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山西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作为生命活体，周立波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作为精神粹体，周立波却始终同我们相伴，与时代同行。他不仅屹立在我们的生活里，而且也翾萦于我们的心灵中。他以自己的智慧、人格与生命的烈焰所铸冶和升华而成的文学魅力，永远都会像高罥碧天的七色彩虹一样明丽、灼艳，让我们从中深深地感受着精神和艺术的真诚、丰赡与纯尚。
在创作过《铁门里》、《铁水奔流》等反映革命斗争和工业生产的小说之后，周立波掉转笔锋，把注意力投向了广阔的中国农村，《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以及《桐花没有开》、《张闰生夫妇》、《禾场上》、《盖满爹》、《卜春秀》、《飘沙子》、《胡桂花》、《民兵》、《山那面人家》、《张满贞》、《湘江一夜》等，这些作品反映的，都是中国农村带有根本性的巨大变革。尽管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情景早已成为历史，但作品本身的价值却不惟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衰减，反而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而越来越具有文学的认识功能和艺术的审美价值，越来越显现其深邃的内蕴性、凌利的穿透力和厚重的历史感。
对于此，无论是黑龙江省尚志县的元宝村，抑或是湖南省益阳市的桃花仑、清溪村和金银山村，它们都是可以成为最直接的见证和最有力的佐证的。因为前者是周立波写作《暴风骤雨》时的背景地，后者则是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时的体验区。元宝村，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穷山村，就因为周立波在这里参加土改工作并以其为原型而创作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之后，才历史性地改变了它的命运，促进了它的发展，使它从当年的光腚屯一跃而变为现在的亿元村。如今，这里不仅修建了“《暴风骤雨》纪念馆”，而且还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元宝村确定为“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桃花仑、清溪村等的变化也十分惊人。就说金银山村吧！这个当年同样是凄凄冷冷的水乡山寨，如今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人均收入直线上升，户户农民乔迁新居，大街小巷汽车如缕，田头地垅工厂林立，简直是兜底儿来了个“旧貌换新颜”。
这种变化是偶然的吗？不是。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几乎令人匪夷所思的巨大变化，除了社会和时代的原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周立波的小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都以其史诗性的深刻思想和强大魅力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巨大的精神激励。以黑龙江省尚志县的元宝村为例，自从周立波来这里搞土改，并运用在这里所积累的三麻袋素材，经过提纯炼粹，精心创作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之后；自从《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并行销全国和世界的许多国家之后；自从村子里的不少人都作为艺术形象的原型而在同名小说和电影中频频“露脸”之后，这里的人们就本能地产生了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凝聚力和拼搏力。他们都憋着一股劲儿，下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绝不能给《暴风骤雨》抹黑、丢脸，一定要让周区委（当地人都这样称呼周立波）放心、舒心！就连对元宝村的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宝金，也完全是因了《暴风骤雨》才从千里之外与元宝村结下不解之缘的。张宝金，山东宾州人。少年时刚刚学会认字不久，就怀着崇敬之心阅读了《暴风骤雨》，并被书中所描写的元茂屯（元宝村）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所感动，由此认识了革命道路的艰辛和斗争生活的严酷，从而确立了先进的立场和社会主义的人生观，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迫切要求进步。稍大一点，更懂事了，又从《暴风骤雨》中体味到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争自由、谋利益的先锋力量，从此而确立了自己一生的奋斗方向和铁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誓愿。怎样来体现这个方向和实现这个誓愿呢？张宝金思来想去，终于作出决定：就到“元茂屯”去，就像当年的赵玉林、郭长兴、花玉容、白玉山、老孙头、赵田头、老初头、刘桂兰等人一样，在元宝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是，怎样才能让元宝村相信自己和收留自己呢？张宝金又一次捧起《暴风骤雨》，读着读着便豁然开窍了，他想：周立波当年不是用“扎根串联”的方法做群众工作么？元宝村不就曾是个有名的“光腚村”，许多人都没有裤子穿么？既然这样，我何不学个裁缝的手艺，为村里的男女老少缝衣服呢？就这样，张宝金找了一位老成衣匠，拜师学艺，只几个月工夫，便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出师了。于是，他就这样揹着缝纫工具，辗转千里，直奔《暴风骤雨》中的元茂屯——实际生活中的元宝村。时间：1968年春暖花开之际。
从那时到现在，张宝金在元宝村从当裁缝到当生产队长，从1979年入党到1985年升任村党支部书记，通过带领群众开拓进取、兴业致富，连续创办了农具加工厂、筷子厂、铅笔板厂、制笔厂等企业，一步步地使这个当年远近有名的光腚村跨越式地变成了如今远近闻名的亿元村。在这整个过程中，周立波和他的《暴风骤雨》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关键性的，而且是永恒性的，极其强烈而巨大。正如张宝金所说，他是看《暴风骤雨》长大的，他是受周立波和《暴风骤雨》的激励、感悟和直接影响，才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才立下了为人民服务的志向和誓愿的。也正如元宝村的乡亲们说：“张宝金的创业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就是《暴风骤雨》所体现的革命进取精神，周立波当年在元宝村留下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创业精神，由土改文化所培育和激发起来的与贫穷和落后进行坚决抗争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种精神，已全部凝结到了张宝金的身上，凝结在了今天元宝村人的身上！”
一个作家，能够如此浓重而恒久地活在人们的心里，并成为鼓舞和激励他们前进的力量；一部作品，能够这样鲜明而有力地锤炼人们的意志、提升人们的生活，并在历史和时代的演进与发展中焕发出永不褪色的光彩，究竟其缘何有、其因何在呢？这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每年大约都有上千部长篇小说问世，而又偏偏大都在人们的生活和心灵中留不下什么痕迹的现实文学生态时，我们的这些思考虽然可能会是比较沉重的，但却也不无自省意义和战略价值。因为一当我们从这种对比中找到出现强烈反差的原因时，我们也就会有可能孕育出一次别开生面的新探寻与新突破。
是的，我们亟需这种探寻和突破，我们的文学再也不能这样在“质”与“量”的二律背反中平庸地循环和重复了。不过，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首先必须反躬自问：你是把创作当做自我表现、自我陶醉、自我发泄、自我猎取的途径和工具呢？还是当做真诚而艺术地反映生活、表现时代、奋悦人民、推动历史的使命和责任？这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并由这种本质上的区别而必然要导致创作动因、创作手法、创作过程和创作目的的完全不同。其结果，自然也就大相径庭了。
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很有必要向周立波取取经，看看他的文学的魅力究竟是从何而来？——周立波，作为一名高级干部、知名作家、延安“鲁艺”的文学教员、被载入中共党史的人物，“官”，可谓大也；“知”，可谓高也；“资”可谓老也！然而就是他，在写作《暴风骤雨》之前，竟不惜冒着匪祸、寒冷和饥饿，远离家人和城市，到嵌在林海雪原深处的元宝村去搞土改，与当地最贫苦的农民同吃、同住、一起劳动和斗争，还要肩负重任，组织和领导好当地的土改工作。直至今日，元宝村的人们都还满怀眷眷之情，念念不忘这位来自湖南水乡的周区委。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写作《山乡巨变》之前，又是这位周立波，竟然举家从北京迁往湖南益阳农村，在那里住土屋、吃土饭、干土活、说土话，正儿八经地当起了乡下老倌子，全然以一名普通“村民”的身份参与和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全过程。
多少年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作为一名作家，周立波自然是个文学的有心人，如对典型人物的观察，对生活素材的收集，对群众语言的学习等，但周立波却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创作才去深入生活的，更不是为了什么完成创作任务而临时抱佛脚，急急忙忙跑到下边去浮光掠影地兜一圈，镀镀金，应应景。他不，他向来都对生活和群众报以无限的淳尚与真诚，向来都是把认真做好工作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写作，永远都是工作之外和工作之后的事情。一个作家，只有通过在时代的大潮中与群众完全一体化地真诚而实际的工作，才能真正融入群众之中，才能真正熟悉生活和了解群众，并在感情、心理、文化诉求和理想追求上与他们绵绵相契、息息相通，否则，如若只是单纯抱着为了进行创作的目的而去功利化地浅尝辄止地体验生活，那是永远也无法真正走进群众生活之大门的。作家一旦陷入这种“门外的徘徊”，那就自然是难以写出深刻反映生活本质并深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来了。
对于成功的、有责任心的作家来说，除了对生活、对群众的态度之外，还有个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是否正确的问题。周立波从来没有把创作单纯看成是自己的事，更没有把它看成是一己之私事。正因为他是为人民而创作的，完全没有自我表现和自我猎取的欲望和目的，所以，他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便最容易与时代、社会和大众取得高度的契合和一致，这便是不论在任何时候，写作任何题材，他的作品都总能够被社会认同和大众认可的根本原因。尽管周立波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是一个兼为翻译家和理论家的作家，是一个经纶纵横、学贯中西的作家，但他的作品却始终都那么显呈着地道的民族性和质朴的民俗美，字里行间无不流贯和散发着清新、浓郁而诙谐的传统之脉、时代之韵、生活之淳与泥土之香，更绝无什么云云雾雾的“意识流”与疙疙瘩瘩的“现代派”。他坚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民族基因和时代风貌，才是文学的个性化和独创性的天然土壤与本能体现。然而，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生命之源却永远都深蕴于群众性和社会性之中的。所以，他创作任何作品，都总是想着如何能让群众喜欢和怎样才对社会有益。至于自己究竟能够从中得到什么，那是从来不在他的考虑之列的。《暴风骤雨》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面对巨额奖金，周立波一时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直到把钱捐了公，为社会办了有益的事，他的惴惴之心才算是泰然下来。他认为作家心中要有群众，就首先要写出群众喜欢并对群众有益的作品来，而绝不能是不管群众需要不需要、喜欢不喜欢，受益不受益，都只一味地为了“玩”，为了“表现自我”，为了一己的出名、获利和得奖而写作。这无疑是对文学本质的异化和对文学品格的亵渎，其结果也往往会事与愿违。实际上，中国的四大小说名著，就都是先在群众中和社会上流行起来之后，而且是流行了好多年之后，才在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基础上逐渐成为名著的，而绝不是先刻意要成为名著，尔后才流行起来的；更不是创作主体为了达到某个预设的功利目标，而全然不顾及群众的情趣和需要、社会的益取与认同。这个事实，不可不承认；但这种关系，却不容颠倒。如若颠倒了，就会使作家失重，使文学异质，使生活寂寞，使欲望错位。
以上所解读的，便是周立波文学魅力的产生之源与秘笈所在。它对于我们现今的文学创作来说，不啻是一次启迪、一种昭示、一副良药，其意义和作用都绝对非同小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