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依据。第一，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马克思明确指出：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已经为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实。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其中的生产资料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劳动者也同样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改变了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管理水平。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生产劳动能力。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和主导性的要素。第二，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过去，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现代社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智力资源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更是如此。第三，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超前性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先导作用。19世纪末发生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生产、科学、技术三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科学的发展。例如，蒸汽机技术革命主要是从工匠传统发展而来，在生产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摸索出技术发明，然后才总结出热力学理论。以电力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来，这种生产带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发生改变，现在是科学推动技术进步，再推动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走在社会生产的前面，开辟着生产发展的新领域，引导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如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它先主要是通过科学实验探索出电磁学理论，通过促进电力技术的革命，并最终引发电力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邓小平在总结科学技术这一发展趋势时深刻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3）邓小平说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实践意义。第一，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粗放外延型增长方式，即在低技术组合的基础上靠资金、劳力的大量投入，靠能源、资源的高度消耗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26年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极小，完全走的是一条投入大、产出少、效益低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道路。这不但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枯竭，而且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是难以为继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走内涵型、质量型、效益型、开放性的集约化发展新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从哲学高度上解决了当代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加速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即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科学技术工作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面，我国先后实施了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以及重大科技成果推广等一批科技计划。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是为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中近期发展服务的计划，它是我国科技计划中规模最大、涉及领域最广的一项计划。实施以来，为工业、农业以及资源、医药卫生、生态环境等领域提供了大批新的先进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1985年开始实施的“星火计划”，是一项旨在把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大规模输入农村的计划。实施以来，起到了开拓、示范、引导和推动作用。目前，累计安排“星火”项目25000多项，总投资达180亿元，现已完成18000多项，累计新增产值达459亿多元，创利税106亿元。另外的科技计划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改革开放后的12年间，经济平均增长率是8.35％，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50.9％，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8.8％，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3％。虽然与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时，不仅又一次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而且作了精辟的说明。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现时期”。只有科技人才要素全面介入，才能形成一种低消耗、高产出的增长模式，完成我国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双重转变。
第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伊始，科学技术极为落后。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不超过500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有30多个，较有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结合自然条件和资源特点的地质科学和生物学的分类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几乎是空白。工业生产技术陈旧落后，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传统的耕作经验和工具。经过科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步形成了科学技术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和产业的诞生和壮大。但是过去由于“左”倾思想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在我们党内相当普遍、相当长期地存在着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科学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来自于西方的科学理论一再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遭到批判，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被贬为“臭老九”而划入另册。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科学技术停滞不前。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有力地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把它作为必须澄清的一个关键问题。以此为契机，恢复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地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大道畅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哲学命题的提出，更是成为思想解放的春雷，充分调动了科技人员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科技体系，形成了开发研究、高技术研究和基础研究三个层次的发展布局，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我国已拥有2000多万专业技术工作者，300多万人直接从事研究开发活动。有5000多个独立的科研院所，200多个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的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在改革开放中，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认定了15000多个高技术企业，还涌现出一大批民营科技型企业。科学技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
第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揭示了当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的100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实现，逐渐成为生产发展中最具创新性和推动性的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赋予劳动者和劳动的新的含义。马克思曾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量是革命阶级本身”。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发展离不开人，只有掌握了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才能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所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
因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不仅从根本上指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而且也指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表明：在构成当代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中，科学技术已不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处于首要的决定性的地位。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点，实现了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的又一次巨大飞跃。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已逐步上升到第一位。生产力其他诸要素的素质和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生产力结构，尤其是其中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优化，也日益取决于科技进步。在现代生产力中，科技进步实际上成了推动生产力各构成要素改进与创新的主要动因。以北京为例，随着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已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当前，在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世界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下，知识或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运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将更加倚重于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不搞科技创新，就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取胜，难以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说二十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更是科技创新的世纪，也将是中国大有希望在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方面做出贡献的世纪。信息革命、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世界科技进步更为日新月异，人类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向更广阔的空间拓展。科技进步的核心和实质就是科技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创新已成为发展现代生产力的主要动因，成为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强大动力和基础。
3.从“教育救国”向“科教兴国”战略的演变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从挫折中奋起、从屈辱中站起、从贫弱中富起的宏伟史诗，是血泪史、屈辱史，也是奋斗史、胜利史，是从“教育救国”向“科教兴国”战略演变的历史。
中国近代主张以教育拯救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潮，盛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三十年代，代表人物有黄炎培、陶行知等。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曾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没有文化，缺少教育，科学落后，主张从教育入手，以教育来改造人，拯救国家。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我中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大声呼吁“教育救国”。五四运动前后，“教育先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观点成为时尚，“科学救国”的主张既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