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英，字建威，生于1941年，1966年毕业于西安医学院医疗系，迄今行医已36年，是郭氏中医世家第五代传人。他自幼受家学濡染，并接受中医教育；未及弱冠，考入大学，专攻现代医学。他学通中西，注重结合，在临床医疗、医药科研和医学教育等方面都有实践、应用和显著成就。专长于内科，对心、脑血管疾病、肝胆疾病及老年病钻研尤深，在治疗药物的研究开发方面，也多有成果。现为主任医师，心血管内科专家，中西医结合医药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一、继承家学镐京攻医
郭冠英是郭谦亨教授的长子，瑞西公的长重孙。他出生时，瑞西公已七十一岁，在家著书立说，深居简出，疏于接诊。瑞西公喜得第一个重孙，十分欣慰，至为钟爱。在他三岁至六岁(瑞西公逝世前)的三年多时间里，瑞西公亲自制“字方”，作为教具，教他识字；亲手书写朱范，作为底本，教他描红写仿。瑞西公的音容笑貌以及教他识字、写字的情景深深印记在他幼小的心里，至今不能磨灭。到瑞西公去世时，他已能认识五千多字，可以读书。
他喜欢读书，从启蒙读物到笔记、小说、诗词、歌赋，甚至《四书》、《五经》，凡家中藏书能翻腾到手的，只要能看懂就都阅读一过；十岁以后，他住在外祖母家，外祖母家前院有河南人开的纸坊，专收旧书作为造纸原料，他就在旧书堆里找没有见过的书来读，常常弄得满身灰尘，受到外祖母的责备。以后在榆林中学的斌丞图书楼，在榆林县图书馆，在西安医学院图书楼……这个读书的嗜好，一直保持至今。
七岁时，父郭谦亨教授开始给他和姐姐培英同时讲授中医知识，从脏腑、经络到药性、汤头，在家中设一黑板，边讲边写，要求他们边听边记，记下的笔记还要背诵。这种家庭医学教育持续了约一年多时间，给他的心里播下了中医药知识的种子。但那玄奥的中医理论，实在很难被他稚嫩的“五脏六腑”消化吸收。
他喜欢美术，曾受留学日本的美术教育家郭榭清先生的特别指教。初中毕业，学校推荐他报考西安美院附中，但被父亲阻止。高中毕业，他考入西安医学院医疗系，终于走上学医的道路。这不仅确定了他一生的努力方向，也满足了郭氏中医家族几代人让他继承家学的心愿。
西安医学院是西北地区著名的高等医药学府。20世纪60年代的西安医学院，名家云集，人才济济，在郭冠英面前展开了一个新奇的学术世界。他被老师们的精彩讲演所吸引，他为奥妙的人体机构和博大的医学理论所迷恋。五年内，4 800学时的授课和一年半的临床实习，使他步入了医学的殿堂！他铭记着许多崇敬的师长如侯宗濂、叶瑞禾、郭佐国、陈向志、刘绍诰、戈治理、杨鼎颐……把他们作为人生的榜样；胸怀拳拳之心，满腔热忱，准备报效国家，服务民众。然而就在他即将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场厄运降临了。
二、家庭罹难决然回乡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了一场浩劫，也使社会失去了正常秩序。郭冠英大学毕业了，却因“文革”滞留学校，不能走上工作岗位。西安铁路医院的许多医生丢下病人去闹“革命”，人手缺乏，于是他与妻子决定，一同志愿到了铁路医院，先后担任起中医科、针灸科和内科医疗任务。他们精力充沛，热情负责，不知疲倦，每天各自处理四五十个病人。内科专家王应庚先生是铁路医院的西医权威，向来对中医存有偏见，目睹郭冠英运用中药、针灸治疗疑难病的良好效果，大为惊异，叹服祖国医学的神奇，还亲自上街买回一个针灸人模型，请他教授针灸知识，郭冠英则向王应庚先生学习丰富的内科经验。他们亲密相处，结成了忘年之交。
家庭的变故，成了压在他们兄弟姊妹头上的一座大山；祖母、父母及小弟的处境又时时牵动着他的心。面对这种现实，1968年，郭冠英带着迷茫，带着无奈，也带着希冀，携妻回到古城榆林，在一个贫嵴的山乡——刘千河，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
当时的刘千河医院，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诊所，全院仅有两名初级卫生人员。他和妻子必须做全科医生，还要兼管调剂、护理、供应等方面的事务。农村的病人太多了，全身心地投入医疗工作使他们把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艰苦的生活都置之度外。他们倾其所学，为众多的农民治病，一方面设立病房、开展手术、跋山涉水四处出诊，一方面办班讲课，培养赤脚医生和备战医疗救护队，提高医疗水平，改善服务态度。……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医院人员多了，规模大了，声誉也高了，邻近公社及外县的病人远道赶来求治，刘千河医院变得兴旺、热闹起来，被评为全县的模范公社医院。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辛劳赢得了人民群众及组织领导的信任和尊重。1970年，镇川机场发生严重烧伤事件，六名民工生命垂危，他被抽调参加抢救四个多月。其间，郭冠英结识了地区中心医院的杨兴善、杨志学、张定中等优秀医师，还编写了约15万字的《烧伤的诊断与治疗》讲义。
1972年至1974年，他获准回母校进修心血管内科。在一年半临床工作中郭冠英又得到李景峙、王世臣、黄宗心等著名教授的指导，对心血管病的理论与临床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和实践，为以后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68～1974年的六七年，他虽然回到故里，却是漂零之身！他与妻子张毛珍惟医是业，以院为家，利用充足的时间，系统地温习和研究中医论著。他很清楚，榆林人民信赖中医，需要中医；他也认为掌握中西医两种方法，必然会使临床工作更为便利，效应更好。
三、从医从教艰苦创业
命运仿佛总把他置于一种困难的境地。榆林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医疗卫生事业也不例外。为了开展工作，为了最起码的工作条件，为了榆林的卫生事业，他必须艰苦创业，他也选择了创业，将其看做一种人生的磨砺。从1975年到1986年的十多年时间内，他受命先后负责创建了榆林县卫生学校、榆林职工医院(市中医院前身)和榆林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1974年，作为榆林地区中心医院的原二康医院要求调动郭冠英和张毛珍夫妇到中心医院工作。县委书记郝延寿亲自找他谈话，执意挽留，并指出他可以随意选择去县医院工作或创办卫生学校。他选择了后者，同韩增、柴兆雄几位同志一道，租房招生办学，开始了边教学边建校的艰苦创业。1975年他提出了“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建校园”的口号，团结动员全体师生，亲自动手，自开地基，采土制坯，自烧砖瓦，泥手赤脚，自己盖房，……只雇用十几名匠工，仅花了七万元的投资，用了两年时间，建成了占地50亩，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的新校园。几乎与之同时，他又受地区卫生局和县政府任命，担任榆林南郊职工医院筹建处副主任。之后，负责一座300张病床的综合医院建设工作。在这十年当中，他倾其所学，尽其所能，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临床和管理工作之中，培养了2 000余名医疗、护理、检验等专业人才，其中一大部分现在已是榆林市、县各大医院的骨干和基层医院的负责人。
全国科技大会之后，榆林县委将1983年确定为榆林的科技年。他清醒地意识到科学春天的东风吹到了榆林，给医药科研带来了希望，给榆林的医学进步带来了新的机遇，他向县委请示，提议成立医药科研机构。在县委书记石海源、县长赵秉正的重视和支持下，成立了榆林医学科学研究所，他被任命为该所所长兼卫校校长。1986年，他又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在榆林市中心开始兴建医科大楼，经过两年，一座造型新颖、建筑面积2 600多平方米的大楼拔地而起。1988年元旦，医科所的全体医药科技人员搬入新址，开始作业，他又投入了医药科研的艰苦工作之中。
然而，他与卫生创业的缘分还没有割断：面对意外创伤的激增和群众的急救需求，1998年，他又力排众议，创建了榆林第一家专业急救机构——榆林市红十字急救中心，开通了120急救电话。
四、学兼中西力攻难症
毛泽东主席很早就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指导思想。郭冠英在系统地学习、实践、研究了现代医学(西医)和祖国医学(中医)之后，逐渐形成了他的医学思维，确立了努力的方向和重点。他认为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文化背景、哲学基础及人文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两种有代表性的医学体系，都是人类与疾病斗争、维护自身健康的智慧结晶，各有短长，应当互补。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很难，但首先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逐步渗透，相得益彰。中医中药可以大胆借助现代医学的诊疗技术和实验手段，以增强其客观性和定性定量指标；西医应当虚心学习中医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吸收、采取中医中药的丰富治疗方法弥补西医的机械与不足。这样就有可能使人类医学在渗透中有所创新，在融合中有所突破。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郭冠英进行了探索。他运用中、西医两种知识和手段，在自己熟悉的心脑血管病和老年病领域的疑难疾病上默默地开始了攻坚。
心脑血管疾病是人类的第一杀手！他经治的这类病人很多，积年累月，他把冠心病、肺心病、脑血栓等危害严重的疾病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WHO确立的冠心病诊断标准在灵敏性和准确性方面都有一定局限，而先进的介入性诊断技术，目前只能在少数人群中应用。有感于此，他借助较易普及的检查设备，探索更为灵敏、准确的无创性冠心病诊断方法。同时，针对现行冠心病药物治疗的缺憾，他经过五六年数百例患者临床验证，制订了一套包括“极化心肌、抗凝溶栓、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冠心病中西医结合三程治疗方案，在广泛使用中取得显著疗效。脑血管意外不仅死亡率高，即使挽救了生命，也难免致残，留下语言障碍或半身不遂。他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对脑卒中的治疗研究。他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大胆使用中药破血化瘀之品，经过临床验证，认为对大多数脑卒中，尤其脑动脉血栓形成，只要早期(一周内)治疗得力得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后遗症，甚至获得痊愈，明显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北方呼吸道病人较多，阻塞性肺疾患是威胁人们健康的又一大病，需要长期治疗，久用西药副作用大，费用昂贵。他经多年临床研究，拟订出“五子鱼龙汤”，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心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他对高血压病、糖尿病、胆石病、乙型病毒性肝炎、颈椎病等中老年易患的疑难病症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郭冠英深知医生这一职业的责任和分量。他认为：患者求你治病，就是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托付于你，这是超乎寻常的信任；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是人的生命，你必须竭尽所能，必须千方百计，必须百折不挠，以寻求最佳的疗效和万一的希望。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可能会留下无尽的遗憾！“医生”这个称谓是崇高的、神圣的，然而也是严肃的、沉重的！他在三十多年的医生生涯中谨遵医德，恪守祖训，不敢有丝毫的轻忽和懈怠。
五、编撰《榆林中医》，开展文献研究
郭冠英自己的身世和家学影响，榆林悠久的中医文化，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所有这些，酝酿和编织起郭冠英难以排解的“中医情结”。他不但尊重祖国医学，而且更崇敬历代先贤。
1983年，国家提出“振兴中医”，在县委石海源书记和县科委的支持下，他组织一班人，着手整理榆林近代名医的学术经验，用了一年时间，于1984年撰成《榆林中医医方选粹》。书中收集了榆林地区174位名老中医的秘方、名方741首，并探方寻源，列述功效主治、用法禁忌，还对临床应用考证分析，据典评议。全书38万字。这本书的印行在榆林乃至省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国家中医管理局及许多专家的好评。1984年底，在榆林地委、行署的重视下，在地区卫生局李守飞局长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榆林中医》编辑领导小组和编辑委员会，委托郭冠英担任主编，负责挖掘整理、研究编著全面反映榆林中医药文化的一套大型丛书。自此，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开展了对榆林中医中药的研究。
榆林中医历史悠久，根基雄厚，名医代出，经验丰富，不仅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临床上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要对榆林地域上千年的医药文化进行研究和总结，难度很大，责任也很大。他领导近三十人的工作班子，精心组织，周密计划；踏遍全区十二县的山山水水，深入调查，搜集资料；奔赴毗邻的内蒙古、宁夏、山西、延安考察访问；遍阅榆林医家的遗著、手稿及州府县志、各种书籍资料；在考古学家戴应新教授的陪同下，逐县调研有关医药卫生的历代出土文物；邀请国内、省内十几名各方面专家在榆林召开“陕北医史讨论会”；日日夜夜，寒来暑往，伏身书案与同志们一道致力于这一项繁重的研究工作。经过该项研究所撰成的《榆林中医》，全书(150万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由“医史医传”、“医方选粹”、“医案选集”、“地方中药”四个分册组成，分别记述榆林地区中医药的起源与发展沿革历史，介绍本地历代名医及其贡献；荟萃名家名方秘方；选评已故及现代著名中医的精华医案；勘定并载录本地中草药资源以及创制的中成药品类，采集整理了民间的用药经验与习惯等，最大限度地挖掘和搜集了历代有关榆林地区中医药的珍贵资料。经过认真考证核实，加工整理，力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翔实地反映榆林中医的面貌、特色和贡献。《榆林中医》纵贯历史，横及全区，资料浩瀚，内容丰富，是对榆林地区中医药文化前所未有的第一次总结。
此后，他还主编了《榆林市卫生志》，参与了《孙思邈〈千金方〉研究》等文献撰著。他仿佛置身于历史之中，极尽负责与虔诚，回顾古人，面对来者。他在研究，也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在从事医学文献研究和著述的十几年里，郭冠英又与医界前辈和老师李经纬教授、赵石麟教授、张文教授等著名学者多次合作，受到他们的教诲，增长了学识，开阔了医学思维。
六、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医学研究
市县一级的基层医疗单位与高等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或大城市的大医院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异。郭冠英从西安医科大学回到榆林，这种对比和反差，刺激着他的神经，促使他去思考。
为什么在基层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提高较慢？为什么市县(尤其边远市县)医药科技发展迟缓？他经过观察、调查和分析思考，总结出以下几个原因：学术风气淡漠，专业资料短缺，忙于临床事务，理论学习被排挤——临床实践与理论脱节；笼统分科，专业侧重不明显，医生业务面宽，技术能力浮泛——专科学术深化受限；药品供应种类局限，医疗仪器设备滞后，医生只能量药量器为用——专业知识及技术圈缩小；许多医学院校的毕业生来到基层医院后，“一年热，二年凉，三年不痛又不痒”，意志消沉，锐气减损，安于现状——奋斗、进取和创新精神不足；缺乏科学的业务管理，医学信息相对闭塞，纵向及横向的业务联系与交流薄弱——赶不上医学发展的时代步伐！
他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立下了“勤谨敬业，刻苦创新”的治学为医准则。他在回榆之初就自拟一首小诗，补于座右：“许心岐黄欲何求？身如逆水泛轻舟，宜将全力付双桨，不可松劲堕下游！”
郭冠英为自己确定了“围绕专科搞学术，开展科研图创新”的奋斗目标。医疗和科研都是系统工程，需要群体合作努力。他培养和率领一个集体，在艰难中跋涉。在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他创建了拥有400多种中外医学期刊和上万册医学图书的医学情报资料室，保证了国内外医学信息的畅通和及时；成立了拥有60多名国内医药专家的榆林医药科技顾问委员会，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保持与高层专家的联系，以充分获取他们的支持和指导。
医学遗传学是一门前沿科学，是许多医学难题研究中都离不开的基础学科。1987年，郭冠英在所内指导成立了陕西省西安以北第一个医学遗传研究室，并成功地开展了人体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和染色体制备、核型分析鉴定，为出生缺陷监测和染色体疾病诊断提供了重要手段。这个遗传研究室被省上确定为“全国优生监测网”的成员。
高血压病是一种危害极大而原因未明的常见病，治疗上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他利用美国先进的动态血压监测系统，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监测，探索每一昼夜24小时内血压两个高峰的波动规律，提出降压药物时相治疗原则，收到极好的效果，又进而研究昼夜间血压两个高峰与潮汐规律和子午流注的对应关系。
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凝血症(简称“三高血症”)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基础疾病状态，属于祖国医学“痰浊”、“浊阻”、“痰湿”、“痰瘀”等证的范畴，可以引发如高血压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糖尿病等多种严重疾病。郭冠英经多年研究，反复观察试验，运用天然中药材制成的利脉饮冲饮剂防治“三高血症”，对百余例患者用药前后采用血液流变学指标检测，各项参数均趋良性改变，取得了肯定的降脂、抗粘、抗凝效果。
在边远的陕北榆林开展医学研究，特别是涉及基础研究的内容，是极其不易的，但郭冠英和他的同事们就是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一步一步地前进。
七、挖掘医药宝藏，开发中药新药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中药也在市场经济的促动下显示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自80年代后期，郭冠英逐渐把精力和重点转向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他全面继承家学，又长期致力于榆林历代名医经验的研究，有着比较丰厚的中医中药理论知识积累；他接受过扎实的现代医学高等教育，掌握现代药理知识和分析实验手段。这些为他利用现代制剂科学和技术研究开发中药新药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郭冠英所长及时收集国内外中药研究的信息，认真钻研国家有关新药研究的规定和标准，在长期临床研究的基础上筛选有效制剂，分析理法，选择剂型，拟定工艺，考究质量，反复试验验证，亲自下厂操作，严格把关，确保安全有效。近十五年来，他先后研制了治疗胆石症的中药新药——胆石利通片；防治冠心病的新药——卡脉利通胶囊；治疗三高血症的新药——血迪颗粒；治疗颈、腰椎病的新药——力舒冲剂及治疗阻塞性肺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的新药——肺安欣宁胶囊等多种。其中胆石利通片已获国家颁发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列为国家级新药，并成功转让，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现已列为陕西省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卡脉利通胶囊新药研制项目也已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研究基金项目，研制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八、关心国家建设，积极参政议政
郭冠英所长不仅是医药专家，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非常关注国家事务，关心榆林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十分注重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他是陕西省第七、八、九届人大代表，1987年任县级榆林市人大副主任，2000年又连任榆林市人大副主任。他平时注重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在省、市人代会上经常就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或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谈意见讲看法。他曾先后为定边引黄工程、榆林甲醇厂二期工程等骨干项目的上马或续建提出议案；曾深入定边县氟病区调查，向省九届三次人代会并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代会提交了“关于重视定边氟病区防氟改水工程”的议案。近五年来，共提出议案和建议案30多件，大部分得到采纳，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他在人大日常工作中重视执法监督，维护依法行政，并规范自身工作，强化视察检查，在分管的工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郭冠英所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榆林市委主任委员，农工民主党陕西省委委员，农工民主党全国十一大代表。在党派工作中，他坚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视加强农工党自身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积极参政议政。在他领导下，十几年来，农工榆林市委曾通过多种渠道提出各种提案、建议、意见、调查报告等共40余件，其中重要的如“关于建立卫生银行的建议”，“关于增加榆林地区能源资源税的提案”，“关于榆林定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试验示范区的提案”，“关于榆林地区林牧业矛盾及解决方案的调查报告”等，大多呈送市(地)委领导，有的转呈省委和中央，受到重视并得到采纳。在郭冠英的提议下，通过农工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榆林地委、行署的共同努力，1992年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名誉院长卢嘉锡率6名科学院院士及其他专家教授一行15人到榆林考察咨询；1998年11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率11名专家再次到榆林考察咨询，并促成农工党中央与榆林地区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与咨询服务关系。两届农工党中央主席先后到榆林视察，曾就榆林的铁路建设、煤田开发、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生态环境示范基地建设、科技人才培养、农村医疗卫生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进言，得到中央领导重视，为榆林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郭冠英在工作中多次受奖，近十余年，曾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榆林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并获“榆林市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榆林市十佳科技人员”等荣誉称号及“促进科技进步奖”等奖励。1999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同年又被聘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协作组织深圳专家委员会”专家。他的事迹和科研成果被收入《世界优秀科技专利精选》、《科教兴国·陕西卷》、《陕西统计年鉴·1998》、《陕西文化人》、《陕西现代杰出创新医家研究》等著作中。
§§上篇 学术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