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什么东西弥漫在两个女孩子中间。耘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她知道，那是陌生的，让人难堪的。它悄无声息地流动着，膨胀着，耘耘感到了来自心脏的沉甸甸的压力。过了一会儿她听见兰琴用发涩的声音问：你都看见了？
耘耘点点头。
兰琴又问：那……别人，也都看见了？
我不知道。耘耘皱着眉头，眼睛不看兰琴，她明白兰琴指的是那些男同学。
几粒沙子粘在湿脚上，耘耘用手拂了两次都没有下来，有种粘粘的讨厌感觉。被太阳晒热的石台有些发烫。
两个女孩默默向教室走去。在那棵沙枣树下，兰琴停住脚步。夏日的阳光透过沙枣树干燥的枝叶射下来，形成一团团反差强烈的光和影，跳动在她那纷乱的发辫上，显在苍白的脸上。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给自己挣一套蓝色的的确良衣服，穿上了，就去死。她眯了眯 眼睛，喃喃说：活着真没有意思！
2
那件事就在这次谈话不久发生了。让耘耘遗憾的是，那件事发生后，她才真正明白这个中午，兰琴突然说出这些耐人寻味的话的真正含义。事情就是这样：当它发生时你总觉得突然和猝不及防，然而当你静下来细想时，你才明白，从来没有“突然”的事情——它早就在那儿，它的点点滴滴蛛丝马迹就摆在那儿，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
在这个夏天出现的第一个不同寻常的迹象就是兰琴一直穿着厚厚的长衣长裤。大戈壁的早晚自然凉爽，但中午的炎热还是使人们穿上了短袖衣服。然而兰琴却一直穿着长衣，而且是那种宽大的、可以罩住棉袄的厚布衣。穿着这身衣服的兰琴多少显得有些异样，因为在别人都变得苗条的时候她却变得健壮了。然而这仅仅是“有点儿”异样，如果不是那天的体育课，可能没有人注意这点。
那天的课目是跑步，一千米长跑。黄羊堡学校后面的简易操场周围没有一棵树，使这堂夏日的体育课变得十分可怕。人人都怕跑但人人更怕体育老师，因为体育老师会没头没脑地冲你砸来一只篮球，只要他认为你该砸。所以只有跑，在太阳下满身大汗地跑。老师嘴里的哨子嘟地一响，大家就上路了。晒得白晃晃的操场跑道腾起一股土雾。不知是跑了第几圈了，兰琴突然在跑道边蹲了下来。经过的人先是回头看看以为她是在系鞋带，并不在意；待到第二次经过，她仍是原来的姿势，大家才奇怪起来。耘耘小声唤她，想停下来可是不敢，她发现兰琴并不是在系鞋带而是蜷缩着抱着肚子，而且她在哭，无声地哭。她的肩膀抽搐着，像个可怜的小动物那样抖动不已。她腿下，有什么东西，正从裤管里流出来。
体育老师是在大家的队列开始变乱之后才走过来的。那时他正靠着操场中央的单杠远远望着队伍或者根本没望队伍，或者对着天空发愣，不然他不会这么晚才发现异常。当时，在兰琴周围，行进的队列就像一条奔涌的河流遇到了孤岛那样变得混乱起来。体育老师走过来，向兰琴弯下腰去。他非常恼怒。当跑步的队伍经过他时，他脑门通红地大喊：
“接着跑，不许停！”
耘耘的心通通跳着，她听到体育老师用变了调的声音在大声呼叫操场对面的另一位女老师。女老师赶来，和他一起俯向兰琴询问着什么，之后，他们搀扶起兰琴走了。
与其说是搀扶，不如说兰琴是被两个老师一边一个架着胳膊拖走的。当耘耘拐过弯道时，正好和离开操场的他们打了个照面。她看到兰琴被架在中间，两条腿微微卷起拖在地上，好像那裤管里装的不是腿而是面粉；她也看到了兰琴的脸，那是她从未见过的一张陌生的脸，白得像纸，头发披散开来。
在兰琴蹲过的地上留下了一摊东西。耘耘看见了，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它肆无忌惮地躺在白晃晃的操场上，任所有的人观赏着。那是黑乎乎且暗红的一摊。那是血。
以后几天兰琴再没有在班上出现。传说她当天下午就被送到了兵团卫生所，之后，又是县医院。这天晚上，耘耘从大人们的嘴边听到了一个词：“流产”。
后来兰琴就从学校里消失了。她退了学。
兰琴的继父黄守明在清晨被一辆呼啸的警车带走。走的时候很多兵团的人都去观看了。他们说这个男人被从屋里带出来时手上带着镣铐嘴角沾着血。两个兵团的警卫战士和县公安局的刑警把他推推搡搡地送上了警车。当这个瘦弱的长胡须男人即将抬腿上车时停住了脚步，他四下张望好像在寻找着什么，然后又咧开嘴笑了笑，这时一个警卫战士狠狠在他背后推了一把喝道：
你老实点儿！
兰琴的母亲在一个月之后病逝。追悼会那天，许多兵团的家属都参加了，尽管她们和这个不苟言笑的女军人交往甚少。她们不时抹着眼泪，向那个孤零零的站在遗体旁的女孩投去好奇的一瞥。兰琴戴着黑纱站在那里，在人们的目光和窃窃私语面前神色冷静，淡漠而茫然。
第二天，她就被送到兵团下属的一个农场。
3
兰琴站在已经发动的卡车旁，注视着几个兵团战士正在将她捆好的行李放到车上，与此同时，另外几个战士正在拆卸她家窗户上那钉了许多年的木板。落满尘土的木板带着铁钉呻吟着从窗框上撕裂下来，破窗而入的阳光照亮了房中漂浮的尘土、空荡荡的床板以及被撕下来堆到地上的布幔，使整个屋子更加像被遗弃的舞台。兰琴的目光平静地掠过这一切，好像在看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东西。她的目光最后落在一口纸箱子上。那纸箱子已经被草绳捆好，正准备被搬上车。在箱子微微翘起的一角，她看到有什么东西露了出来，那是一张旧报纸。
她认得那张旧报纸。那是四年前，她到农场去寻找继父黄守明时看到的。当时黄守明正坐在农场的单身宿舍里读着这张报纸。她还记得，那也是个中午，屋外强烈的阳光正投照到这报纸上，黄守明蓬乱的头发正在这报纸的后面隐隐露出来，这一景象使她的心略微一沉，仿佛被什么触动了。
四年前的一天，兰琴的母亲刚刚从床边站起来，便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当兰琴放学回家发现她时，她已经在地上昏迷了好几个小时了。抢救来得慌乱而仓促，病愈后她虽然恢复了清晰的思维，但中风造成的血栓使她的下肢瘫痪了。兵团机关决定从农场招回黄守明。尽管他已经提出离婚，但在离婚被批准之前，在法律上，他仍是她的丈夫。
一位兵团干部带着兰琴前往兵团北边不到两公里的农场。兰琴还记得当她从被晒得发烫的车座上走下来头晕目眩的感觉。阳光明亮得令人眩晕，白杨树在灌溉渠边哗哗地响着，农场土色的小屋后面，几匹马在慢吞吞地咀嚼着什么，不时挪动的脚步带来一串叮当的铃响。他们绕过了两排土坯平房，这是农场职工们的宿舍，平房的窗后搭建了鸡窝门前开辟了菜地；在其中一间的窗台上，兰琴看到了一双正在晾晒的黑布鞋，她认出来了，这是黄守明的鞋。
黄守明正在自己的宿舍里读报。当他把头从报纸后面露出来时，兰琴看到了一张年轻而陌生的脸，这个剃光了下巴剪短了头发的男人，和兰琴熟悉的那个落拓忧郁的人相比似乎年轻了十岁。这张脸在见到兰琴刹那间的表情难以形容。他脸上的微笑凝固了，变成一种惊讶、迷惘和不安，似乎兰琴是一片阴影，遮住了窗外六月的阳光。而此刻兰琴正四下打量着小屋，惊讶于这里的清洁和井井有条：那明亮的窗户、叠放在木箱子上的整齐的书籍以及擦洗得纤尘不染的煤油炉子和小锅，使她怎么也不能和母亲时常抱怨的那个不修边幅的人联系起来。很显然这个人正在准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那颓唐的神情已经被红润的生气勃勃代替。当带领他们前来的农场的领导向他说明来意后，出现了一阵长久的沉默。兰琴至今还记得黄守明惊慌的脸色，以及沉默之后的第一句话：
难道她就没有别的亲属么？
兵团干部说很遗憾她没有了。刚风同志是个孤儿，从小参加革命，老家已没有亲人。
黄守明结结巴巴地说可是我已经提出和她离婚。
兵团干部说可是那离婚报告还没有被批准。而且，兵团干部加重语气说，没有单位的同意谁都不能受理这样的离婚申请，尤其是，一位军人家属的离婚申请。
黄守明的脸就是在这时候变成一片死灰。
兵团干部又说，你的情况，兵团党委十分清楚。对于你以前的错误，组织上做过处理，可以既往不咎。这一次，我们希望你做出明智的选择。
之后他们就踏上了回兵团的旅程。短短的路程在兰琴的记忆中似乎是很长很长。在路上黄守明一言不发。他的眼睛长久地望着窗外，然而对一切又视而不见毫无表情，仿佛被蒙上了一层雾；那短暂的、被兰琴一瞥之下捕捉住的勃勃生气已经荡然无存。他的手如同两只死去的小动物那样无力地垂落在膝盖下面，就在刚才，它们颤抖不止，几次将正要装进书箱的书跌落在地上。兰琴觉得他脸色发灰缩着肩膀的样子十分可怜。她想起了自己被母亲捉进车里的情景，她觉得，这个男人也被母亲以另一种方式，捉进了车里。
黄守明回到兵团不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钉死了家中的窗户。开始，他们按照母亲的指示在屋中挂满了布幔以阻挡那些可恶的阳光、细菌和灰尘，又在窗上挂了两层厚厚的窗帘，但母亲仍然抱怨不已。最后，黄守明决定用木板封住窗户。他花了几天时间收集到一些废弃的木板，将它们锯成和窗户等宽的片段。当他站在凳子上挥舞着榔头，将那些木板一块块钉上窗户时，兰琴才明白他要干什么。她怯生生地问是否房间就再也见不到阳光了。黄守明简单地回答：
被活埋的人不需要阳光。
母亲听到这句话便咯咯笑起来。
4
早在黄守明提出离婚之前，他就和母亲分房而居了，然而在这次回来后，在母亲的要求下，他又搬了回去。那段日子里，每到晚上，母亲很早就把父亲叫进房中，母亲拖长了的声音让兰琴觉得陌生而古怪，而黄守明的喉咙每到这个时候就咳嗽不已。天亮时分，黄守明一脸疲惫眼眶浮肿地走出房间，有些尴尬地提醒兰琴，该为母亲换洗一下，因为她又屙到床上了。
后来，黄守明便借口看报或者干活，尽量推迟进入母亲房中的时刻。当母亲呼唤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尖利越来越不耐烦时，黄守明拧着脖子缩在外间某个角落里看书，耳根和脖子涨得通红。抱怨和争吵开始酝酿和爆发。终于有一天，不顾母亲的威胁和乞求，黄守明将自己的被褥搬到了外间兰琴住的房间里，而让兰琴搬进去和母亲住。当兰琴抱着自己的被子进去时，迎面而来的是母亲扔过来的缸子，母亲披散着头发大骂：
黄守明，你不得好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