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变法与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爱国者。青年时代的谭嗣同文武双全，面对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如何使可爱的祖国存立于天地之间，救亡图存成为谭嗣同日益思考的问题。最终，他找到了变法的新路，当他为变法积极奔走时，顽固派却举起了屠刀，发动了戊戌政变。谭嗣同甘愿为变法流血牺牲，希望以自己的鲜血唤醒后来者，并在牢中欣然作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死时还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陈天华的代表作《警世钟》中的篇头诗：“长门千年何时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臊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该诗痛斥了帝国主义国家宰割中国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他为了反对中国留学生忍辱留日，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于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大森湾愤然跳海自杀，想以自己的死唤醒后来者。林觉民也是一位值得介绍的人物，这位革命烈士甘愿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个人的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拯救天下人，拯救祖国的情怀。
第三，爱国的外交家。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外交屈辱史，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的外交家，在与列强的交涉中据理力争为祖国争回了一部分失去的权利。如顾维钧、曾纪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侵略我国的新疆，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割让了中国大片的领土，举国上下一片沸腾，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派曾纪泽赴俄国重订条约，曾纪泽来到俄国后面对颉尔斯、热梅尼两位狡诈的外交官，毫不畏惧、据理力争，俄方代表被驳的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将特克斯河流一带归还中国，并在1881年2月14日签订的《伊犁条约》中归还了被割占的伊犁九城六百里长、四百里宽的领土，还废除了沙俄在新疆的许多特权。曾纪泽以其杰出的外交才能，从虎口中抢回了一部分国权。另外，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杰出表现，黄遵宪、容闳在保护华侨方面所体现出的爱国表现都是令人难忘的，这些都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第四，爱国的科学家。近代中国的自然科学极其落后，但在这一领域中也不乏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他们的才华让列强震惊，他们的爱国表现流芳百世，如冯如、詹天佑。1899年，年仅十二岁的冯如来到美国一边打工，一边刻苦学习。后来又从事飞机制造的研究，1910年他所制造的飞机在性能上远远打破了由法国人科蒂斯保留的47.2英里的时速及由塔拉姆保持的508英尺的高度的两个世界纪录。其航程达20英里，时速65英里，高度700英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人民报》等报刊争相报道，而冯如却放弃了美国的重金招聘，因为他研制飞机的目的只有一个——祖国的富强。1911年3月，冯如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了祖国。即便在他弥留之际，还一再嘱咐其助手不要失去信心。关于詹天佑，他在美国留学时表现优秀、成绩突出，在耶鲁大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881年被清政府招回作为外籍工程师的助手参与修筑唐津铁路，其间关键的工程是滦河铁桥工程，詹天佑解决了连英、日、德等国工程师都不能解决的打桩难题，为祖国争了光。1905年詹天佑又被清政府任命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他历尽千辛万苦，长年累月奔波于山径上。1909年铁路全线竣工，比计划的时间提前了两年，而且完工后还剩余基金二十八万两白银。至于工程质量，让参观的欧美工程师啧啧赞叹。实现了“花钱少、完工快、质量好”的目标。让那些“嘲笑中国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没出世”的外国人无话可说，这给中国人争了口气，体现了一位科学家的爱国精神。
总之，中国近现代史上爱国人物的行为不胜枚举，对人民警察政治思想的教育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1）这些爱国人物的行为，可以激励人民警察热爱本职工作，立志献身公安事业，坚持崇高理想与实际奉献精神的统一。人民警察只有确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警察工作。认识到做好公安工作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安危的大事，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息息相关，才能履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岗位责任。这种精神，不仅要表观为极其强烈的事业心和道德责任感，而且要表现在日常工作中，不计较工作时间、条件和报酬，忘我工作，做出成效。
（2）这些爱国人物的行为，可以激励人民警察立场坚定，善恶分明，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与善恶观的统一。人民警察在执行法律时，必须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憎恶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和邪恶势力，才能谈得上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如果立场不坚定，爱憎不分明，当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侵犯时，就会漠然视之，麻木不仁。对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对势力及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就会心慈手软，打击不力。
（3）这些爱国人物的行为，可以激励人民警察埋头苦干，坚持对工作极端负责与公正廉洁的高尚品质的统一。人民警察职业活动的内容，往往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紧密相连，任何麻痹大意或玩忽职守，都有可能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人民警察对待任何工作都必须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认真办理、使之规范，合理合法。公正廉洁是人民警察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公道正直。要遵纪守法，不以权谋私，不徇私枉法，为警清廉，保持人民警察高尚的道德情操。
爱国主义作为调整个人对国家、对民族行为的道德规范，把爱国、报国、兴国、强国、救国看作高尚的道德，而把卖国、祸国、乱国、叛国视为对祖国和民族的不道德的丑恶行为。人民警察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祖国有着生死攸关、存亡与共的关系。人民警察忠于祖国，首先要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自觉地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把公安工作与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把维护社会主义祖国利益看作是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当国家的统一、领土完整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时，勇于挺身而出，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其次，要勇于承担起保卫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牢固树立服务中心、保卫中心的意识，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履行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再次，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弘扬祖国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自觉维护祖国各族人民的安定团结，坚决与一切偏离、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与一切丧失国格、人格、丧失民族气节等危害祖国安全、荣誉、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三）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四项基本原则
1.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了六万多党员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革命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2）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