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关于“亭子间”这一栖身之所的历史记忆，周立波自己的平静怀想和客观叙述更值得注意。他是以一个主人的身份和立场来描述和回忆的，他说：“上海的弄堂房子采取的是—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样，从前门进去，越过小天井，是一间厅堂，厅堂的两边或一边是厢房；从后门进去，就直接到了灶披间；灶被间的楼上就是亭子间，如果有三层，三楼的格式一如二楼。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我在上海十年间，除开两年多是在上海和苏州的监狱里以外，其余年月全部是在这种亭子间里渡过的。”[周立波：《亭子间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3页。]
事实上，从现代中国意识形态层面而言，尤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和隐喻空间，“亭子间”的称法并非一个褒义的修辞策略或叙事手段。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显然，这批刚从上海“亭子间”到延安“窑洞里”的文化人，是被定性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在对来自“亭子间”的文化人的一种批评，并逐渐演化为人们关于“亭子间”作家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固定印象，他们必须改造思想、转变立场以适应革命根据地的文化目标。
但是，“亭子间”所具有的重要文化意义，却在于从这样一个民居建筑所反映或显示出来的居住者所处的阶层结构和文化业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居住在“亭子间”多与居住者近乎赤贫的经济地位和无名小卒的文坛地位直接联系着。经济拮据的市民，大多选择租赁一间亭子间居住；而一些单身在沪谋生的职业青年，往往也“愿意合租亭子间，吃包饭，既省钱方便又可免去孤独的伤感，而且别有一番苦中作乐的浪漫情调”。这非常吻合周立波初来乍到是的情形，几个益阳老乡“合伙弄了两个火油炉子，自己烧菜做饭，过着一种清苦而又闲荡的生活”。[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亭子间是上海城市居住空间的一个符号，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日常环境和拮据的生活空间中，30年代的上海却创造出了辉煌的“亭子间”文化，“亭子间”文化也成为了上海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而创造“亭子间”文化的真正主体，基本上就是周立波这样一群手中物质资源和文坛名望都极为缺乏的、外地来沪的左翼青年文化人。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学生产工场里，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曾卜居其间。要知道，自晚清以降离开故乡、侨寓城市的成千上万的青年能在文化史上青史留名的微乎其微啊！因此，当周立波于1963年将他1935年到1937年间撰写的15篇论文汇集为《亭子间里》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行为方式和书写意图，我以为就是用“亭子间”的命名修辞策略，既显示他驻留上海时期的一种生活困境，更彰显他对这段生活经历的自豪和自尊。
在一幢建筑的这样边缘部分，也是在一座城市的这样边缘地带，居住在“亭子间”的周立波，无论从居住条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来说都是一个上海城里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边缘人。在人们眼里，真正的“亭子间作家”就是指这样一批刚来上海、生活无着、徘徊于城市和文坛边缘的文学青年。亭子间是周立波进入上海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他是靠外国文学的译介从“亭子间”起步而一步一步走上文坛中心的。周立波20世纪30年代的外国文学译介，已成为了上海“亭子间”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
对于周立波这样一些从乡下、从外地而来上海的青年人来说，“亭子间”不仅是实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象征性的空间；不仅是生存的背景、经验的对象，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承诺代表了一种新的人际网络、一种新的身份意识，[参见姜涛：《从会馆到公寓：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3期。]这诸多因素对于周立波都具有特殊的涵义。无论从经济状况来说，还是人际网络来看，周立波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都与“亭子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先就第一个方面予以浅显地探究。
艰窘的“亭子间”生活，迫使周立波到处寻找职业，他做过跑街、校对、电影演员和搪瓷公司学徒。他捏造一张旧制中学的伪文凭应考的目的，就是为了顺利考取免费就读的大学，不再为生计担忧。而录取他就读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系的上海劳动大学，恰好就是当时国民政府创办的唯一免费的高等学校。可是，好景不长。1930年，周立波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学校除名。离开劳动大学后，周立波的生计又成了问题。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周扬，看到周立波好不容易找到免费读书的地方如今又丢掉了，便感到十分惋惜。虽没有责备周立波，但还是流露了不满的意思。由此可见，家境尚有底气的周扬尚且惋惜，住在“亭子间”的周立波当时丢失了这个免费的饭碗，又是何等的手足无措和难以忍受！当时，他时刻需要考虑的现实，就是吃饭的问题。出了问题，时不时跑回益阳求取老家援助，自然不是谋求生活出路的良策。因为周立波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祖辈辈在清溪村种田务农，插秧、收稻、砍柴、摘茶的所得，难以维持周立波在十里洋场的开销。因此，周立波驻留上海期间返乡的时间常常非常短暂，哪怕是身背罪名。必须在家接受当局的检查，他也要想方设法、改头换面重返上海。
因此，在经济地位上说，周立波与上海这座城市其他亭子间的房客比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在亭子间这样逼仄的角落里，你是不是做出了选择？你为什么要做出选择？你的选择产生了什么效应？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亭子间”的居住者就难以千篇一律了。在亭子间里，周立波做出了生活的选择，而且是一条颇有效果的选择。
其实，周立波早就准备了在上海谋生的手段。初到上海，周立波与益阳老乡住在北四川路德恩里的亭子间里。这伙异乡客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周扬和林伯森两个人家寄来的钱款。而周立波自家为数甚少的汇款，连他自己的伙食费也不够开销，过的是一段清苦而闲荡的生活。而同乡青年当时又常常聚集一起，以打麻将来消磨时光，但周立波除忙于找工作以外，天天就是坐在宝山路东方图书馆里。他没有无所事事，而是坚持自学，为的是考取免费的大学，他顺利地考取了这种梦寐以求的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他长期坚持自学英语，而且长进很快，在劳动大学就读时就“逐渐达到了能翻译外国作品的程度”。[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后来在监牢里，即使生活很苦，周立波亦依然坚持自学英语，对周扬探监时带来的《英汉双解字典》也爱不释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周立波并不似柔石、丁玲、叶紫、艾芜、沙汀那样以文学创作闻名，虽然起初他也是以散文的形式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但他大规模的文学创作却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离开上海“亭子间”以后。他能够立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首先更多的是依靠外国文学译介所取得的成就。在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作为翻译家的周立波已是不能不让人瞩目的一个。而同时期“亭子间”的左翼青年作家中，现在掐指一数也数不出哪个能够与周立波的外国文学译介相媲美！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大多数左翼青年作家没有深厚的外语根基，而从事外国文学翻译不懂外语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林纾那样的天才仅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已。由此可见，虽然不懂俄文但熟练掌握英语的周立波，较之其他年轻左翼作家还是多了一把驰骋外国文学翻译园地的利器，这也是他比其他一批刚来上海、生活无着、徘徊于城市和文坛边缘、居住在“亭子间”的文学青年能有更多翻译成果的根本原因。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