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年代久远显得比较陈旧而又得到了保护的一个小院，因为毕竟冠上了——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称号。小院面积约300多平方米，有两栋房子，前一栋是木结构两层楼房，后一栋是砖木结构楼房。房子墙身泥沙斑落，有开裂的小缝。门窗有些倾斜，失去了当年油漆闪亮的光泽，似乎显得些暗淡。只有用青砖砌成的阶矶，还是当年那样厚实、稳当。房子虽没有了当年那种意气风发，却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现在这里住着桂林市监狱退休老人黄宝贵夫妇。他说，房子主人姓陈，1938年租给了救亡日报社作社址。几经周折，现在是监狱的职工宿舍，1984年成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
当笔者走出《救亡日报》旧址，深深感到繁华的桂林、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唯独它冷落、清静？！今天我们能过上平和的生活。它是作出了贡献的。我想，这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能得到政府的重视和修缮，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示当年《救亡日报》的历史风彩，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呵。
《救亡日报》于1938年5月创办于上海，是上海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上海沦陷后迁广州，广州沦陷后迁桂林。当时，周恩来、郭沫若向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后取得合法地位。文馆长介绍，武汉失守后1938年10月24日晚，白崇禧、周恩来等撤离汉口去长沙。路过沙市后，白崇禧的汽车抛锚。周恩来邀请白崇禧坐他的车。一路上，周恩来向白崇禧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鼓励白崇禧抗日。白崇禧同意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也同意在桂林恢复《救亡日报》社，经过艰苦的筹备，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出版。报社建立了中共支部，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
据夏衍回忆，周恩来指示桂林日报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办出独特风格来，办成一分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经过编辑同仁共同努力，这张八开版面的报纸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投稿。连日本进步文人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也常有文章在这份报纸上发表。报纸日发行量也由最初3000份扩大到一万余份，在江南各省、港澳和南洋一带发挥了鼓励抗日的积极作用。
据周立波自己在文章中回忆，193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同志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接见周立波，派他和廖沫沙、欧阳山等去沅陵恢复《抗战日报》。1939年4月，周恩来同志从桂林电告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要周立波来桂林。
1939年5月 周立波从沅陵经邵阳抵达桂林，与夏衍、艾青、艾芜等同志一起编辑与《抗战日报》并称为姊妹报的《救亡日报》。11月中旬，张闻天、周扬来电，要周立波去延安工作，他即离桂，与正在南方巡视工作的胡乔木等同志同路去了延安，被分配在鲁迅艺术学院任编译处长兼文学系教员。
周立波在桂林太平街4号生活工作了半年时间，主要任务是编辑《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他写了许多文章，参加救亡文化活动，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报社经费困难。据许觉民（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回忆，报社人员每月只拿一点生活津贴，没有稿费，每天伙食只是糙米饭和一点蔬菜，生活十分清苦。周立波和艾芜同住在一座楼上，房间门对着房间门。每天晚上，周立波去上夜班，熬更度夜，努力工作。夏天，南方夜晚蚊子叮咬。入冬，南方的晚上不烤火，冷冻难熬，脚都冻肿了。白天，还要翻山越岭，外出采访，辛苦备尝，却从不叫苦。
作家艾芜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两件事：
周立波同我坐在桂林的乐群社喝茶，忽然拿手触我一下，叫我看一个中年人，那人正走出茶社。当时周立波的脸色变了，尽量忍着他的恼怒。我问这是什么人？周立波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作校对时，印刷所工人罢工，他帮工人说话，就是这个人——工头，上海话所谓的拿摩温，专管工人的，把他抓去拘押，控告他是共产党，就这样在上海坐了几年的西牢。这个中年人叫汤XX，在桂林科学印刷所工作，是上海迁来的。
周立波离开桂林的时候，把一条西裤子脱下给我，说是他在汉口借黄洛峰的，要我以后还给黄洛峰。我同黄洛峰同志是1939年冬天就在去云南认识的，同在一个山村教寒假义务学校，一村的人都在过年，我们两人就爬一座山来度春节，算是年青时候最好的朋友。几年在桂林，都没会见黄洛峰，我只好把裤穿了。以后也忘记了此事。现在看来，可能周立波看见我没有一条好裤子，便托辞给我的吧？因为直接说送的话，我会拒绝的。这足见立波对友人的厚道。
在桂林图书馆地方历史文献部，我们查阅了1939年《救亡日报》，周立波发表的文章有：
1939年7月14日：《湘西的苗家》，
8月20日：译文《为什么莎士比亚为苏联人民所珍爱》，10月30日：叶紫病逝，周立波闻讯后悲愤交加，写下了别具一格的悼文《为叶紫喜》，11月8日：《叹诉与做》（短论，约800字），11月9日：译文《亚美尼亚的绘画》，12月18日《江南敌兵哀语》（短评，约250字），除《为叶紫喜》一文外，其他各篇均未收入《周立波选集》、《周立波文集》。一次查到几篇佚文，这是我们的重要收获。
在桂林期间周立波还译完了早在武汉开始翻译的苏联报告文学集《白海运河》一书，可惜译稿在桂林毁于日寇炸弹，未能出版传世。
据桂林同志介绍，周立波在桂林参加了两个影响较大的文化活动：
当年文化人云集桂林。1939年7月4日，桂林文艺界在南京饭店举行聚餐会，商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委会事宜。周立波与艾青、艾芜、舒群、田汉、夏衍、方振武、胡愈之、王鲁彦、宋云彬、焦菊隐、赖少其、白薇等被推选为筹备委员。
叶紫去世后，周立波与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者商量了救助叶紫遗孤事宜。11月3日周立波与夏衍、艾芜、沫沙、林林、新波等在《广西日报》、《救亡日报》刊登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募捐启事：叶紫“病中无法生产，只能靠高利贷度日，但仍努力于创作计划中三十万言之长篇《太阳从西边出来》，最近以病状加深，同患疟疾，又以债务无法清偿，忧虑不已，于10月5日下午7时1刻逝世，身后萧条，不仅遗妻孤儿生活成问题，而且埋葬之费亦无法筹措……”。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局势恶化，《救亡日报》被勒令停刊。《救亡日报》办报时间虽不长，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影响是很大的。周立波在桂林太平街4号《救亡日报》工作时间虽只有半年，但在他革命文学生涯中却是重要的一段。
窑洞里讲授世界名著
1939年底，周立波从桂林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担任编译处处长、文学系教员，从1940年到1943年三年多时间里讲授“名著选读”。
2006年阳春3月，我们三周研究会一行4人来到心仪已久的延安，到桥儿沟参观了鲁艺旧址，寻觅周立波在延安窑洞的踪迹，感受他当年讲课的情景。
去之前我特意拜读了周立波夫人林蓝整理编辑的《周立波鲁艺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林蓝在校注附记中说：
延安当年物资极端匮乏。立波同志的这些讲稿，是在那时书籍奇缺，难以找到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是在那时极为珍贵的棉籽油的昏黄闪烁的灯苗下，是在那时视为最高级的各色油光纸上，是在那时鲁艺东山窑洞里的无数寒冷的冬夜与凉爽的夏日写成的。在讲稿上那些细小难辨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倾注着立波同志为党培养文艺接班人的无尽的赤诚和心血！当时，立波同志讲授的“名著选读”，不仅使文学系的同学为之痴迷，也受到其他各系同学及教职员工的热烈欢迎，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文学知识和欣赏写作水平。故此，解放后，工作在全国各条文化战线上的延安鲁艺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在延安鲁艺度过的可贵的青春岁月时，必然要谈起立波同志的“名著选读”课，都对立波同志怀有深切的尊敬之情。
当年鲁艺文学系教员主要是三人。周扬教《艺术论》、《新文学运动史》。他讲课不要讲稿，善于雄辩。何其芳教《写作实习》。他根据自己诗歌散文创作经验来讲授，每堂课都点评学员的作业。周立波讲授《名著选读》。除了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外，大量的是外国名著。
周立波教的是鲁艺文学系第二期，有12个学员，10名男生、2名女生。男生住在一个窑洞里，女生住在一个平房里。据当年的学员葛洛、陈涌回忆：
他穿一件破旧的深色呢大衣，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用绳子系起的近视眼镜，身躯高大瘦削，两颊深陷，可是脸上显现出奕奕的神采，浑身透露朝气。当年他也才三十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
当时上课的办法是，先让我们这些学生读作品，开会讨论，最后才是教师讲授。立波同志分析起作品来，细致入微，条理清晰，而且娓娓动听，再加上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在同学中很快便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当年日寇飞机常来轰炸延安。鲁艺文学系课堂设在桥儿沟后山窑洞前坪。讲课过程中经常听到延安城传来的炸弹爆炸声。周立波与学员习以为常，讲的照常讲，听的照常听。
周立波当年亲手写成的讲课提纲，经过战争年代和文革之灾，能保存下来，真是不容易。1982年林蓝将这份珍贵的遗稿交徐迟，在《外国文学》杂志分西欧作家与作品、沙俄作家与作品、苏联作家与作品三期刊发。徐迟在《续周立波遗稿有感》一文中说：
“我们感到，这份《立波遗稿》真正是我国近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文献，更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美学的瑰宝。”“我们今天读起来感到很亲切，可以感到象作家就在面前讲话的模样，它那么动人，用着珠玑似的精采的语言。
读它们就是一种享受，一种艺术的享受。它讲出来就和一般理论家的口气不一样，和美学家的文风也不大相同。”
周立波鲁艺讲稿共22篇，8万多字。今天读来，仍给人以很深的启发。例如，《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就探讨了几个重要的美学问题。这些美学问题在今天仍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是苏联作家涅维洛夫写的一篇中篇小说，描写1918年——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时的农村。这个中篇受到鲁迅重视。1933年鲁迅以“野草书屋”名义自己出资出版关于文学与美术的小丛书《文艺连丛》。这套小丛书共出版了《不走正路的安德伦》、《解放了的董·吉柯德》、《坏孩子与别的奇闻》三种。
《不走正路的安德伦》，1933年5月初版。当时的发行广告写道：
《不走正路的安德伦》苏联涅维洛夫作，曹靖华译，鲁迅序。作者是一个最伟大的农民作家，描写动荡中的农民生活的好手，可惜在十年前就死掉了。这一个中篇小说，所叙的是革命开初，头脑单纯的革命者在乡村里怎样受农民的反对而失败，写得又生动，又诙谐。译者深通俄国文字，又在列宁格勒的大学里教授中国文学有年，所以难解的土话，都可以随时询问，其译文的可靠，是早为读书界所深悉，内附蔼友的插画五幅，也是别开生面的作品。
这本书是翻译家曹靖华1931年在列宁格勒翻译后寄给鲁迅。1931年12月25日鲁迅日记中有记载。鲁迅收到翻译稿后积极筹措出版，但许多出版社不敢出。鲁迅就自己出资印刷出版，力图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打开一个缺口。曹靖华青年时代留学俄国，当时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鲁迅认为曹靖华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切实的翻译者”。鲁迅亲自为此书校阅并作《小引》。
《文艺连丛》之一《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在当时算是精品书了。因此它的出版在当时中国文化界引起广泛注意与很大反响。北京左联刊物《文学杂志》刊发了书评，认为这是苏联文学反映农村革命的典范作品，中国左翼作家也要把目光集注于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上海左联成员聂绀弩、叶紫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上也发表书评，认为这部作品响彻着不断改造生活、变革生活的呼声。
周立波在延安窑洞里把《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作为一部重要作品推介给鲁艺学员。在讲授提纲中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美学理论问题。例如，确定文学的新的主题与新的手法；写出时代的风俗史；表现新旧观念和秩序的矛盾的内容；现实生活是美学的基础，也是笑话与诙谐的源泉；走出个人狭窄的小巷，走到时代广漠的大野，突破知识份子的啾啾唧唧的呻吟，吹起洪亮的军号，等等。
在窑洞里提出这些美学理论问题，可见周立波理论修养之深。《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对周立波后来创作《暴风骤雨》无疑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944年2月，周立波调到《解放日报》，担任副刊部副部长。1944年底，周立波参加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担任司令部秘书，转战一万多里。1945年8月，他在湖北宣化迎来了抗日斗争的胜利。
写于2008年5月
2012年7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