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危机——近年来经济类出版物一瞥
二○○八年以危机、崩溃、风暴、泡沫等为关键词出版了很多图书，这些书多关涉经济、金融、资本市场等领域。此类图书备受瞩目，无疑与全球经济大环境有关。本文挑选了一些近年初版或重印的值得注意的经济类书籍，稍加介绍，不求面面俱到，只望读者对此能有大致了解。
该书每次重印，在书店里上架销售，就说明又一投机事件——另一个泡沫或接踵而至的灾难——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现代最严重的股市暴涨暴跌事件的关注，因为那起事件导致了一次无情的萧条。
这句话出自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崩盘》（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一书。这本描写一九二九年发生的灾难及其惨痛影响的书初版于一九五五年，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一直畅销不衰，多次重印。加尔布雷思自己认为原因很简单：有辨别能力的公民每当遇到有人深深陷入这些年出现的富有想象力的技术和围绕这些技术升温的投机热情不能自拔时，就会劝告说：“你应该读读加尔布雷思关于一九二九年的书。”很快，此书再版的年代已经加上二○○八这个数字。
二○○六年，九十七岁高龄的加尔布雷思在美国逝世。他没能看到这一轮的经济危机。加氏曾被视为“美国的经济医生”，作为决策咨询专家，他历任美国物价局副局长、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驻印大使，以及战后好几任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在上世纪中叶的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他出版的几本分析现代美国经济的着作，像《丰裕社会》、《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等都广受民众欢迎，称其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亦不为过。《美国资本主义》（华夏出版社，2008年10月）在二○○八年出版中译本。正是在这本书里，加尔布雷思提出“抗衡力量”的概念，这个概念和“丰裕社会”、“传统观点”等一起组成他经济学思想的核心部分。
加尔布雷思写这本书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托拉斯组织所具有的巨大的市场力量和它们有可能造成的其他后果令他忧心不已：如果企业机构“把大量的资源用于腐化政治和控制公众舆论”，民众的生计乃至精神便会受到控制。加氏发现可以用“抗衡力量”解决资本主义体系的这个问题。在以利润为导向的社会，利益相关者将彼此制约。来自同业的竞争力量和来自上下游集团的抗衡力量都有制约效用，利用工会组织、NGO团体、民权运动等力量形成企业内部和社会生态的均衡，往往比借助政府来抑制垄断力量更加有效。现在看来，我们也许更需要这种均衡势力来平衡一些“畸型的”力量。不过，中国的整体环境目前还不鼓励这种均衡的形成。
从《大崩盘》到《美国资本主义》，加尔布雷思屡次对投机性繁荣、泡沫经济的潜在危害发出警告，或者可以说，他一直对于整个现代经济体系都心怀忧虑：运转良好的时候，它能够让依附于它的人维持生计，一旦崩溃，却会给人们带来巨大伤害。无疑，当今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出了问题。这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尽管在表面上和加氏描述的一九二九年大崩盘有很大差异，但它无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带来的体系性问题。一九二九年的情况早有马克思的诊断，后又有凯恩斯的拯救方案，但今天的异化却缺乏系统性的批判和分析，它会对未来的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它会不会形成资本主义的大崩溃，我们都不得而知。
冷战结束后的自由主义没有了敌手，二十世纪的历史又使人们对可能转变成暴政的真理发生恐惧，于是，“温水煮青蛙”，西方思想家对现实的批判能力正在减弱。
即便如加尔布雷思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只是精彩地评述危机，“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而相应的解决方案，现有的理论资源尚不能提供。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当年写了一本《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不断唱空蒸蒸日上的亚洲经济，最终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这几年，又不断有《货币战争》
之类的书，宣扬世界经济中的金融战。可是大家焦急期盼的金融战争还没打响，华尔街巨头雷曼和美林轰然倒下，一场继一九二九年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危机就此拉开序幕。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不少人又记起克鲁格曼的《流行的国际主义》、《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等着作。
保罗·克鲁格曼，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学术成就无须多言。在很年轻的时候，克鲁格曼就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等。三十八岁时，因为在新贸易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获得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
五十五岁时，又因为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学方面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这位着名的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位着名的专栏作家，花费了很多精力撰写普及读物。在《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中，他批判了当时的流行国际主义，认为对于流行国际主义的兴起，国际经济学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尽最大努力与公众沟通。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为非经济学家写一些清晰、有力甚至趣味横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不能有一点经济专业术语，还要自成体系，观点正确。这样，公众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分析”，而不会被那些貌似权威的人轻易说服。后来，克鲁格曼果然为通俗媒体大量撰写专栏，到现在仍在持续。
诺贝尔奖颁奖之前，国内刚刚译介了克鲁格曼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一书。这不是一本经济学着作，而是专栏合集。克鲁格曼的发言涵盖许多方面。对于美国公众而言，在能源危机、石油价格、房产泡沫等广受关注的问题上，克鲁格曼的见解值得信赖——实践已经屡次验证过这一点。因此，克鲁格曼在美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并不仅仅因为他的专栏文章写得多，更因为他的判断让人信服。在政论文章里，克鲁格曼断言布什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终将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他的《纽约时报》专栏结集《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2008年11月，机械工业出版社），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布什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二○○七年出版的这本《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则不止批评共和党的一些做法，更回溯美国现代史，讨论一个世纪以来“保守主义运动”的前因后果，分析它已经造成和未来可能造成的问题。此书虽仍不是严肃的学术着作，但影响很大，应当重视。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所着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中文版译自英文第二版，正文与附录各一半，薄薄一册，分量不轻。麦迪森在学界拥有很高的声望，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和分析专家。由他建立的关于世界各国产出、人口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库等，对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都有影响。二○○三年十一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该书对世界各国经济长期表现进行了系统性的量化，展示了麦迪森在世界长期经济增长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方面的功力，其中有少许篇幅涉及中国。新引介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则在世界经济的大框架里观察中国经济史，可以视为世界千年经济史的中国版。这本书分析了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千年的增长表现，重点放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表现，并预测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按麦氏理论，第二个千年可以分作两个阶段，一八二○年后的世界经济增长呈集约特征，发展势头强劲，对于中国来说，则是趋于衰落的过程，这是这本书前半部分叙述的重点。在后半部分，作者采用经合组织（OECD）国家标准的量化衡量技术，钩沉索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的规模进行重新评估，借此描述新中国发展的活力以及展望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国在二○一五年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恢复它在一七九○年之前所享有的世界经济地位。麦迪森采用了与中国官方不同的GDP增长评估方法，附录部分数据翔实，与正文一样具有很高参考价值。
说到中国经济史，建国近六十年，国内至今没有一本让各界服膺的“中国经济通史”。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
大论战之后，大陆学界完全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展开资料整理和历史解释的工作。目前这套经济史观已经趋于瓦解，但没有新的史观和方法可以替代。侯家驹是台湾东吴大学国贸系教授，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多年。他穷十年之力，上承吕思勉、钱穆、全汉升的制度分析传统，旁涉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工具，反思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方法，以集中——分散经济为线索，完成两卷本的《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此书细节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史观、视野和方法已经超越国内其他研究。以对中国经济史贡献而论，侯家驹当在黄宗智、彭慕兰、赵岗等之上。
二○○八年八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夫纳·格雷夫的《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中译本，这个译名让人联想到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或许是出版商有意为之。不过将二者相提并论也有道理，彭慕兰考察十八世纪欧洲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格雷夫这本则侧重研究中世纪后期穆斯林世界与欧洲的历史分叉点，对这两个区域进行了比较历史制度分析，论证中世纪以后欧洲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以及欧洲国家内部的分化，有其制度上的根源。格雷夫的方法是将各种制度研究融合起来，结合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和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分析，来解释不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将历史经验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方法结合出的一种经济史学框架，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兴起的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方法，阿夫纳·格雷夫作为其代表人物，正是在这本书中提出并运用这个范式，几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赞誉也可证明它的重要性。格雷夫论证了历史上的个人主义与市场扩展机制，而我们熟悉的波兰尼和布罗代尔却深深地怀疑这一点，两者对勘，可以体会经济学严格的逻辑和历史学宽广的视野。
二○○八年还出版了数种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图书。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学派同源异途，传统悠久，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往往有其独到之处，虽然后来逐渐边缘化，但它的一些经济学思想，现在看来仍颇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