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景/贵州民族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还乡是知识者（文人）思接千古的一种文化姿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叙事传统，其中的内在逻辑错综复杂，不可同一而论。怎样的还乡者？缘何还乡？乡是什么乡？还乡是何情感体验与表达？所有这一切，都因人、因时、因事、因地的差异而各有说道。惟其如此，还乡才是洞悉知识者灵魂的一扇窗口，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审美之维。跋涉在漫漫人生之旅的知识者，也许只有回到他生命的起点，才会露出最真实的面目。周立波也曾经是一个还乡者，而且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举家还乡。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能用游子与故乡或士大夫还乡这样的逻辑去解读。也不可与鲁迅那样的启蒙意义还乡、沈从文那样的精神还乡相比拟。甚至与同一时代的赵树理、柳青还乡，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周立波实际创造了一种新的还乡模式，其中蕴含着知识者与革命者、个人主体与超个人主体、乡土的他者启蒙与自我启蒙、还乡的当下写作与艺术自律等诸多对话关系。《山乡巨变》等还乡之作在情感体验与艺术趣味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异，均可追溯到这个意义上去。它甚至具有精神转换史的意味。
一、从知识者到革命者
知识分子的“下乡运动”，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在解放区蔚成风气的现象。其中包含有后来为人熟知的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毛泽东断言：“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808页。]当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压倒一切的大局，而农民和士兵又是这个大局的决定性力量（历史主体）时，改造知识分子的主题无论怎样看都有几分既急功近利又天经地义、入情入理的意味。惟其如此，毛泽东的理论才会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自觉践履。通常，知识分子积习难返。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有着强烈的关乎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也颇有几分张扬个性甚至自命不凡、桀骜不驯、孤芳自赏的自我精英意识，与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相去甚远。尤其思想感情与工农有距离，只能化大众而不能大众化。现在，为什么一个座谈会，一番讲话，就可以让他们洗心革面、心悦诚服了呢？
这需要简要回溯现代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19世纪末，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日薄西山，社会动荡和分化加剧，中国的文化危机日益严重。传统士大夫文人迅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知识者开始粉墨登场。要解释这个变化，通常离不开晚清以降西方现代性的进入，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历史性巨变。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倘要让讨论集中到一点，并更有助于由外向内去揭示现代知识者的身份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知识者主体的精神变异，则答案可以更简明：革命！是“数千年未遇之变局”造成的中国革命，终结了传统文人的历史命运，并将现代知识者推上了历史舞台。
这个革命与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的政变、起义、造反不能混为一谈。“政变就其本身而言，只改变领导权，可能还改变政策；起义或造反可能会改变政策、领导权和政治制度，但不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而“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塞缪尔·P·亨迁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1-242页。]在革命的直接作用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有感于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而日益变得不安分的反叛的阶层，从此横空出世——这就是现代知识者阶层。“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现象。”[塞缪尔·P·亨迁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5页。]在现代中国，知识者和革命者之间，有时简直就没有明显的界线。
但这仅仅是就知识分子的一般禀性和使命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其实远比亨迁顿描述的复杂。不断有人试图对近百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做断代研究。[许纪霖：《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1页。]的确，代是一种描述，是思维在概念中得以显现自身的方式。如果说晚清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还是带着变法图强、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思想来谋求国家民族的出路，传统士大夫文人的那条尾巴还时隐时现；那么到五四时代，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元培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强烈的反叛传统文化的意识，并曾一度结成同盟。虽然最终因对无产阶级革命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之间有了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畛域，但那种现代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性的自觉，仍如东方的晨曦，是可以照亮古老中国的。
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大体是大革命前后走上历史舞台的第三代。此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中。思想启蒙已风头不再，现实是一片刀光剑影；梦魇般的政治挤压无从摆脱。寻梦的冲动无时不在，而前路却一片迷茫。对他们而言，追求革命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怀疑、否定、困惑、求索、挣扎、彷徨，几乎成为那一代知识者共同的精神轨迹。他们必须做出抉择，必须找到个人和革命的契合点，并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参与革命实践。而个人的前途一旦与革命纠缠在一起，知识者的情感底色，就必然要被重新改写了。
大革命对周立波无疑就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过去，在叙述周立波的这段历史，即他如何告别家乡，到上海参加革命的这一段经历时，很多传述和回忆都会提到1926年夏天周扬与他的相识和进步书籍的影响，以及不久以后大革命洪流对他的冲击。[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0页。]这当然都是事实。但对一个十八、九岁的乡村青年来说，革命带给他的显然更主要是生存的压力，绝不仅仅是启蒙。五四时期的知识者，之所以要采取对传统文化激烈反叛的姿态，乃是因为要假西方的思想理论来解除自身的精神危机，因此革命便首先发生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种灵魂深处的革命在整个2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阶级斗争和党争中仍在持续。而对像周立波这类在大革命时期还在学校读书的更年轻的一代知识者来说，革命已经演化为外在生存空间的挤压，甚至是生与死的抉择。革命对现实的任何一点改变，往往在他们身上立即兑现。所以对这一代知识者而言，理想的归附、伦理的认同，自我价值的实现，总是与革命同步推进的，他们不可能像自己的前辈那样超然物外。前一代知识分子已经事业有成，在思考革命、发动革命、参与革命时，基本不存在生存问题，或者说生存危机暂不足以立即对他们的生活保障构成威胁。而对周立波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革命首先意味着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如何才能有着落，意味着机遇。一旦被革命接纳，那就等于是家庭一样的归宿。革命事业和个人前途，变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生命整体。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当毛泽东要求他们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为革命战争、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不就等于是要求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尽一份力吗？谁还会去计较其中的“改造”诉求呢？非但不计较，更多的时候，他们倒是要真诚地检讨知识者思想感情与工农兵的距离，以便能够更好地深入工农兵，向工农兵学习，和工农兵一起经受考验，并和他们一道去夺取自己事业的胜利。
周立波对大革命的回忆是痛苦的。多少年之后，他还在诗歌中不无忧伤地咏叹“家乡的一九二七”。[周立波：《牵引你的》，《周立波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41页。《翻古》，《周立波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22页。]1964年的小说《翻古》，还在详尽回忆这段历史，可见印痕之深。丁玲、蒋光慈、洪灵菲、叶紫、沙汀、艾芜等，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走向革命、走向左翼的亭子间已是义无反顾。区别只在周立波比他们来得更激烈、更热情、更率性、更执着。“在他身上常常令人感到有一种革命的本能”。这种“革命的本能”不乏冲动甚至狂热的因素。在上海虽然生活困苦，四处碰壁，但他“很单纯，就是要革命！”[周扬：《关于周立波同志的一些情况》，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为此，他“跟着别人到街上去示威，搞飞行集会”，[周扬：《关于周立波同志的一些情况》，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发传单、组织罢工斗争，身陷囹圄也敢用戴着镣铐的双手抵抗洋包探的铁棍殴打。[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周立波经历过两年多牢狱斗争的严峻考验。出狱后他参加了左联，成为一名亭子间的左翼文人。这同时也意味着，他终于在革命事业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革命对他而言，已是毕生的事业。这一时期，他加入共产党，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借鉴苏联文学的经验，来观察和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前途。其中最别出心裁的，是对“牢狱文学”的关注。“牢狱成了无数优秀国人生活和死亡的地方，自然值得我们的很大的注意。”“用牢狱生活作题材，还没有写成更大的作品。我们期待着中国的岛木健作的出现。”[周立波：《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162页，]也许这是一种情结，1941年他最早开始的小说创作尝试，便是“牢狱文学。”这就是小说集《铁门里》。其中最富于文学意味的是那篇《麻雀》。身陷牢狱的革命者，把对理想、自由的渴望，对人世间美和爱的思念，寄托在一只偶然飞入囚笼的麻雀，但这一点微弱的心灵火焰，最后也被无情地掐灭了。小小的悲剧，有一个飞翔的高度，一种象征的意味：当时的中国社会，不就象一个让人窒息的牢笼么？能够打破这牢笼的，不是唯有革命么？
抗战爆发后，周立波革命激情更融入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元素。他意欲投笔从戎，“打算正式参加部队去。”说：“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也无所怯惧。”[周立波：《信》，《周立波文集》（第4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1944年，他坚持以文弱之躯参加八路军南下支队的万里长征，遂了从军的心愿。据很多人回忆，这一时期，革命者周立波甚至顾不得知识分子的斯文，“听不得任何对革命不利的话，不管什么场合，听到这样的话都会使他激怒，这时候，说不定他就会一个茶杯摔过去，或者一个板凳摔过去。”如此的秉性气质，使他在延安就逞过一次“匹夫之勇”。[陈涌：《我的悼念》，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5页。]友人蔡若虹有一次和他谈起对宋庆龄的印象，说宋庆龄是一个伟人，周立波很不高兴。他扯着蔡若虹发火、争吵，质问他：党内还有很多伟人，为什么你不提？[王培元：《小说家周立波的开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在早期的文艺评论中，他最推崇的就是革命的反抗意识。他之“替阿Q辩护”，乃是因为阿Q身上有“农民的原始的反抗性。”（[周立波：《替阿Q辩护》，《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到延安后再谈阿Q，他甚至不以为然地责怪鲁迅没有看到“农民的光芒四射的崇高的、英雄的气质和性格。”[周立波：《谈阿Q》，《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这就是周立波从知识者到革命者的精神和心态。
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立波开始潜心于创作。《讲话》对他的最大启发，就是如何确立个人与革命的关系。在后来纪念《讲话》的近十篇文章中，他对此多有赘述。周立波是一位有准备的作家，左联时期，除从事理论批评外，他还发表过散文、诗歌及一批报告文学作品。《讲话》前，他写过《牛》和《铁门里》的几篇“牢狱文学”之作。但这些作品一经与《讲话》精神对照，周立波立刻就找到了差距。他说：“里面也埋藏无数小小的心灵的悲喜”，“可是这种属于个人的静止的生活，和这动乱时代的大众的悲欢、挣扎，离开得太远了。”[周立波：《生活、思想和形式》，《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页。]这应该是他最早联系《讲话》精神反省自己创作的文字。以后，周立波就开始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纳入到革命事业的轨道中去。他希望自己“能够很快被派到实际工作中去，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份子’。”他相信，“这回下乡运动的思想上的准备，可以说是非常的充分而且周密。”[周立波：《后悔与前瞻》，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丰硕的收成。
周立波是言行如一的，他像战士一样参加南征支队，后来写成《南下记》和晚年的《湘江一夜》。本来还预备写长篇——1950年在向中国作家协会报创作计划时，就有“关于武装斗争的长篇，20万字”的记载。[《1950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调查》，《人民文学》1950年第6期。]但这个心愿终未兑现。参加土改，他写出了成名作《暴风骤雨》。周立波可以说是终其一生，都在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同步参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如周扬所言：“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步伐始终是和中国革命同一步调的。”[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27页。]
二、知识者还乡的本源性转向
