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旗/湖南益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三周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954年11月，周立波回到益阳县邓石桥，参加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工作。1955年9月，他与妻子林蓝携带四岁的女儿举家迁到桃花仑乡竹山湾村。以故乡的生活经历为主要素材，周立波创作了《山乡巨变》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同时，为了及时、快捷地反映当时火热的合作化生活，周立波也写下了一些被称为“散文”的新闻通讯作品如《曾五喜》等。我们拿周立波的新闻作品《曾五喜》与他的小说《山乡巨变》进行比读，可以从中进一步体会和学习周立波现实主义创作的特点。
曾五喜，是《山乡巨变》主人公“刘雨生”的主要原型把《山乡巨变》和《曾五喜》放在一起比读，看来看去，我们实在无法把“曾五喜”和“刘雨生”截然分开。在他们身上有太多的共性。
相似的革命经历：“曾五喜搞互助合作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到如今已经七年了。七年以来走过的道路，无论对于社，或是对于他，都不是一坦平阳，而是非常曲折的”。“一九五一年，他建立了一个互助组，------勉强保存了八户。”。“刘雨生所走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而且也并不平坦。村里组织互助组时他是组长之一。”。刘雨生的互助组也非常巧合地只有八户人家。他们还都是“劳动模范”。无论是对“曾五喜”的真实描述，还是对“刘雨生”的艺术塑造，不同的体裁，不同的人物，相同的是，从互助组到合作化运动的人生经历。
坚定的革命信念。《山乡巨变》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展现了刘雨生坚定的革命信念。刘雨生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天到黑，屋都不落。”妻子要离开他。（刘雨生）想清了：“不能落后，只许争先。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他晓得，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除非他退坡。对于他这样的共产党员退坡是办不到的。”“一九五三年春上，上级党委号召组里插早稻。益阳的丘陵地带，从来没有插两季的习惯，-----阻力很大，但曾五喜同志始终相信党的号召不会错，他对组员们担保：‘插了早谷子不收，没得饭吃，我去想办法’他一肩挑起，组里信了他的话，插了早稻。这一年，早稻丰产了，每亩收获六百五十斤。”
“稳当老成”的性格。“曾五喜走过的合作化的道路就是这样弯弯曲曲，蛮不平坦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他炼得老成持重，心里的主意也多了。”“他为人本真、稳重、性情和睦，在生产上总是亲自带头干，并且吃得苦。”“他为人和睦，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朱书记）“好像他是个劳模。”（邓秀梅）“是的，-----他受培养，人本真，又肯干。”在对刘雨生、曾五喜两人性格的描述中，周立波甚至使用的是相同的词汇。
注意班子内部的团结和做好副手的工作，在《山乡巨变》中，刘雨生与副社长谢庆元的矛盾，构成了小说众多发展线索中的重要一条。按小说中的介绍，谢庆元“作田倒真是一角”，但觉悟不高，对刘雨生也不负气。刘雨生除了通过利用李月辉及一些觉悟的群众做谢庆元的工作外，还多次找谢庆元谈心，主动化解矛盾。再请看《曾五喜》：“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个别串连，思想发动，社是成立了，起名合丰社。但在社里，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副社长薛汉勋自恃作田技术高，跟曾五喜尽闹意见。------为了终止这局面，有一天，曾五喜特意跑到薛家去，当着薛汉勋夫妇，首先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并且抱歉：‘自己平素没有常来作商量，是不对的。’一席话，说薛汉勋满心高兴，答应以后把工作搞好。”
讲究群众工作的艺术与谈话技巧，是“曾五喜”与“刘雨生”的共同特点。他们都注意选好谈话对象，注意谈话角度，运用宛转温和的语调。“解决内部矛盾时，他所采用的不是压服的手段，而是说服的办法。”
《曾五喜》中描写的几个故事，在《山乡巨变》中也都有表现。“那年雨水勤，五月里，天气还凉，他的门前一条水渠涨了水，水从一个管子冲进田里去，快把禾苗淹没了。好多的人站在大堤上，束手无策。曾五喜带一捆草，跳进了水渠，潜入两个人深的急湍的流水的水底，用稻草把管子塞住，救了一大片禾苗。”周立波在《山乡巨变》第四十四章《涨水》中，用了大半的篇幅对刘雨生奋不顾身用稻草堵管口的情节进行描写。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奋勇当先，不畏艰难的优秀品质。
1955年，周立波回到家乡益阳深入生活，1956年2月，在《新湖南报》发表《一个意义重大的庆祝会》，1957年11月出版小说《山乡巨变》（上），1958年在湖南《新苗》杂志发表《曾五喜》；1959年《山乡巨变》（下）完成。在《一个意义重大的庆祝会》中，曾五喜虽然两次被作者在文章中点到，但那只不过是一个大活动中的一个小事例。周立波于这时推出的《山乡巨变》（上）中，几个主要人物似乎“邓秀梅”表现更为突出。到了《曾五喜》一文完成后，周立波再创作的《山乡巨变》（下）部里，“邓秀梅”退场了，“刘雨生”成为贯穿始终的“男一号”主人公。周立波《山乡巨变》上、下集中一号主人公的更迭，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周立波深入生活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
因此，只要将《曾五喜》与《山乡巨变》进行比读，在对“曾五喜”与“刘雨生”共性的把握中，我们便不难发现“曾五喜”便是“刘雨生”的主要原型。
周立波现实主义创作特点
《曾五喜》吸取了周立波小说创作的一些表现手法。此文重点写了“插早稻”、“办社”、“团结副社长”、“做落后群众工作”、“过‘娘子关’”、“堵管”等几件事。“堵管”主要采用的是白描的手法，其余的几件事都是广泛地运用了人物的对话来展开矛盾及矛盾解决的过程，揭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如曾五喜在面对“保守的人们”的进攻时，最初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含糊地回答“还不一定”。这样的对话，极其简炼，也极其传神。曾五喜扩社时，刹那间的犹豫，动摇和迷惘，极其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同样，《曾五喜》中的语言，无论是叙述人的语言，还是人物对话，都鲜明地体现了周立波的创作个性，如同他笔下的人物：质朴、本真，充满浓厚的益阳地方乡土特色。
新闻通讯毕竟不同于文学艺术作品。对“曾五喜”与“刘雨生”不同的处理方式，便体现了作家文学典型塑造的特点。
小说与新闻通讯中的人物在作品结构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从曾五喜到刘雨生体现了作家小说结构的独具匠心。《曾五喜》采用是倒叙的手法。结构简单，线索单一。主要描写曾五喜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时的工作经历。这是新闻的特点所决定的。《山乡巨变》采取的是纵式的结构方式，按合作法进程中所出现的风波与矛盾的解决过程来依次展开故事，刘雨生特殊的身份与位置，使他承担了下部众多线索的牵线人的角色，。他上联李月辉、朱书记及县委、县政府，及时反映当时党在农村各项工作的部署和安排，体现党的意图和声音；下联三条线：一条与他一起同甘共苦，共创大业的陈大春、盛淑君等农村进步青年，一条是亭面胡等有思想局限的老农，再一条是秋丝瓜等个别还不觉悟的群众。在生产与入社这两项水乳交融的工作中，通过刘雨生把这些人和故事巧妙地串在了一起。而刘雨生也处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得以充分展示他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特点。
多种创作手段的运用，讲求细节的真实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富有感染力。在对待“堵管”这个事件的描述上，《曾五喜》廖廖几笔，用白描的手法，简洁地进行了勾勒和叙述。而在《山乡巨变》中，作者却不惜浓墨重彩，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最初，用“禾苗长得翡青青---”为即将到来的洪水作反衬；又用景物描写，多次渲染了洪水的猛烈和灾情的紧急；还有亭面胡的劝告等，都为刘雨生的出场进行了有力地铺垫和烘托。对刘雨生英雄壮举的描写，则是通过他简洁的语言，果敢的动作来实现的。“‘下去塞管子。’刘雨生一边回答，一边夹一捆草，跳进田里。——刘雨生只得爬上岸来，脱下棉袄，带一个草捆，就往溪里跳。——刘雨生没有听这警告，扑通一声，扑下水去了，腋下夹着一捆草。”在不长的篇幅里，刘雨生“堵管”的故事写得波澜起伏。即将丰收的喜悦，遭遇骤然而至的洪水；刘雨生扑下水去堵管成功，但本人又被洪水冲走不知下落；刘雨生被营救上岸，却又生死不明，最终获得解救。读者在周立波所创作的动人故事中，随人物的命运而喜忧起伏。
1955年国庆后，益阳市七公庙小学（现益阳市胜利小学）的十多名学生，有幸在桃花仓竹山湾周立波同志的家中听周立波同志讲了一堂课。结合当时的小学教材和自己的创作实际，周立波为学生们讲了三个问题：怎样写新闻报道、怎样写记叙文、怎样写小说。他结合自己当时收入小学课本的《毛泽东同志的故居》一文，跟那些小学生们说道：记叙文就像讲故事一样，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包括风景、遇到的事情、个人的感慨都可以写出来。写新闻一定要真实，要有时效性。小说也是写故事，写你身边的人和事及你听到的故事，然后进行描写和加工，人物可以塑造，但描写得要生动活泼和有个性。作为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和一位伟大的作家，周立波的新闻作品和小说创作也体现了他不同的创作特点。因此，“刘雨生”既有“曾五喜”的身影，又不等同于“曾五喜”。
周立波的现实主义成就之一是传达出了民间一种真实的声音恩格思曾说：“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来，要让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由于文学创作比新闻通讯有更大的表现空间，这也使得“刘雨生”们，比“曾五喜”们有了更厚实的思想内涵，更深刻地传达出了民间一种真实的声音和历史的本质。
建国初期，无论是从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走出来的革命作家们，被当时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所激动着，为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所激励着，普遍充溢着乐观而又昂扬的情绪。他们坚定地相信着他们所看到的和已在投入的火热的生活中的一切。被当时那种狂热的政治氛围所支配，他们不可能置身于火热的斗争之外，对生活予以“冷眼旁观”。这使得他们成为当时的政治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者。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由于其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对现实的把握中，通过对人物形象客观与准确的把握，通过“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曲折地表达了一种历史地真实性，在不知不觉中反映了事物的某种客观规律性和历史的本质，为我们真实地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形象生动的蓝本。这就造成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意图，与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客观历史价值的悖离；造成了作品历史价值大于现实意义，艺术价值大于政治宣传，这些作者始料不及的结果。作者是满怀激情真诚地讴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他认为“高级社的好处说不完”。但同时，在对“刘雨生”等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他又在有意无意之中，借“刘雨生”等人的言行，体现了当时干部群众中所有的“另一类民意”。而这一类民意，周立波既没有人为地扩大上升为“阶级斗争”（龚子元形象是个例外，也是个败笔），也没有掩饰或虚化。便是现在看来，这些认识都是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在刘雨生刚出场的时候，便写了当时的刘雨生对合作社的看法。“互助组到底好不好？他还没有想清楚。”“他心里想，组还没办好，怎么办社呢？”应该说，这都是农民的一种直觉的认识。通过刘雨生等人的矛盾和困惑，传达出民间一种真实的声音。即使是在写实的《曾五喜》一文中，也有这样一句话：“互助组都办不下去，快要散板了，还办什么社？”作家也并没有回避农民的这种矛盾和困惑。这反映了作家无论是在新闻写作还是文学创作中，都牢牢地坚持了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体现了作家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学创作和新闻事业也不无启示。
恩格斯曾经把“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作为文艺批评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今天，当我们同样以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重新审视“刘雨生”们，我们不能不感叹，周立波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就正在其美学的和历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