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教书、写书、编书、译书，做与书有关的所有事情，能将职业与个人爱好结合得如此紧密，是我一生之大幸。近些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期间，尽心尽力做中国图书对外推广之事，虽颇多周折，却也乐在其中，有所心得。此番选录，是见诸报端的些许文字、部分演讲以及媒体的采访，均与中国图书“走出去”有关，特奉于此，供书友指正。
读研究生时，因为喜欢读奈斯比特先生的书而成为他的“粉丝”，此后就一直找机会想当面向他请教。2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直到2009年2月才与他见面，竟有神交已久故友重逢之感，相谈甚欢。此后，奈斯比特先生想听听我的故事，以便加深了解。虽然经常与外国朋友聊天，但很少谈及自己。此番既然想听我的故事，不妨讲给他听听，同时也讲给自己。
其实，我的经历很简单，到目前为止的前半生都在与书打交道。读书、教书、写书、编书、译书，好像一直在做与书有关系的事。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对外出版的管理，日常是与各类与出版相关的人士打交道，谈选题策划，论编辑思路，推动版权贸易，促进中国图书走出国门。闲暇时，泡一杯清茶，听一段音乐，读一本好书，或与三两个好友聊聊天，大半也是与书相关的内容，就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如果说，我就是为书而生，一点也不为过。
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算是个“多余产品”。因为在我之前家里已经有了哥哥和姐姐，对父母来说已经是儿女双全了。爸爸妈妈不想再要孩子，但还是有了我，所以妈妈经常说我不是计划内出生的“多余产品”。此话当然是笑谈，作为家里的“老幺”，我比哥哥和姐姐得到了太多的呵护甚至溺爱。
从小就喜欢读书的我，上学后不仅喜欢读书，并且因为爱书而热爱学校，直接的表现就是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是100分。直到三年级，赶上了我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学可上了。父母兄姊各自忙活自己的事，有的闹革命，有的被革命，我成了没人管的“闲人”。那时，每天除了与小伙伴玩各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所谓游戏外，就是各显神通，从各处找来残存于世的图书，互相传看，有的还传抄。这其间，我们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和非名著，如：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红岩》，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高老头》、《红与黑》什么的，手抄本有《第二次握手》。尽管连字都认不全，意思更不可能全懂，可也连蒙带猜、如饥似渴地读了。好处是我不仅认识了很多字，也打下了文学基础，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为我日后读文学系的研究生埋下伏笔。
无学可上和时断时续上学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三四年，复课时我直接升入初中，毕业时赶上恢复高中并择优录取，我顺利升入高中。但只在教室认真上了一年课，就开始“开门办学”之类的“折腾”，直到高中毕业。此时，我们面临多项选择，可去农村，可进工厂，可到部队当兵，也可以当老师。几乎所有的同学都选择了当工农兵，而学校最隆重推荐、也是当时最需要的老师却无人问津。我是一个特例，是唯一自愿要求当老师的高中毕业生。唯一的原因是我愿意继续留在学校，可以继续与书为伍。学校和老师自然十分高兴，希望我进修学习一年后能回校教书。我选择了化学专业。这不仅是因为喜欢，还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位非常棒的化学启蒙老师，将化学课讲得出神入化，我希望成为像她那样受欢迎的老师。在教师进修学校毕业后，我没能回到原高中毕业的学校，而是被留在了教师进修学校，成为中学老师的老师。为此，我的高中母校很不高兴。从此，我面对的全部是年龄大我许多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是工作多年的中学老师。直到当初高中毕业选择去农村，从农村被选回来当老师的同学也来进修，我才有了与我同龄的学生，包括我的高中同学。在教师进修学校期间，我一边当老师，一边当学生，继续在高校进修我要讲课的课程。这种边教边学、亦师亦生的日子过得很快，也很有挑战性，基本上是“现炒现卖”，碰上学生问我问题而我一时答不上来时，我就记录下来，下课后或查资料，或去问我的老师。因此，我的专业水准提高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我与过去的高中同学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同时摩拳擦掌，准备参加高考。我当然更是信心满满。因为我在学校工作，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我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参加考试。但是，我负责的这拨学生尚未结业，学校希望我能善始善终，等学生结业后再考。我没二话，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能以个人为中心，工作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我愉快地继续工作，并且连续参加了两次高考阅卷工作，就是阅判参加高考的学子们的卷子，给他们打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掌握着考生们的生杀大权。因此，我格外小心谨慎，生怕因为一时疏忽，判错了卷子，给错了分数，而使考生落榜。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判过的卷子绝无差错。
1979年，在完成了学校的工作任务后，我顺利地考上了师范大学，当然是化学专业。就在这四年的大学学习期间，我原本就有的鼻炎越来越严重，对味道越发没有感觉，最后基本不能嗅出实验的各种味道。这是学化学的大忌，等于明确判定我继续深造化学专业的死刑。此时，我的初恋也亮起红灯。学业和生活的双重打击，使我几乎崩溃。
大病一场之后，是妈妈和老师的鼓励使我重新振作。他们说的话几乎相似，无论是事业还是婚姻，都不是只有唯一选择，你这么年轻，学习的基础又这么好，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选择了一直酷爱却不愿当做专业的文学，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985年，在大学毕业两年之后，也是在自学了大学文科专业的基础课程之后，我以不太高的分数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且选择了大家认为的“冷门”，将史诗《格萨尔》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同时，我与老师合作的长篇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问世，引起一定反响。我曾经被找上门来的记者误认为是作者的女儿，因为在他们眼里，能写出如此鸿篇巨制的应该是一位老者，至少不应该是眼前的黄毛丫头。
因为是半路出家，从理科的化学专业大转行到文学专业，我在研究生院读书时格外用功。毕业时，不仅出版了我的学术专著《格萨尔人物论》，还根据史诗各类搜集整理本为基础，与老师合作编撰出版了三卷本的《格萨尔王全传》。史诗《格萨尔》作为藏族的文化宝典，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活着的史诗，大约有100多万诗行、1000多万字。而《全传》则是到目前为止，能将格萨尔故事叙述完整而又保留了史诗全部精华的一个范本，因此获得国家图书奖。
研究生院毕业后，我到了中国藏学出版社，继续从事藏族文化的研究与出版工作，这一干就是八年。其间，除了编书，还专门去学过英语，并学以致用地翻译过书，独自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客串过翻译。就在我希望在藏学研究与出版领域有所建树，成为什么什么家时，机缘巧合，或者叫神差鬼使般，我调入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是一个向世界介绍中国、说明中国的政府机构，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工作。多年来，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与外国的沟通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很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和打通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渠道。那是1996年，这一干又是十几年。
我所从事的对外出版工作，就是希望通过图书搭建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向世界说明中国。十几年间，我参与组织策划的图书选题有多少，连我自己也数不清。但是，它们的去向我清楚，直接或间接地到了中外读者，多数是外国读者的手中，为外国人了解中国作出了贡献。我送给奈斯比特先生的那本《中国辞典》，实际上是国情辞典，可以说是“一书在手，中国全有”了。我希望它能对奈斯比特先生撰写《中国大趋势》有所帮助。
特别要说几句的是，近几年，由中国政府倡导的，我为之呕心沥血、亲历亲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经在中外出版业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向世界推广中国的图书，我与很多国际出版大家成为好朋友，也与像奈斯比特先生这样愿意客观公正地向世界讲述中国的知名作者成为朋友。
我希望在中外出版界以及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让中国图书走遍世界，让外国读者通过读书了解中国，进而喜欢中国，热爱中国。让人类的沟通与交流没有障碍，从而消除误解，消灭战争，让和谐世界不再遥远。
不知道我的故事是否能让奈斯比特先生和夫人满意？我要谢谢他们二位让我讲故事，使我有机会将自己的前半生作了大致的梳理。
虽然我不知道奈斯比特夫妇对我的故事是否满意，但我知道，与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我，还将继续下去。
书将伴随我的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