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兵团大院的露天操场放映了《卖花姑娘》。耘耘早就听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便为自己准备了两块手绢。如泣如诉的歌声使她泪眼柔肠寸断，那个名叫花妮的美丽女孩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了她，她想到了天地间所有的辛酸乃至自己的孤独和不如意，哭得昏天黑地泗泪滂沱，手绢湿得能拧出水来。之后就在电影散场的时候，她在身后发现了萧。她转过红红的眼睛去提自己的椅子的时候，看到他正坐在自己的身后。当时操场上的小灯已经亮起来但又不是很亮，一切都影影绰绰半明半暗，人们挪动的影子晃来晃去，就在这影影绰绰中她猛然看到了他的脸。他的脸在夜色中有些苍白，他那凝然不动的目光从黑眉毛下定定地射向自己。她马上想到他一直在观察着自己，自己怎样流泪不止，怎样哭出声来，怎样抽噎不停抹着眼泪甚至擤着鼻涕（当然是小声的），这一切他全看到了而且全听到了，想到这里她就又羞又恼。她后悔自己竟然没有早一点发现他。想到他在一声不响地窥视着自己，她觉得他真是阴险之极。她的脸红了，低下头故意装作没看到他，心一慌椅子腿就碰到了他的腿上，他很知趣地让开了，而她板着脸没有对他说对不起。
……
中午时分，夏收的人们休息了。大桶大桶的绿豆汤和馒头运到了地头，人们涌上去拿馒头和自己那份汤。耘耘在铁桶前遇见了萧，他穿着白色的背心，正在给大家舀绿豆汤。看到耘耘，他接饭盒的手停了一下，说：你来了。耘耘点点头没有说话，他盯着她的样子让她发窘，便把目光使劲集中在他的手上，仿佛那是他的另一张脸。她看到他握着勺把的那只手修长有力，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
过了一会儿耘耘正独自坐在地头上，看到萧向自己走来。他赤裸的肩膀斜披着一件衬衣，大步走着，眉宇凝重，颧骨微黑，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她不熟悉的，和他平素温文的神态不同的生机勃勃。在耘耘面前他站住了，从身后取出了一方用报纸包着的东西。这是给你的，他说，看到耘耘想打开，他挡住她的手说：别动，你回到家再打开。耘耘拿着那东西，沉甸甸的，从形状上她猜出了那是什么。她的心兴奋地跳起来。他终于将他许诺的东西带来了！这样想着，她却说不出话来，只是赶紧将那东西小心地装到自己的书包里。她有些手忙脚乱，想到这手忙脚乱会被他看在眼里就更加发慌了，她听见他低声说：
最好不要让别人看见。
她一下就明白了这“别人”一定也包括她的父母和亲人，顿时心情复杂。她似乎不由自主地成了他的同谋，这是她没有想到的。但同时她又有些感动，因为他对她的信任；这信任使她又感到了庄严，某种被赋予特殊使命的庄严。她严肃地点点头。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没人的时候，耘耘偷偷打开了那张报纸。一股陌生的香烟和陈旧纸张的气息扑面而来，一本书赫然出现在她眼前，那是厚厚的两本，精装蓝布封面，色泽黝暗，质地厚重，封面那斜体印金的一串外国字母，高贵典雅得让耘耘屏住了呼吸，下面，是这样几个大字：《静静的顿河》。
在兵团大院里，有很多防空洞。这些挖得很马虎的防空洞像是战壕，侧面有一个个伸进去的猫耳洞。那一年，在大院的孩子们中间流传着这些猫耳洞中闹“鬼”的故事。有时候你能在一个猫耳洞中发现一些脚印，一截烟头，一只发卡。有一天，耘耘听说一个军人被从战壕里带走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兵团的女知青。当时正是寒冬，大雪已经下了整整几天，战壕里已经积了一尺多厚的雪。那天夜里，那个军人就在这一尺多厚的积雪上，将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铺在上面。
她想象着那军大衣摊开在雪地上的样子。积雪的寒冷使它的深绿色更加凝重，濡着潮气。它的肢体摊开，一只胳膊扭曲地压在身后。亮晶晶的雪花在深褐色的毛领子上闪烁着，大张的胸膛无拘束地敞开着，仰对着北方夜空的点点寒星。还有那气息，混杂着香烟、雪花膏和汗水的气息，在上面缭绕不散……
那缕柔软的黑色发丝，长长的拳曲的，有些潮湿又有些僵硬，寒冷和积雪已经把它们牢牢地固定住了，它的样子使她联想到某种蜷着身子温顺的姿态；还有一只小小的白色发卡不引人注意地半埋在雪中，像被打湿了翅膀微微喘息的蝴蝶；它刚刚起飞就降落下来，降落下来凝结在雪地上，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姿态。
就这样，在这个深夜，当耘耘躲在被窝中偷偷阅读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想起了这个防空洞。窗外杏树的枝叶在夜风中摇曳，里屋传来亲人们的鼾声，而她在被窝中怀抱着一本书，一本神秘的、不能为外人知晓的书。淡黄的纸张在手电下圈出一团暖暖光芒，那些跳荡着的字句在吟唱着一首歌，一首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歌，它们像是从她的心底，她的骨髓深处流出来，慢慢溢上来溢上来充满了她的双眼。泪眼中，她看到那书就躺在她的臂弯上，沉重，厚实，散发着一股她感到陌生的纸张和香烟的气息，仿佛是另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生命。
4
有关黄羊堡的札记。
我在一只存放陈年旧物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红色的塑料封皮印着一轮喷薄的金太阳，扉页上写着这样的字句：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赠给革命战友某某同学
翻过去，在第一面插页上，是飘扬着彩带和红旗的巨大轮船正在下水的图片。说明文字如下：
在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大喜日子里，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又一艘万吨远洋货轮“风雷”号，于一九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上海船厂正式下水。这是上海船厂的革命工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方针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凯歌。
接下来的一页是我十三岁的工整字迹，抄录着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插曲。
我相信，在当时，很多女孩子都有类似的小本子。这些小本子在班上秘密流传和誊抄着。女孩子们在笔记本上抄下当时正在流行的歌曲，例如《卖花姑娘》，例如《摘苹果的时候》，例如《浏阳河》和《南飞的大雁》；在她们并不真正熟悉的简谱的间隙，一些更细心浪漫的女孩子还会画上一个白衣长裙的朝鲜姑娘，胸前捧着一束盛开的粉红色的金达莱花。
当然这不是全部。在这些美丽的歌词之后我又记下了别的东西。那是整整几十页从各种报章杂志书籍甚至别的女孩子那里抄来的字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正气驱逐邪气，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前程似锦，帝国主义日暮途穷。狐狸藏不住尾巴，狗嘴吐不出象牙。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材。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闭门画花，不如走马看花，走马看花，不如下马栽花。剥削阶级最可耻，好吃懒做寄生虫，劳动人民真高尚，创造世界真英雄。夜色，像舞台上的大幕，徐徐落在高山之上。明亮璀璨的灯光，映照着银花朵朵的瑞雪，格外瑰丽。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要落后。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无论是重岩叠嶂的高山之巅，还是荒凉贫瘠的沙滩之上。胜利的锣鼓，敲得更响吧，跃进的战歌，唱得更亮吧！
……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抄下这些句子。我不知道，在那个没有书籍、没有电影、没有电视的年代，是一种什么样的渴望，使我们这些女孩子抄下了这些杂乱无章、自相矛盾的句子。
母亲的血腥夜晚
1
她记得，这个血腥的夜晚始于母亲寂寞的拖鞋声。拖鞋的塑料底子在砖地上发出的声响，像砖地本身一般，冰凉，而且坚硬。这冰凉而坚硬的声响就这样走入了耘耘的梦境，又把她带出梦境，带入猛然亮起的电灯光中。她看到母亲正从她的床前走过去，脸上带着泥土一样的颜色。睡眼惺忪的母亲趿拉着一双拖鞋，走到外面去开门。开门。一个平常的七月之夜，就被这个不平常的动作打破了。
然而那时候她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她，甚至这出即将发生的悲剧的主角——妹妹，都对将要发生的事没有任何概念。妹妹，这个整日热衷于玩羊拐骨的女孩子（她说过，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整整一房子羊拐骨），此刻正为突然点亮的灯光欣喜不已。她说：我听见鱼头妈妈说话了。你知道她这么晚来咱家干什么？鱼头他弟今天在班上抢我的羊拐骨，被我唾了一口。她准是为这个来找咱妈的。要是咱妈问起来，我就会说，活该。你相信不相信？我肯定会说的。我会说：活该。
母亲走了进来，她泥土般的脸色掺进了些许暗色，近乎赭石了。赭石脸色的母亲十分难看。她说：你给我起来。妹妹一骨碌爬起来，高兴地说：是我？我可以不穿衣服吧？母亲不说话，母亲不眨眼地望着妹妹瘦伶伶的小身子，那目光里有一种红色的东西，耘耘从没见过母亲有这种可怕的目光，果然还没等妹妹下到地上母亲就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妹妹发出受伤的小动物那种尖利的嚎叫，冰凉的小脚跌到砖头地上发出很闷的咕咚声，她抽泣着喊：疼死啦！
这时鱼头的母亲出现在外屋门口，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抹着头发，她似乎对这一幕并不吃惊，她只是提醒母亲说：你该让她穿上衣服。母亲冷笑着说：等这兔崽子死了就不用穿衣服了。她一把将妹妹推到地下，喝道：
你给我跪下！
妹妹跪下，头发被松开了，长长的尖叫变成了小声的抽噎，细细的脖子一收一收。母亲看了耘耘一眼，说：你，你也过来。于是耘耘也爬起来，跪到妹妹旁边。
冰凉的砖地硌得她的膝盖很疼，她能感到妹妹那瘦瘦的小身体像一只褪了毛的小鸡那样颤抖着；鱼头妈小声说：你这是何苦呢？大的那个又没错。母亲不理她，她将一个揉得破破烂烂的本子扔到妹妹面前：看，这是不是你干的？耘耘战战兢兢地望过去，她看见的是字迹歪歪斜斜练习本的一页，她认出那不是妹妹的本子，而是鱼头弟弟的本子，在写满了“毛主席万岁”的某一行前面，有一个更加歪歪斜斜的红叉！
无数黑色的星星随着“嗡”的一响，从耘耘眼前飞了出去。“反动标语”几个字在这星星中闪烁着，闪烁着发出狞笑。她看见，她还记得，学校里一位同学站在高高的台子上，满脸是血，脖子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张牙舞爪的黑叉：“现行反革命分子”……完了，我们家完了，妹妹完了，她想；然而妹妹没有做声，她的眼睛长久地在地面的砖头上流连，仿佛那里有无数看不见的羊拐骨，在那里翻来跳去。方方的羊拐骨，扁扁的羊拐骨，用蜡染成红色的羊拐骨，在抛起的沙包和手指下翻来跳去的羊拐骨。……母亲蹲下来，尽管神色焦急语气却和缓了，她的声音饱含着某种希望，她说：说啊，是不是你干的。鱼头妈也蹲下来，她说：你说老实话，就是你干的也不要紧，阿姨不会怪你的。母亲狠狠瞪了鱼头妈一眼，她大声说：说！到底是不是你干的？！就是这一声把妹妹吓醒了，她哆嗦着大哭起来，她说：我不是故意的……
母亲一抬腿，妹妹就从地上飞了出去，耘耘再抬头看时，妹妹已经在房间那一头了，嘴角沾着血躺在一大堆摔烂的碗碟中间，她嘟囔着说：“是他写错了，他把毛主席的毛字下面的拐弯拐错了，应该向右拐，他向左拐了……”鱼头妈如释重负地微笑了，她说：孩子不是故意的。而母亲的脸却扭歪了，她像个母狮子那样咆哮着冲了出去，待她再次出现时，手中握着一柄带钩的捅炉子的火钳！
母亲的形象就这样定格在耘耘的记忆中：披散着头发，手中举着一柄黑色的火钳。母亲的辛劳，母亲的悲哀，母亲的仁慈，母亲的含辛茹苦，都在这触目惊心的形象面前褪色了。二十多年后，当耘耘姐妹在北京相逢的时候，当她们回忆起遥远的戈壁中共同度过的童年，耘耘悲哀地发现，母亲留给她们最深的印象，便是这个高举火钳的姿态。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在她们纷纭的记忆中，母亲举起火钳不止一次，而是两次。
第一次，耘耘四岁。四岁时的耘耘是个听话的孩子。一天她跟着几个大孩子来到了菜地，菜地里用竹竿支撑着一些奇怪的植物，蒙着淡淡绒毛的叶子间挂着大小不等的果子（又过了一年她才知道那叫西红柿），菜地外面有篱笆围着。大孩子们让她钻进篱笆给她们摘这种果子。（耘耘是个好孩子，耘耘给姐姐摘果果来。）她钻进去了。（沉甸甸的果子在叶子中躲来躲去，凉凉的，有一股怪怪的涩腥味儿。）她吃力地摘下一个捧到篱笆边。大姐姐们说不对，应该摘红的。于是她又去了。这次，大姐姐们夸奖她摘得好，不过应该再摘一个，摘大的。原来大的是好的，红的也是好的，她现在知道了，她为知道这点很高兴。正当她专心致志地采摘那些大的和红的果子时，没注意身后发生了什么。就这样，一双穿着军用胶鞋的大脚就这样出现在她眼前那些闪烁的枝叶和果子之间，这仿佛巨人之足的大脚让耘耘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她看到了高悬在空中的一张黑黑的脸和支撑这大脸的巨大的身体，这身体形成的巨大的阴影遮住了她头顶的阳光和半个天空；耘耘全身的血液被凝住了，她吓得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直到一声雷鸣般的断喝在耳边炸响，她的小胳膊被那巨人揪着拎起来，拎起来直到身体悬空，这时她才发现，她发现篱笆外面的那些亲切的大姐姐们早已逃走了，逃得无影无踪。
当小偷耘耘和那些西红柿一起（人赃俱获）被一个怒气冲冲的警卫战士押送回家的时候，母亲正在捅炉子，因此那火钳便是她发泄怒气的最顺手的工具。刚从炉子里拔出来的火钳带着一定的热量和鲜艳的红色，它呼啸着进入耘耘开裆裤下那一块毫无防备的（而且是娇嫩的）皮肤时，你会联想到某种刑具，想到电影中国民党拷打革命者的场景，伴随而来的还有一种烧焦的皮肉味儿和一股腾起的黑烟。每当耘耘回想起这一幕时不禁百感交集，她和妹妹发现，只要有旁人在场，只要有他人目光的注视，母亲的惩罚便来得格外残酷。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母亲想通过折磨自己的孩子（那其实是折磨自己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什么呢？
耘耘觉得那火钳在自己的头顶上呼啸着划了一道大大的弧形，接着她便看到妹妹的身子不知怎么就翻转过来，火钳像个飞来的黑老鹰那样在妹妹的小屁股上叨了一下，一眼窟窿出现了，黑黑的血咕突突冒了出来。鱼头妈的脸这时候才白了，她一把抱住母亲把她拖开，她说：你不要命了你！她还是个孩子！母亲哆嗦着说：打死这兔崽子，我也不活了。鱼头妈将耘耘母亲按在椅子上，又去看那个趴在地上的女孩，她问耘耘：你们家里有棉花没有？耘耘吃力地爬起来找棉花，她的腿发软，她的手怎么也拉不开抽屉，她想，妹妹要死了。当她拿着棉花走到门口时她听见母亲有气无力地说：要什么棉花，让她死了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