓一看见军校的士兵们就喊“军校军校，白天睡觉，晚上伐树拆庙，不要砖瓦，只要木料。”附近十几个村子里的官树被伐光了，庙宇被拆走了。松陵村这块硬骨头，啃了几次，军校的官兵们没有啃得动。保护这棵白皮松成了老百姓的自觉行动。族长并没有分派，每天晚上，都有人在树下来看护。士兵们不敢硬下手，每次伐树拆庙都是在夜半三更偷着干。一个春天里，宋连长带人偷袭了五次也没有成功。到了初夏时节的一个凌晨，宋连长又领着人进了松陵村。他们一看，树下只有三个农民，就下了硬茬。他们将这三个农民赶走之后，举起了斧头砍树。这三个农民知道情势不妙，回到了村子，敲锣打鼓，将村里人叫了起来。
据我所知，这棵高大的白皮松是松陵村的村魂。
凤山县县志载：松树植于周代。周的发样之地在凤山县，周公姬旦就诞生在凤山。相传曾经制大礼作大乐的周公有一次路过这个村子时，栽下了这棵松树。在松陵村人的心目中，这棵松树不是树而是神。它可以开口说话的，只要你虔诚地脆倒在大树底下，它就可以告诉你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它一旦开了口，说出的话便是圣旨。松树能说话的史实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虽然，连族长也没听见过它说话，可是，包括族长在内的老一代人谁也没有怀疑过它是否会开口说话。一代又一代的松陵村人受到过大树的荫庇。据老一代人讲，清代末年，异族人来松陵村屠城，走到松树底下，突然刮起了龙卷风，近百人被风刮上了天，余下的就抱头鼠窜了。民国20年，姐虫袭击了凤山县，但当这些虫子飞到松陵村时，松树怒吼，松针乱飞，蝉虫全被箭一样的松针刺死了。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外乡外村有一个钉锅的，走到树下睡了一觉，起来后，浑身有点硬，就骂了树松几句，回家后，没几天，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松树之所以神，就神在这里：它能降祸也能赐福，它能杀身也能救命。它的根扎在松陵村人的心中，无处不在，处处在。现在，军校里的官兵竟然要砍掉大树，这如同将松陵村人齐眉斩首一样。捍卫大树的呼喊将松陵村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他们一听，军校进了村，丢鞋落帽地跑出了村街，向树下奔拥而去。
我的祖母一觉睡到了天快亮。她来到松树底下的时候，全村人己和军校的官兵们僵持了好长的时间，失去了耐心的宋连长一声令下，士兵们举起了斧子便砍。庄稼人蜂拥而上，拉胳膊的拉胳膊，抱腿的抱腿。宋连长躁了，他命令士兵们端起了枪，宋连长高喊一声：预备——就在这一刻，我的祖母老远就喊：住手！随之祖母疾走如飞，到了树下。士兵们看着祖母，手中的枪如同断了翅膀的飞鸟一样，落下来了。他们大概被祖母的漂亮吓住了。刚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祖母浑身散发着一缕比小麦花香更芬芳更诱人更浓稠的气息，她未及梳妆打扮，乌发披散，一副懒惰的样子。村里人一看祖母来了，便让开了一条道。祖母走到了树下，身子靠住大树而站，指了指胸脯，给士兵们说：要砍，就朝这儿砍。她撕开红续袄不是叫士兵们看的。士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举斧头了……
当士兵们退走之后，宋连长走到大树跟前去了，他只朝祖母脸上一瞟，像扛枪似的将祖母扛在了肩上。祖母没有喊没有叫，一双大脚鼓槌似的乱蹬。宋连民扛着祖母一直朝东边走，朝麦田深处走。这时候，太阳露出了脸，清晨的新鲜阳光毛毛雨似的洒在了祖母和宋连长的身上，他们沐浴在血一般的红光中。松陵村人回到家里时，宋连长和祖母已躺倒在扬花的小麦地里了。
祖母演绎的这段“美人救树”确实是太庸俗了，尽管，这是眼见为实的。不过，显示出祖母性格的不一般是在后来。后来，祖母和这位连长频频地幽会，他们完全不顾忌松陵村的村风民规和军队上的纪律约束，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了。祖母给宋连长说，你把我一抱，再向肩上一披，我就明白你是啥样的人。宋连长说，你看我是啥人？祖母说，敢说敢为的男人。假若你那天不敢动我，松陵村的松树完了，我也完了。宋连长一听，哈哈大笑。他说，小乖乖，我没有你想得那么好，我杀过人。祖母说，当兵就是要杀人，不杀人，养这么多当兵的干啥？要看你杀的是啥人。宋连长告诉祖母，他杀的是军间的兵。在北伐战争中，他第一次杀了人，他一看，被他击毙的士兵有一张娃娃脸，到了驻地，他一口饭也吃不去，一看见饭就哇哇大吐不止。祖母说，难怪你至今才是个小连长。多情的男人是不能当兵的，你回去教书吧。
宋连长说，我爹就是个教书匠，我从小想当个诗人什么的，阴差阳错，上了军校，当了兵，一当就是几十年。祖母从宋连长身上领略到了军人的坚强、刚毅，也体味了诗人般的多情善感。宋连长虽然不是祖母最满意的男人，但他填补了祖母情感上的空缺。女人是离不开男人的安抚的，尤其是祖母这样年轻而又激情饱满的女人。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的春天，军校撤走之时，宋连长和祖母在周公庙后面的山坡上搂抱在一块儿，痛哭了大半天，他们都咬破手指头，彼此吸吮着彼此的血水，再一次山盟海誓。尽管他们都知道，这是两个人人生的最后一次演出，但是，他们都没有作出谢幕的打算，甚至把尾声当序幕来作。
当祖母和宋连长在麦地里翻江倒海之时，在甘肃的平凉县城里开诊所的祖父吃毕了早点，打开了双扇门，让街道上的晨光大踏步地从门外走进来。房间里敞亮而静谧。祖父吩咐相公娃打扫了诊所里的卫生，他独自坐在一张红漆桌子后面慢条斯理地吃水烟。四十四五岁的祖父已显出了一副老态，他的衰老挂在一撮灰白的山羊胡子上，挂在松弛的眼险下。他用右手的三个手指头撮起烟丝向水烟锅里按时，这只手好像不太灵活了，显得机械而生硬。大约是他的衰老从手上向上爬，爬上了臂膀，爬上了肩脚，爬上了脸庞，然后，就死死地钉在五官上了。不知什么缘故，祖父没有把祖母带在身边。不过，有一点是明朗的：祖父绝不是因为他对祖母的漂亮毫无办法而放弃了她。作为男人，祖父偶尔还去平凉城里的青楼上混一混。祖父把祖母留在家里，也许是因为家里还有五十多亩土地需要人照顾；也许是因为祖父对祖母已经腻味了。再有魅力的女人也休想一辈子拴住男人的心。也许，祖父更毒的想法只有一个：让祖母守活寡。每当黑夜来临，窗户上的那银白色的月光投射到祖父身上的时候，祖父躺在宽大的土炕上眼睁睁地看着屋顶，他可能不服老，也不服输。躺在他身边的不是漂亮的祖母，而是他的阴影，更确切地说，是他阴暗的心理。而在几年前，或者十几年前，月光首先窥视到的是躺在他身旁的祖母，月亮给房间里增添的是一片不无淫荡的温情。而现在的月光是孤独而冰凉的。祖父承受着宁静的同时，也承受着由绝望而生的悲伤。我猜测，他可能这么想，我战胜不过你，也要拖住你。女人苦日给祖父带来的满足和自豪变成了诅咒和仇恨。祖父不敢面对自己的逐渐衰老，也就不能面对祖母的年轻。祖父就没有想到，女人不是插在花瓶里的花，即使是花瓶中的花也需要伺弄的。祖父不这么看待，似乎是祖母故意用她的丰满、抚媚来对抗他的干瘦、无情。老夫少妻变成了对手，默默地、无声地对抗着。
协助祖母伺弄土地的是应该被我叫做伯父的罗世堂。这个伯父是祖父领养的，他进罗家大门时已经13岁了。罗世堂本来姓牛，是凤山县牛家庄人，进了罗家门，就改姓罗了。祖父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个非亲嗣子会成为父亲罗世俊的死对头。在父亲看来，由于罗世堂昧了良心，作了伪证，罗家的体面祖母的体面以及父亲的体面被扫荡殆尽了。父亲由人民变成了阶级敌人，伯父免去了一场灾难。
其实，让罗家受难的责任不在罗世堂身上。
那时候，祖父将一个异姓人领进家门作为嗣子，对此，松陵村人百思不解。当时，父亲已经七岁了，罗家并不是没有人续香火。祖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几十年后，伯父罗世堂说，祖父领养他不是为了叫他做儿子，而是为了叫他做长工。伯父是给社教工作组的卫明哲和大队书记史天才就这么说的。我是看见了的，眼见为实。
我知道，在松陵村人眼里，祖父一生有几个怪举动，这其中，也包括将祖母马闹娃从河南领到陕西来。
那时候，祖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中医了。祖父是继承了曾祖的衣钵从少年时就开始习医的，曾祖当年是凤山县颇有名气的中医。年轻时的祖父本来在凤山县城里做坐堂医生。这是一个安安稳稳的行当。
那一年，凤山县城里驻扎了军阅麻正林的军队。麻正林得了一种怪病，他一看见年轻漂亮的女人还未及上手就不停地打嘀，而且从嘴里喷出来的气味臭不可闻。麻正林看遍了关中西府的所有名医也不见效。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祖父叫去了，祖父只给他吃了一剂药就止住了打嘀。后来，麻正林要驻防河南，临走时，非要带上祖父不可。祖父迫于无奈，就跟着麻正林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之后，祖父在洛阳城里开了一个小诊所。祖父的诊所在布匹商马大奎的隔壁。那时候，马大奎的女儿马闹娃还在读小学。放了学，祖母在父亲的布匹店里稍一逗留，就溜达到了隔壁。祖父和祖母先是眉来眼去，以至后来，亲嘴咂舌头，做了男女之事。尽管，祖父比祖哥大20岁，可是，祖母对祖父缠绵得不行，爱得简直要死。布匹商两口对女儿骂不济事打不济事，只能听之任之。他们弄不明白，祖父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把他们15岁的千金勾引走的。
后来，麻正林的军队上了前线。麻正林不再需要祖父给他开药了，祖父就领着祖母回到了陕西。
祖父的原配，也就是父亲的生母一看，祖父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领进了门，立时气得昏了过去。一年半以后，父亲的亲生母亲于郁郁寡欢中离开了人世间，祖母就名正言顺地做了正房。从血统意义上讲，我的祖母马闹娃井非我的亲祖母，她是祖父的二房，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河南担”。
我的祖母马闹娃被人亲切地称为同志是在1947年。那年正月里，北山游击队常常出没于松陵村。中队长孙锁娃带领的第三中队十几号人一到松陵村，就住进了我们家，因为，我家有一座木面楼房，正好供他们住宿。祖母对北山游击队里的“同志”丝毫不怠慢，他们一来，祖母就给他们烙油饼，煎鸡蛋，做牒子面吃。祖母虽然是地道的“河南担”，她一到松陵村就学会了做此地饭，尤其是做腺子面，比土生土长的松陵村女人更拿手。她的牒子没有一丝腥味儿，醉的面条儿又薄，又筋，又光，躁子面汤调得又酸，又辣，又香。祖母的铁勺在锅里一响动，半个松陵村都能嗅见牒子面昧，祖母做的躁子面常常将那个孙队长孙锁娃吃得腆起肚子，不敢大步走。年轻的孙队长虽然面貌很冷漠，可他是一腔热情，十分耐心地辅导祖母，给她讲革命的道理，教她革命歌曲。孙锁娃把他从边区学来的那些“理论”原封不动地讲给祖母听，祖母装做听不懂，看着孙队长，只是傻笑。她一笑，右边脸庞上的酒窝就十分灿烂了，酒窝里仿佛有一股暖流向出溢。那暖流暖得孙队长燥热难耐，解下了身上的盒子枪，从辅导革命理论转向了辅导马闹娃同志的身体。1947年年初，我的祖母马闹娃同志才二十四五岁，她渴望被一个强壮的男人辅导身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离开宋连长后，祖母的身体在好几个月里一直挂在空挡。冬日里，漫漫长夜，她凝视着窗户纸上薄薄的冷月，一旦想起她和宋连长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就彻夜难眠。恰巧，来了孙锁娃。祖母并非见一个就要一个，她大概觉得，这个孙锁娃是值得她解裤带的好男人。在祖母看来，好男人是女人非吃不可的一剂补药。其实，祖母心目中的“好”就是孙锁娃身上的野性和豪爽。孙锁娃是西府农村人所说的“费客”。有一年收麦时节，他给雍川乡的一家财东去割麦子，割了三天，主人给他少算了6亩地的工钱，临回去那天，他将主人家碾麦子的石碾子扛起来，撂到了沟底的小河里。一只石碾子有200多斤重，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扛在肩头，扛3里多路。1946年，打窑头沟伏击战，他扛一挺机枪压在窑头沟的一面坡上，守住沟口，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后来，全体冲锋，他手一挥，大声呐喊：谁不向前冲，我连他娘他姐都日了！那一次战役，俘虏了敌师长的一个二姨太。北山游击队的大队长对那个年轻女人动了心，要动手动脚，他走上前去，扭住大队长的胳膊骂道：你硬了，叫蜂茧去！这女人不能动。他派人将女人送到了县城，让女人坐上了回娘家的车。女人喜欢男人只喜欢一“点”，如果这个“点”是闪亮的，女人就会奋不顾身地去爱，哪怕她所爱的人是魔鬼也罢，只要不遮蔽她所能目击到的那个“点”。怕就怕在男人身上没有一处亮“点”可言，哪怕是个坏“点”也罢，只要有夺目的光，女人就动情。祖母是被孙锁娃身上特别突出的那一“点”击中了，才为她献身的。
从孙队长给祖母辅导中，马闹娃已经知道了，共产党接下来将要干什么，知道了革命的对象是哪些人。可以说，是孙锁娃搭救了我的祖母，也搭救了罗家。就在那一年，祖母果断地将家里的土地卖得剩下了8亩，木轴辘大车和两匹骤子也卖掉了。由于祖母卖得及时，土改时，罗家被订成了中农成分。
祖母之所以卖地，还有一个原因：她吃上了鸦片，要买烟泡儿，就要有钱。祖母卖地得来的钱大部分被她的烟枪抽掉了。祖母抽鸦片也是孙队长辅导的结果。打了游击之后，孙队长染上了烟瘾，瘾越惯越大，他一到松陵村，就叫祖母给他买烟泡儿抽。那时候，松陵村有一个做大烟生意的人，只要有小麦就能换来烟抽。起初，祖母躺在孙队长对面，只是给他烧烧烟。偶尔，孙队长也让祖母抽一口半口，没多久，祖母也染上了烟瘾。
1947年，16岁的父亲还在县城里读书，祖母和孙队长之间的事情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知道内情的是我的伯父罗世堂。那时候，罗世堂还不敢多嘴，祖母是他的娘，尽管他和祖母的年龄差不多。他哪里敢指责娘？一直到了1964年，罗世堂大概觉得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才道出了祖母和孙队长之间的隐私，用罗世堂的话说，罗家的中农成分是祖母用她的热屁蛋子换来的。土改那年，孙队长做了南堡乡的乡长，松陵村的土改是他一手搞的。从当时的政策条文来看，这不是他有意识放了罗家一马，土改的前三年，罗家没有雇长工，家产也没有多少了。
1964年，罗世堂之所以敢当着松陵村几千口人辱骂我的祖母和孙锁娃，也是因为孙锁娃早已和我共处一个世界了。假如说，孙锁娃和他的大队长一样做了县长或什么书记，量他罗世堂不会出言不逊的。
在1952年正月最后一批枪毙的61个反革命中就有孙锁娃，他完蛋了。
枪毙孙锁娃那天，祖母赶着天亮到了县城，守在了刑场上。我是看见了的，眼见为实。祖母老远瞧见了被五花大绑的孙锁娃，锐声喊着他的乳名：狗蛋！狗蛋！孙锁娃抬起头来，在人群中搜索祖母的身影，他一瞄见祖母，便眼泪民淌。孙锁娃苦苦地挣扎着，妄图挣脱按住他的解放军战士。那两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将绳索一勒，孙锁娃惨叫一声，破口大骂：驴日的！老子闹革命的时候，你们还在你爹大腿上展筋哩！眼看就要命丧黄泉了，孙锁娃还以老革命自居，还那么暴躁刚烈。他自以为亲手打死了国民党的伪乡长踏了乡公所，自以为在窑头沟的阻击战中打死了五个国民党士兵，就有了功劳，人民政府就会放过他。他错了。
祖母从如山如海的人群中挤到了最前边，她看着受苦的孙锁娃，放声大哭。枪声响过，61只瓜皮帽子兴高采烈地飞上了天空。孙锁娃倒地时，朝祖母站的地方蹦了两蹦，才栽下去了。
孙锁娃没有女人，没有儿女，祖母和孙锁娃的哥嫂一同收了他的尸。孙锁娃从小就是个“刺条”，是凤山县南堡乡有名的“费客”，到了婚娶的年龄，安分守己的庄稼人谁也不愿意将女儿嫁给他。后来，他进了北山打游击，整天东奔西跑，婚事就耽搁了。在北山，孙锁娃本来有一个相好，那女人的丈夫是拐拐腿，个头只有土炕那么高。孙锁娃几慑头把那个男人报销了以后，打算接那女人下山来成亲，不料，那女人却于黑夜里逃跑了。从那以后，孙锁娃就只能偷鸡摸狗打牙祭了。
1949年9月，凤山解放了，游击队被收编了。孙锁娃虽然做了乡长，可他依然要抽大烟。没有钱，他就像打游击时一样，给大户人家下麦条子，拉人家的骤子马，提着枪去“拷”人。1951年冬天的一天，他在县城外面的官道上，被几个民兵抓住了。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结束，他自然少不了吃一颗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