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上午好！
很高兴与中外出版专家一起讨论“出版产业的创新与发展”这一全球出版家都关心的问题。
我所供职的机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就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特别是了解认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中国并不容易，困难在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用中国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来说，就像是盲人摸象，摸到鼻子的认为大象是软管，摸到腿的则认为是圆柱。人们亲自接触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很权威很真实了，但了解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特别是现在，中国正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都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进展，这种进展不仅表现在GDP的增长上，还表现在中国人观念和思想的发展变化中。这种发展变化，既有浅层次上有目共睹的，也有深层次上潜移默化的。有许多变化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而其开花结果的过程，则同时受到世界其他文化阳光雨露的影响。要了解认识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的现实状况，或者说中国这头大象，有很多手段和途径，图书则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
全球化潮流使地球变小，人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地的人们较之从前更需要彼此了解，而彼此了解的必经途径是文化上的相知。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仍然在追求个性之外属于全体人类的普世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对和平与秩序的基本认知。尤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讨论文明、平等、民主、发展等种种观念时，人们必须了解来自不同文明的不同理解，以及这些不同理解的历史渊源和理由。任何一个民族传播自己文化的过程，也都是争取融入国际大家庭、被其他民族所理解的过程。只有通过理解，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国家理念，才会更容易为世界所接受，各个不同文明之间才会相互尊重，和谐相处。也就是说，只有相知，才能相容和相融。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包括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互相补充，应该说，这种相互影响是有益的，不同文化的互补是主要的，当然，也会有冲突，但冲突是次要的，人类应该在相互影响中增进了解，相互包容，共同进步。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二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间，中国与世界展开广泛深入的接触和对话的时间也不算很长。有些人在与中国交往时会产生某种困惑，这一点也不奇怪。困惑的产生主要源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正像戴高乐将军曾说过的那样：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比地球和月亮的距离还大（Going to the moon isn’t very far.The greatest distance we have to cover is still between us）。外国人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要了解外国文化，这就需要建立了解的平台和桥梁，出版业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合适的平台和桥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是有限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对其他文化的认知往往是间接的，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书本知识来实现的。
图书，在中国一直被人们称为了解世界的窗户。比如，毛泽东在少年时代曾读过一本《世界英豪传》，被书中的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事迹所感染，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后来，他真的成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时至今日，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变化，华盛顿、林肯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重。
长期以来，出于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中国对世界文化的引进敞开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窗口。大量优秀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家们介绍到中国，以图书的形式与中国人见面。由此，中国人知道了美国的杰克·伦敦、福克纳和海明威，知道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知道了法国的伏尔泰和巴尔扎克，知道了德国的歌德、席勒和海涅，知道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和日本的川端康成。一些当代外国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如法国的萨特、普鲁斯特，奥地利的卡夫卡、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等等，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文化界更是如数家珍。他们的著作在中国的发行量通常都比在本国大得多，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至于外国许多新出现的文学类、哲学类、管理类图书，更是通过版权贸易大量进入中国。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年至2003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高速增长，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一万种。
中国在了解世界的同时，也在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一些热情的外国人充当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使者。他们爱中国，写中国，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部《马可·波罗游记》，拓宽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现了遥远的东方那广袤而富饶的土地，引发了他们对于神秘东方的无限向往，使欧洲人有机会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辨认并接触到另一种文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小时候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后，非常钦慕中国之文明富裕，向往已极，立志东游。后来，他率领船队向东方进发，结果航行到了美洲，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而马可·波罗也成为历史上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贡献最多的一个人，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外国历史名人。
小说《大地》的作者赛珍珠曾荣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她是一位非常特殊的美国作家，生于美国，长在中国。赛珍珠长年累月在中国生活，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其所能地把中国如实地写进她的书里。在《大地》这部小说里，赛珍珠塑造了一个勤劳、坚毅、质朴、善良，具有种种高贵品质的中国农民形象，使西方人发觉，中国人是与他们同样的人，具有同样的人性，还具有西方文化价值观所推崇的某些高贵品质。赛珍珠成功地摆脱了文化上的绝对主义，避开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无谓争论，追求异质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和最后可能的融合。这对于异质文化或者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极具启发性。
值得提到的文化交流使者还有埃德加·斯诺，斯诺一生共写了九部有关中国的专著，在西方记者中，这仍然是个世界纪录。他的代表作《西行漫记》，一直以来被中外人士看做是最早真实地报道当时中国红色区域的长篇纪实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帮助外国人了解所谓“红色中国”的真实状况，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斯诺也因此成为著名新闻记者。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翻译家将中国的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外。如，被德国人称为中国文学翻译大师的库恩，曾因翻译《红楼梦》、《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等多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被德国联邦总统授予中德文化交流勋章。20世纪初英国的汉学大师阿瑟·韦利1917年翻译出版了《170首中国诗歌》，令西方读者对东方文明大开眼界。随后，他陆续出版了《诗经》、《论语》和节译自《西游记》的《猴子》，向西方打开了中国文学之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毕生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并高度赞美中国文化，他在促进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面功不可没。作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和国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在翻译中国作品方面硕果累累，他曾译过《诗经》、《三国演义》、《水浒》，还译过沈从文和鲁迅，也译过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
许多学者、翻译家和出版家为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作出了努力，所有这些人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马悦然先生曾说，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是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还有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作品的翻译，都需要继续努力和加强。在向世界说明中国这一方面，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要走的路还很长。
一百多年来，人类从内燃机时代飞奔到目前的信息时代，媒体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传媒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以及广告功能，还特别具有为了国家或某些集团的利益制造舆论的力量。21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新闻传播优势，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而经济、技术力量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让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困难。东西方传媒实力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有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信息量的100倍。这种差距同样表现在文化产品的贸易上，中国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在国际贸易中逆差很大。尽管如此，中国在入世后，仍然承诺外资可以进入报刊、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市场，因为他们会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将比较先进的经营经验带进中国，前几年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在中国推行的“书友会”业务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中国的GDP仅占世界GDP的4%，人均刚过1000美元，中国的出版业规模较小、机制不够灵活、竞争力不强的弱点在入世后更加突出，目前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在15万～20万种，但销售收入无法与国外的出版集团相比。文化产品贸易上的巨大逆差，阻碍了世界了解中国，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每年大量进口图书、期刊以及音像制品，特别是大量购进版权，使得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比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这种巨大的反差，除了经济上的影响之外，还会带来一些更为严重的后果。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缺乏了解，容易使各国政府和民众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在合作和相处上有可能发生更多的困惑，走更多的弯路，产生更多的误解，付出更多的代价，甚至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相信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政府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资助法国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获得成功的基础上，适时地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the Program to Popularize Chinese Books Abroad——简称PPCBA计划），这一计划从长远看，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是和平的需要，是互利互惠之举。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更多地敞开我们的书架，通过资助翻译费的形式，鼓励外国出版商和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关于中国的图书。我们将重点推荐那些能够反映中国文化和中国面貌的图书。我们已将首批推荐的书目翻译成英文，并在明天开幕的BIBF书展上辟出专门的展区，展览这些图书，希望感兴趣的国外出版商能够去看一看，选一选，如果有一些你们中意的图书，可以申请翻译方面的政府资助。具体申请资助的办法在书目及展区中有详细的说明，容不赘述。无论有没有看到你们感兴趣的图书，都希望留下你们的看法和想法，我们对国外读者对中国的阅读需求也有兴趣。我们的合作应该是多种形式的，其中包括合作出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与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希望中国出版界与国外出版界的同人加强沟通与交流，在引进国外先进文化的同时，将代表中华优秀文化的图书推介出去，在策划选题、制作图书时，能够兼顾外国读者的需求，有能力、有条件的出版社甚至可以专门制作一些针对外国读者需求的图书，以满足世界了解中国之需。希望中国的出版界为向世界说明中国贡献力量。总之，无论中国的出版家，还是外国的出版家，在这个场合，都有可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预祝出版论坛和BIBF取得圆满成功！
（在中国出版论坛上的演讲，200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