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出生还不足百天的时候，被父母亲捂死在被窝里的。那是1964年早春的一个黎明，当时，天还没有亮透，薄薄的晨光正蹲在村口那棵白皮松的树冠上冷静而惊讶地注视着尚未苏醒的松陵村。我家院子里一塌糊涂的颜色如同老公鸡没精打采的鸣叫声。母亲打开房子门走出来，她站在房檐台上，扭过头，圆睁着双眼，看了一眼后院。
后院里灰蒙蒙的，树木呀，土墙呀，猪圈呀，包括那根晾衣服的细麻绳，都面目不清，躲躲闪闪，似乎不怀好意。母亲赶紧收回了目光，挺了挺身板，仿佛要把自己的胆量和勇气从腔子里拉出来，拉成一道坚硬如铁的墙壁，用来防御突如其来的不测。她打了一个喷嗖，喷嗖打得很不圆满，好像是有人卡着她的喉咙眼硬憋出来的，喷嗖显得很窄很薄。
母亲走到了祖母的窗口跟前，低声吸泣，她可能以为祖母还在睡梦地里。其实，祖母早就醒来了。大概是在我还未咽气之前，或者正在咽气的时候，祖母突然从噩梦中挣脱出来了，她惊魂未定，搂紧了睡在她身旁的孙子罗大虎。我的哥哥罗大虎被祖母那条使足了劲的胳膊猛地一搂，不由得薄薄地叫了一声。祖母这才松开了臂膀。祖母将盖在身上的被子撩到了一旁，她燥热难耐，心神不安。不甘寂寞的席棚像饿汉吃萝卡似的咔嚓咔嚓地扫荡着祖母一丝不挂的身体，祖母一动不动的，仿佛在接受光滑的空气热情而浪漫的抚摸。祖母有裸睡的习惯，她把身上的衣服剥得光光净，躺在从席蔑之间挤出来的、带着身体味儿的炕席上，让黑夜的大手抚摸着她那尚未焉塌的乳房，抚摸着她那白暂的胸腹，抚摸着她那下意识地叉开的两条匀称的腿，祖母才能安然人睡。1964年的祖母毕竟才40岁，这对女人来说，依旧是很丰肥的年龄段。然而，这个美人胚子，这个被祖父骚情地唤做“马担妹”的河南小妞，这个被国民党陆军学校第八分校的宋连长叫做“小乖乖”的漂亮女人，这个被北山游击队第三中队里的孙队长称为“同志”的农民，已经守寡将近10年了。就在母亲正欲拉开房子门尚未拉开的时候，祖母摸黑下了炕，她蹲在尿盆前，撒了一泡尿。祖母撒尿时失去了往昔的酣畅淋漓，连续打了三个尿战也没有尿净，她在尿盆前蹲了老大一会儿才站起来了。祖母走到炕跟前去，重新上了炕。祖母侧身躺在土炕上，一条腿长长地伸出去，一条腿自然地拉上来，弯曲着，丰肥的臀部仿佛冬日里从铅色的云团中挤出来的太阳，高高地隆起来。祖母的腰本来就不粗，腰际间凹进去的曲线如同紧傍着松陵村的山坡，那坡势像马一样从坡顶上跑下来没有回头，又跃上了坡对面的山顶。祖母赤裸着身子，就这么静静地躺着。祖母的睡态比人体模特儿扎出的式子还优美。可是，祖母不是为了优美而优美的，她曲着腿，大概是想用膝盖顶住一颗慌乱而痛楚的心，只能说，身体摆出的姿势是她心情的写照——祖母心里肯定是难受极了。她知道，她的孙子没了，一个叫做二龙的婴儿在1964年农历二月十五日的黎明早夭了。祖母并非有什么先兆之灵。就在母亲将我捂死的前一刻，我朝祖母大喊一声：二龙走了！我的喊声将祖母头颅下面的枕头震得离开了炕席有三寸高。祖母问我，这是为啥？我说，父母亲不容我在罗家落脚。祖母说，我就不信罗家容不下你。我说，那你等着瞧吧。祖母大概认为她在睡梦中，她将跃上去的枕头按了按，睁开眼，看了看黑夜，再也难以扎扎实实地睡觉了。早春破破烂烂的凉气从破破烂烂的窗户纸中灌进来，蛮不讲理地欺负祖母的裸体，她全然不觉似的，还是一动也不动。
听见母亲的暖泣声，祖母起来了，她穿上了粗布衬衣，穿上了印着细碎白花的市布褂子，赤着下身，站在脚地，搬起亮亮的臀部，弯下腰，给我的哥哥罗大虎拉了拉被子。哥哥这小子是在祖母的怀抱里长大的。生下来刚过了百日，祖母就将哥哥抱去了。哥哥喻着祖母的奶头偎着祖母的裸体长到13岁时，才有了一次勇敢的反叛。那是1963年冬日里的一个晚上，祖母照例要搂着哥哥睡觉的时候，哥哥不叫祖母搂他了。祖母问她的长孙：为啥？哥哥的理由是：我长大了。祖母失声而笑，我把你从枕头那么大，搂成了一个半大小子，你反而嫌弃我了？不是嫌弃，哥哥再一次强调，是因为他长大了。13岁的哥哥十分固执，八头牛也拉不回来的样子。祖母一看，再温暖的言语也不能融化哥哥坚硬如铁的主意，于是，她就捞起了扫炕的短智帚，在哥哥的屁股上狠抽，祖母确实抽得很认真，很细致，而且咬着牙，瞪着眼，披散了满头的乌发，模样有点凶，往昔那慈爱、和善的脸庞被她倏忽间收藏了，她的鼻翼两旁涌上了暗影，堆积得太多的愤怒从额头上从脸颊上向下流泻，流得满屋子里都是。祖母似乎要把她的不解、不能、不满以及极其复杂极其丰满的情感用智帚把儿印在哥哥的屁股蛋儿上。仿佛不是打她心爱的孙子，而是在教训一头不听使唤的牛辑子。农民就认这个理——鞭子使牛楔子能上套。我的哥哥罗大虎不哭不喊不屈不挠，用缄默不语对付祖母毫无道理的肆虐。婆孙俩像站在齐膝深的涝池中抵仗的两头牛，相互对峙着，谁也顾不上低头去喝水，只是一个看着一个。祖母于无奈之中，扔下了智帚，叹息了一声，滑然泪下了。哥哥看也没看祖母半眼，他穿好衣服，拎起了书包，决然地走向房子门。
他准备出走，打算不再和祖母睡一条土炕。哥哥的右手搭在房子门的门问上，还没有向外抽，祖母抱住了他，放声而哭。就在那天晚上，婆婆和孙子在那间破旧的厦房里的脚地哭抱成了一团。后来，祖母让了步，不再搂着哥哥而睡。哥哥也妥协了，不离开祖母，继续和祖母睡一个房间。我从落草的第一天起就羡慕哥哥，羡慕他所得到的祖母那庞大而细腻的爱。我只要能获取那一份爱，就十分满足了。没有爱，怎么活也没滋味。可是，我没有这个福分，还没有开始人生，就死在母亲的怀抱里了。
从那天晚上起，哥哥“挣脱”了祖母。而祖母迫于无奈，改变了睡态——‘不再搂着她的长孙侧身而睡了’。大多时候，一丝不挂的祖母平躺在炕上，双臂弯曲，双手半握着放在胸脯，嘴唇半张，眼睛睁开，凝视着从席棚上飘落而下的黑夜，久久不能人睡。偶尔，她惨淡一笑，右边脸庞上的那只酒窝里就盛满了神气十足的黑暗。本来，那个好看而迷人的酒窝是来收藏快活收藏幸福收藏满足的，那个酒窝是祖母表露情感的闸门，它打开或关闭表示着祖母瞬息间的情感变化，那个酒窝里也曾经无数次地盛装过祖母的舒服、惬意和自豪。当祖母躺在祖父身底下大呼小叫的时候，当祖母和宋连长在善解人意的麦地里野合的时候，当祖母被孙队长紧紧地搂住尽情交欢的时候，祖母那无法言说的愉悦全部装在右边脸庞上的那个酒窝里了。活着的美妙和美好像粮食一样悄然无声地流进了那个酒窝，酒窝仿佛是一枝很有情感的笔，只记录祖母人生的巅峰状态。脸庞上有酒窝的祖母格外多姿多彩，那酒窝就是她漂亮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说祖母喜怒于色，是因为她脸庞上有那么一个深刻的酒窝。可是，那酒窝并不意味她情感外露，性格单薄。
哥哥罗大虎睡得很香，他大概被一个扯不断的睡梦纠缠住了，暂且不知道这个家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祖母一看，哥哥翻了个身，侧身而睡了，她坐在炕沿，穿上了黑布裤子，拉开了房子门。祖母的穿着朴素而整洁，齐耳的短发浓密发亮，此刻，她的脸上绽放的光彩是另一种情境下的美——不是得到了情感满足的那种惊喜，不是有了荣耀的那种自豪，而是安详，是沉静，是将忧伤压在心底、而将黎明前的光亮收拢在面部的不慌不忙。这是一种不易察觉而十分大度的姿态。祖母从小就历经了好多让人听起来心跳发慌的事情。她11岁那年，村子里来了一支杂牌军，这些穿着军装的士兵很不规矩。祖母去地里挖野菜，一个干瘦干瘦的士兵悄无声息地走过来将她抱住了，祖母并没有喊叫，她听从士兵的吩咐，乖乖地躺倒在了麦地里。士兵动手解她的布条子裤带。祖母从身旁的菜篮子里抓了几枝“地地菜”，给半张着嘴的士兵塞进了嘴里。那士兵看了一眼这个很听话的小女孩儿，开始嚼动那带着甜味的野菜。祖母问他，好吃不好吃？那士兵点点头，一边大嚼大咽，一边继续解她的裤带。这时候，我的祖母已经将抓在两只手中的干土捏成了粉末。那士兵还没有咽下去正在嚼动的最后一口野菜，祖母将手中的细土照准士兵大睁的双眼扬过去，细土很准确地填进了士兵的双眼，士兵疼得大叫一声，用双手去揉眼睛，祖母爬起来，撒腿就跑。当士兵抓起他手中的武器——一根鞭杆——去追祖母时，祖母已跑进了村子，祖母一边跑，一边喊：狼来了！狼来了！后来，祖母随她的父母进了洛阳城，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城里人找不见防空洞，吓得乱窜，我的祖母马闹娃抬头看看几乎压到树梢上的敌机，背着书包，不慌不忙地向家中走。当她被撂翻在街道上的时候，她大概知道她完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祖母睁开了眼睛，她发现自己身上有一条胳膊，血淋淋的一条胳膊，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被炸断了。她活动了一下双手，才明白，自己并未受伤。她将那条断臂从身上取下来，将枕在她大腿上的那个炸去了半边脸的头颅挪开，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向父亲的商号里走去了。一进门，祖母的母亲一看满脸血污的女儿，惊吓得不知所措，祖母却若无其事地说：日本人的飞机被我吓跑了。那一年，祖母14岁。
“娥儿，”祖母从母亲朱仙娥进了罗家门的第一天起，就将她的儿媳妇亲热地叫做娥儿或者娥娥。“哭啥哩？到屋子里来吧。”母亲跟在祖母后边，进了房间。母亲低垂着头。
“二龙……二龙完了。”
我们那儿将婴儿或小孩的早夭叫“完”。母亲说：“完了”时，不再吸泣了。“我知道了。”祖母说。
母亲一听，略略有点吃惊。她看了一眼祖母，又垂下了头，她不能、也不敢问祖母是咋知道的。
“娃昨儿个还好好儿的。是不是给娃捂得太严了？”祖母不是猜测。是我告诉祖母的，我的灵魂和祖母相通。母亲至死也难以明白，祖母是怎么知道端底的，她低头不语了。
祖母没有责备她的儿媳妇，她不愿意给母亲背一个捂死儿子的罪名。
“娘，你看咋办呀？埋在地里，还是埋在猪圈里？”“你说呢？”
“天还没有亮，就埋在猪圈里吧。”
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只活了四十天的姐姐，得了“四六风”，没有活下来，就埋在猪圈里了。几个月后，父亲起猪圈时，将腐烂了的姐姐连同猪粪一起拉出去，交给了生产队，施在了麦地里。
祖母报了报头发。
她回过头去，看了母亲一眼，双眼沿着母亲的脸庞扫过去，直盯着那扇颜色发灰的房子门。
“就埋在房子门背后吧。”
“那咋行呢？”
“咋不行？娃到人世上来才99天，连百日也没过。”
“我害怕。”
母亲说出了心里话。母亲低垂的头微微抬了抬，她的脸色有点白，嘴唇抖动了一下，合拢了。
“自己的亲骨肉，有啥害怕的？睡在门背后，娃整天能够看见亲爹亲娘，娃给罗家不能添一双筷子一只碗，总能添一双眼睛吧。叫娃看着咱，不是好事吗？”祖母说。
“我是怕大虎他爹……”
母亲显然不愿意，她只能抬出父亲来堵祖母。
“世俊不愿意，有我哩。”
“我、我是说……”
“还支吾个啥？去吧，去给二龙穿一身衣服。”
祖母瞟了母亲一眼，朝她摆摆手，不容母亲再强辩了。
走出了祖母的房间，母亲才抬起来低垂的头，她没有再向后院里看一眼，只顾向前走，一脚险些踩了空。她长出了一口气，推开了掩着的房子门，进去了。母亲上了炕，从炕墙跟前的针线筐篮里取出来一件薄棉袄。棉袄是祖母给我做的，里面都是大红色的市布。母亲的手有点抖，似乎害怕火一样的棉袄灼伤了她。她给我换上了这件新棉袄，系上了仅有的一只布纽扣，用棉袄上的带子将我捆紧，放在了炕上。母亲看了我一眼，伸出右手捂住了我的眼睛。她这么一捂，不光是捂住了我的眼睛，连我的脸庞全都捂住了。我说，你干吗要这样呢？
我是看见了的，眼见为实。母亲可能像听见了天外之音似的，听见了我的话，她的右手从我的脸庞上取下来，从针线筐篮里抓来了一块白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她下了炕。我大声说，我不能死，你们不要埋了我！我是罗家的儿孙，我是祖国的花朵！破烂的窗户纸在我的喊声中瑟瑟发抖。只有祖母知道，那是我叫喊的缘故。我使劲地蹬，妄图将身上的衣服蹬掉，妄图将死亡蹬掉。母亲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惊吓得口吃了“他，他在动弹。”祖母说：“你年轻轻的，咋就眼花了？二龙睡着了，叫娃安安然然地睡吧。”
祖母抡着老慑头在房子门背后开挖。黎明前的开挖声像炒熟了的大豆一样，又脆又亮。祖母想尽量地将声音弄得轻一些小一些，她越是小心，老锻头和地面接触发出的声音越确切越刻薄。
我的父亲罗世俊被坚硬而干涩的声音吵醒了。他没有问祖母在房子门背后挖一个坑干什么，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被捂死的。他只是不停地咕哝着“吵死我了，我瞌睡得很，吵死我了，我瞌睡得很。”祖母停下了慑头说：“世俊，你把头蒙住睡。你忍一忍。”父亲只好用被子蒙住了头，继续睡他的觉。
父亲连续五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了。
当时，以“四清”为基本内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刚开始，当时，父亲还蒙在鼓里，他不知道运动最终要搞出什么结果来。父亲作为松陵村生产大队里的会计进了“社教”领导小组。“清现金、清仓库、清物资、清工分”的“四清”。在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里的干部之间进行。每个基层干部都要“洗手洗澡”，包括记工员和保管员也不能放过。凤山县委给松陵村大队派了工作组。在我的眼里，工作组长卫明哲是矮矮的、胖胖的一个中年男人，他那双冷酷的眼睛在粗乱发黑的眉毛的威胁下多了一份卑琐。他戴的那副椭圆形眼镜挺好玩，由于镜片太小，脸上的肉太多，这副眼镜和五官很不协调，加上他的眼睛太细，而他看人时，又故意给眼睛上使劲，眼睛里放出来的光就如同从我家瓦口里垂下去的冰凌一样冷冽。卫明哲吩咐他手下的五个工作组组员将父亲的账目翻了三遍，但没有翻出一分钱的破绽。父亲这才被工作组起用了，他的任务是和工作组一起清查各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那几个被查出来的“四不清”干部吃亏于父亲的眼睛太明亮对账目太精明。第六队的会计刘万科给自己多算了30个工分（贪污性质），是父亲查出来的；第4队的保管员马金昌贪污了16斤4两小麦也是父亲查出来的。全大队的六名“四不清”干部都没有逃过父亲的目光。父亲对会计业务很精，是凤山县的“铁算盘”之一。情节最严重的是副大队长杨开儿和第3生产队的队长史拉拉，这两个人合伙贪污了6斗小麦5斗谷子3斗玉米，共计401斤。工作组已研究决泣，上报凤山县委县政府，逮捕这两个贪污犯。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父亲罗世俊十分亢奋。每天晚上，他都要参加批判斗争六名“四不清”干部的革命工作。作为积极分子的父亲很可能想，运动结束的时候，他就可以申请加入组织了，那是农民眼目中很荣耀的事情，也是父亲常常闪上来又悄悄地捻灭的念头——父亲是很自卑的。他的自卑大概源于祖父。祖父不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很光荣的农民。因此，父亲知道他不是组织依靠的对象。可是，他毕竟还年轻，没有放弃要求上进的机会，他以为，这一次“社教”给了自己上台表演的一次机会。
这五个晚上，父亲之所以没有睡好觉，是因为工作组的成员和大队领导小组的成员轮番审讯六名“四不清”分子，父亲作为记录员必须每场都到。我是看见了的，眼见为实。我静静地凝视着到会的每一个人，将目光伸进人们心中的角落者晃去探索。
最顽固不化的是副大队长杨开儿，最早垮掉的也是副大队长杨开儿。工作组长老卫派人将木钻辘大车上的两个挡板拍来，用16号铁丝系住，给杨开儿挂在了脖子上。足足有50斤重的两个挡板垂吊在杨开儿的胸前，那细铁丝便局促不安地向杨开儿的脖颈里渗，杨开儿被迫弯下了腰。他站过十几分钟，便开始喊爹喊娘了。杨开儿用黄土一样色泽黯淡的声调叫唤“脖子断了！脖子断了！”老卫脸上的肥肉动了动，他扶了扶眼镜，走到杨开儿跟前去，狠狠地瞅了他一眼，双手按住挡板，狠劲地向下压，随着老卫的使劲，杨开儿惨叫一声，扑倒在地了。老卫似乎还没有解狠，他吩咐两个革命群众将杨开儿搀扶住，又如法炮制。他的手在挡板上一压，杨开儿脖子上的血便如同从豆腐磨子的磨口里流出来的豆浆一样毫无章法地顺着脖颈向下流。老卫大慨觉得手发麻了，便松开了。两个搀扶着的革命群众也随之松开了手，杨开儿就如同粮食口袋一样倒在地上了。老卫走到杨开儿跟前去，在他身上踢了两脚，骂道“死狗！简直是死狗一个？”杨开儿四肢摊开，一动不动的。老卫摘下来眼镜，将眼镜腿子放在嘴里，眨着眼睛嚼，嚼着眨眼睛。老卫两腮间的肌肉像涝池里的青蛙一样，翁动着，他大概嚼得有滋有昧，牙齿和金属相互磨而而发出的响声如刀子一般。
老卫重新戴上眼镜，看了看一个叫许芳莲的工作组组员，他将这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叫到跟前去，嘴巴捂在她的耳朵上，不知说了些什么。
许芳莲的屁股扭了两扭，脸腾地红了。老卫说：“就这样吧。”许芳莲低下头，走到杨开儿跟前去将她的毛辫子撩过来紧握在手中，像端着机关枪似的在杨开儿的眼睛周围、鼻子两旁以及人中上下不停地扫动，仿佛在打扫一间布满灰尘的房间。扫着扫着，杨开儿哧的一声笑了。
许芳莲还是不停地扫，许芳莲这么一扫，杨开儿便放开喉咙大笑不止，在地上笑着滚，滚着笑，笑得换不过来气。那笑声简直像剪刀一样在一块布料上乱佼。老卫喝喊一声“杨开儿！你老实点！”杨开儿说：
“我交待，全都交待。”杨开儿站起来了，他偷眼去看许芳莲，许芳莲将她的毛辫子拿在手里抚弄着，像在玩弄一件玩具枪。许芳莲将毛辫子向肩后一甩，杨开儿以为许芳莲又要用毛辫子扫他，被吓住了。他站直了身子，去看老卫。
“说！快说！”老卫又要摘眼镜了。眼镜还没有摘下来，就听见杨开儿说，我交待，我全部交待。老卫将还没有捏住眼镜腿的手收回去了。
父亲是第一次经见这样的场面，我想，他害怕是难免的。他不跟着喊叫，也不动手动脚，只是屏住气息看着，把交待的每一句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大概由于这场面惨不忍睹，父亲闭上了双眼，不过，那枝钢笔依旧紧握在手中，和案头的白纸保持着很小的距离，时刻准备记录。我附在父亲耳旁说，千万别在笔下出差错，不然，你会挨洋铿的。父亲不知道我的声音来自何方，抬起头来，四下张望。
杨开儿说：“我和三队的李彩霞睡过觉。”
老卫一听，高声叫道“罗世俊，快记录！”
父亲在老卫的喊声中睁大了眼睛，他稳住了抖动的钢笔，写下了杨开儿的交待。“再交待！”
“还有八队的刘喜莲。”
“再交待！”
杨开儿一连交待了五个女人，老卫才不再追问了。够了，贪污加上奸污妇女，足够逮捕了。老卫的眼神里就是这意思。我能看出来。
杨开儿的“四不清”问题落实了，斗争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几天后，杨开儿被县公安局里的人铐走了。
老卫带领的工作组在松陵村初战告捷，这是“社教”的伟大胜利。
老卫在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会上一再强调：要把松陵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地搞下去。父亲不知道深人的内容是什么，深入的内涵是什么。他盲目地跟着那一帮人熬夜，跟着瞎搅和。
那天晚上，父亲回到家时又是鸡叫三遍了。
也许是熬夜熬得太久了，父亲可能耳鸣得很厉害。他显得心慌意乱，惊魂不定，在炕上辗转反侧。父亲偶尔也有失眠的时候，对父亲来说，治疗失眠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母亲温存，交欢过后，心就平静了，瞌睡就来了。
1964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深夜，当父亲难以人睡之时，将母亲从睡梦地里唤醒了。母亲抱起还没过百天的儿子，从两个人中间挪开，挪在了她的身后边。母亲将被子的一大半拉过来给儿子捂在了身上之后，身体向里挪了挪，让父亲爬了上去。之后，两个人便紧紧依偎在一起睡着了。
土坑挖好了。祖母吩咐母亲到后院里去提了些麦糠，两个人将麦糠和打得很碎的土块拌在一起，和了些泥。祖母走到炕跟前去，揭去了我脸上的那块白布，把我抱起来，走到房子门背后，腰弯下去，小心翼翼地将我放进了土坑里，然后，她跪在脚地，一掬一掬将黄土掬起来，掬进土坑。然后，双手抓着泥巴，在土坑的顶上开始封泥。她左右开弓，右手慢慢地抹过去，再用左手抹。她用双手抹一遍，蘸上清水，又抹一遍。几遍过后，如同靴子底一样的小坟基仿佛还没有上窑般烧的资器一样，光光堂堂地蹲在了房子门背后。祖母伸出双臂，仿佛要搂抱她的小孙子似的在小坟基上一搂，一双手印儿便清晰可辨地印在上面了：她的五指分得很开，手指头细长，手掌的前部轻后部重。手的形状、手的指纹儿，给那小小的坟基增添了几分凄楚而残酷的美感。
大概，叫祖母看来，我的坟墓，就该是这样的。我不甘心地圆睁着双眼，看着我的坟墓，看着我活了99天的家园，看着松陵村以及整个世界。
祖母将我埋好之后，蹲在村口那棵大松树上的晨襄开始向村街上、屋顶上缓缓地移动，天快亮了。
祖母进了房间，叫醒了还在熟睡的哥哥。我的哥哥罗大虎在紧邻着松陵村的南杨村小学读六年级的最后一学期，夏收前，他将要考初中了。祖母将哥哥送到了村口，她站在那棵大松树下，目送着哥哥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我的目光尾随着祖母从房间里射出去，直抵树下。
我看见，当哥哥的身影被不知疲倦的田间土路拽走之后，祖母的身子靠住高大的白皮松，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天大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